中美之间的竞争
由于各国利益不同，在国际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中，各国政治家斗智斗勇，都希望取得对己方最好的结果。国际关系，也是竞争关系和博弈关系。博弈各方需要考虑各种规则，包括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道德规范等，除此以外，必然也包括丛林法则——以实力决定胜负。
战后国际经贸合作规则与中国崛起
国际社会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社区，实力包括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每个国家的决策都需要充分评估博弈各方的实力（包括自己的、对手的、盟友的和对手的盟友的）做出决策。
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全球化诸多规则，总的来说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自然禀赋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处于非常卑微的地位。幸运的是，一帮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们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经过很多轮的谈判磋商，发展中国家才在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以后的国贸组织（WTO）架构中获得一些特殊待遇。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特殊条件，国际贸易条件长期没有改善。而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用了其中一些规则上的优惠，在保护自己产业的前提下，逐步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充分利用本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逐步取得一些技术转让；通过加大研发强度的方法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中国不仅崛起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不少产业领域和科技领域进入与西方国家平等交流的地位。
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
现代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各种规则之下的竞争。可是，当强势的一方不满足于既定规则的时候，就可能使用强权或者暴力。这个时候，丛林法则发生了作用。尽管战争总是被视为野蛮的手段，可是，它事实上总是被作为最后解决国际纷争，包括经贸冲突的最终方法。战争通常会给双方带来痛苦，可是如果一方认为自己能够获胜，代价可以接受，就可能率先发动战争。国家的抉择，最终取决于对于所有相关收益和成本的算计。
19世纪初，中国对英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英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等传统商品，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还没有广泛的市场，结果是英国大量的白银流向中国。当年英国人不满意这种状况，遂通过走私手段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以不道德的方式解决贸易逆差问题。作为主权国家，中国开始禁烟。这影响到英国人的根本利益，遂发动了鸦片战争，使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用暴力迫使中国放弃关税壁垒，不仅继续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还公然掠夺中国的财富。
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国家首先不能丧失主权，对外开放，必须是在有主权保护的条件下进行。失去主权保护的本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肯定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条件恶化，长期处于世界经济的底层。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博弈
专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鼓励创新。不过，这套制度也可以理解为保护既得利益者。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高，当然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如果欠发达国家严格遵守这套制度，想要赶超就非常困难。因此，欠发达国家往往不会很严格去遵守这些规则，导致屡屡有所谓侵权行为。这些行为从道德角度去解读没有什么意义。当这些国家缺乏基本的发展条件，如何去考虑那么多道德的事情？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初期也受到过很多类似的抄袭模仿等侵犯知识产权的指责。当然，被侵权的国家通常会通过国际组织以及外交手段等对侵权国家施加压力。被指责侵权的国家政府需要做出一些措施或者姿态去应对和化解这些压力。至于他们采取的措施认真到什么程度，就视他们对于代价和收益以及风险去决定了。
当一国的技术水平上升到一定的程度，自己都会很积极地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以鼓励本国的创新以及保护本国的利益。中国在对外开放初期，经常被指责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重视，部分原因是当时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另一些原因是出于利益的考量。想象当时中国人花几千元买一部电脑已经很困难，还要另外花一大笔钱买一套软件，超出多数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不过，中国政府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政府时不时也要打击盗版行为，并且逐步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由于相关的制度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逐步建立并执行，中国人得以有一个比较宽松的过程去学习和接受西方的先进技术。显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主权保护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些小国的政府，如果不能严格按照西方的规矩行事，很可能就被直接或者间接颠覆了。新中国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地走向繁荣富强的境界，这首先因为中国有独立的主权并且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贸易关系中的美国选择
历任美国总统在决策中都会把美国利益摆在最重要的考量位置。不过，特朗普可能是第一个毫不掩饰、赤裸裸提出“美国第一”这一理念的美国总统。同样，要理解美国在贸易关系中的选择，需要从美国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得失来分析。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挑战
全球化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各个国家专门生产那些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并积极参与国家交换和合作，可以增加全球的总体福利。这跟专业化分工合作的道理是一样的。可是具体到每个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得失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拥有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在全球的分工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从中得到的好处是更多的。可是，全球化对于美国来说，也带来挑战，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化的好处分配不均。
尽管发达国家总的来说从全球化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可是发达国家的百姓得到的好处却不均匀，甚至有一部分人得到了好处，另一些人却支付了代价。美国的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很欢迎全球化，因为他们通过全球化的金融交易有机会赚取全世界的钱；硅谷的技术精英们也很欢迎全球化，因为他们在硅谷研发出来的很多技术可以通过出售、授权，或者在其他国家运用赚取丰厚的利润。不过，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很可能不喜欢全球化，因为美国的汽车商把很多汽车厂搬到了墨西哥或者中国去了，造成汽车工人大量失业。特朗普能成功当选总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一些反全球化言论得到了这些群体的热烈拥护。
第二，全球化导致制造业萎缩。
从国际产业层次来看，发达国家会逐步走向高端的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包括技术研发和服务以及专业服务等。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美国的跨国企业占的比重很大。一家美国跨国公司总部的员工不会有很多人，主要是从事资本管理、财务管理、法律市场、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的人员，可是，其在全球直接或者间接雇佣的员工可能数以十万甚至上百万计。为什么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会高很多？原因就在这里。靠脑力吃饭和靠体力吃饭，收入肯定是不同的。
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甚至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被转移到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第三产业比例越来越高，第二产业的比重越来越低。即使在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奥巴马就呼吁“制造业回归”，第二产业的比重仍在下滑。目前美国的第三产业占GDP的80.2%，第二产业只有18.9%。
制造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旦经济出现衰退之类的变化，失业率上升的时候，人们都会怀念制造业的好处。另外，一些战略家会关注到制造业萎缩对国家长期发展形成的威胁。设想世界进入战争时期，薄弱的制造业会大大降低国家的战争能力。
第三，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危机感。
这个世界就像一个金字塔，最上面的位置，空间比较小，被发达国家占据着。可是即使上了这个层次，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有可能会掉下去。首先，这个有限的空间还有别的发达国家，他们互相推搡（竞争）。国际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寡头垄断局面，过去长期是美德日三国较劲的地方，他们各自在技术研发方面、市场营销方面甚至外交方面角力。其次，后进国家可能赶上来，挑战他们原有的市场地位。比如中国汽车行业尽管总体还属于较弱的，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却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因此，占据高端位置的国家，如果有机会，把企图“屌丝逆袭”的后进国家踢下去，是可以理解的。二战以后，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走向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本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外，发达国家以各种方式的打击，也是原因。再次，每个经济体和每个行业都会有周期的变化。一个低潮期通常会对某一个经济体或者行业造成猛烈的打击，如果没法恢复，这个国家就可能被降级。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击了一系列的国家，其中如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凭借其丰厚的实力和适应能力迅速恢复，可是，如希腊等国家直到目前仍然一蹶不振。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希腊的人均GDP在2008年是3.04万美元，经过八年的恢复，2016年仍只有1.81万美元，只有八年前的六成水平！
美国国际领导地位受到的威胁
除了上述三个因素给美国人带来的压力，作为二战以后第一大经济体，冷战以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面对的更大压力还来自于崛起中的中国在未来对其霸主地位的威胁。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在WTO等国际规则之下迅速崛起，在提高产业层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诸如高铁、显示屏面板、核电技术、电网技术、新式战斗机以及航天航空等一些领域都进入了欧美的传统优势领域。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其独有的优势，那就是国家意志力和国家集体能力能够更充分发挥。正如连续纪录片《五年规划》所描绘的那样，中国，就像一个大公司那样运作，重视计划管理，重视目标管理，而且，还很有执行力。过去一个个五年规划、十年规划都基本甚至超额完成了既定目标。中国不久前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到2025年要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的行列，而且明确要在10个重要领域取得进步。而中国的中期目标则是在2035年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的中等水平，到2048年要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前列位置。对于特朗普来说，看到如上的中国中长期目标，无异于听到“敌人在磨刀”！
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尽管仍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却日益感觉到危机。当发现由其主导制定的现有国际规则不利于美国利益时，美国人就想放弃这些规则。
美国现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狙击中国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中国人不能因为美国人的不高兴，就放弃前进的步伐！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一个最富裕的国家，中国人希望“昔日重来”！
贸易关系中的中国选择
如上所述，全球化尽管对世界总体福利是有好处的，但是从长期来说，各国从中得到的好处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满足于以资源和低端产业的发展参与国家分工合作，将会陷入相对优势陷阱——长期陷入贫困的状态。他们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产业层次，才有机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从引进外资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然后再进入知识密集型产业。当前成为美国贸易博弈的头号对手，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的成就。
要重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既然“生命即是竞争，生命即是选择，生命必须繁衍”，生命首先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才能在竞争中获胜，才能自主的选择，也才能得到繁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保持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永远是重要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国防力量是终极后盾。中国国内某学者曾经发表一篇文章《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他认为，各国都扩充军力，会导致各国军力的互相抵消，还不如大家都缩减军力，大家都有好处。如果从世界和平和总体福利来说，当然是对的，可是，中国人不维持强大的军力，靠谁来保护我们？如果中国人总是站在世界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那谁来照顾我们自己的利益呢？该学者另一个观点就是关于反对国家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可是，他所说的几个前提如果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的话，谁能够保证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看看美国针对伊朗、朝鲜等国家的禁运手段，看看美国在2018年初对中兴通讯实施的禁售美国敏感产品的政策——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要素替代机制还在吗？粮食，是维持一个国家人民生存最重要的商品。如果中国人连粮食安全都没法保障，还有什么底气去维护发展的权力？即使如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都需要支付巨大的代价去保护本国的粮食生产。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评价一项经济政策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令人怀疑他是否站在中国的国家利益立场上考虑问题。
某前外交官曾经说，一战和二战以及美国战后介入的几场战争，已经让大家都知道，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不会再有世界大战了。可是，一战和二战只是一百内发生的事情，竟然让大家都改变了延续数千年的竞争规则了？
此二人的观点很危险。历史告诉我们，贸易争端极其容易引起战争，因为战争是解决国际纷争的最后手段。世界文明史，基本上也是一部战争史。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司马法》就告诫人们：“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积极争取和平解决争端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笔者强调要重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说明本人是一位好战分子。事实上，中美之间最好的结局仍然是通过互相妥协达成和平相处的目的。尽管历史上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经常因贸易冲突走向战争，但仍然有一些例外。如20世纪美国崛起替代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就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再比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最后也没有酿成战争。
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很像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的状况——经济规模有可能挑战美国的地位；与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既然中美贸易博弈开打，双方肯定会讨价还价，贸易博弈要和平解决，必须双方都各有妥协。中国对于自己的应有权利（比如发展高科技）当然应该“寸土不让”，但是在一些领域，中国可以考虑适当做出让步。中国需要认真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日博弈的案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如何从“广场协议”吸取经验
日本1989年泡沫爆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日经指数从约39000点开始暴跌，并进入漫长的熊市，最低曾下破7000点，目前也只有约22000点。日本的GDP增长率近30年一直徘徊在1%左右的水平。很多学者都把日本泡沫破灭以及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情况归结于1985年日本签订的“广场协议”。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错误的判断会误导中国对美博弈的策略。
“广场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汇率的影响
有人说，“广场协议”是因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对于美国强权压制的一种屈服，是被迫签订的。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合理。当时日本在冷战时期是西方阵营里的一员重要棋子，可以说美国也很需要日本的合作以共同对付苏联为首的阵营。这构成了日本与美国博弈的条件之一。不过，美国当时挥舞贸易制裁的大棒，对日本这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造成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日本愿意做出让步，肯定也是掂量过成本和收益关系的。
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署国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主要内容是要求各签署国协助让美元贬值，改善美国的贸易不平衡。签署国后来集体抛售美元，令美元对这几个国家货币的汇率都大幅下跌。其中，日元在随后五年（1985~1990）从大约一美元兑260日元，暴涨超过一倍，到约120日元。日元短期内大幅升值当然会影响到经济，可是，其影响被很多人夸大了。
首先，“广场协议”签署以后，签署国的货币普遍都大幅升值，日元升值并不是个别现象，如同期的英镑也差不多涨了一倍——从一英镑兑1.05美元涨至两美元！可是，从来没有人说这个协议导致了英国的经济停滞。
其次，如果“广场协议”导致随后几年日元被人为大幅升值，那么过后的30年，市场力量应该让日元汇率回复原来的水平才对，要知道日本实行汇率浮动制度，且资本自由流动。可是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990年以来，一直围绕一美元兑110日元的中间值波动（高点147，低点75）。这足以说明，当时日元的升值，是自然升值，向市场均衡水平回归。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如果在汇率方面做出让步，实际上是“顺水推舟”，把本来就要发生的事情做一个“人情”，完成了一笔重要交易。
“广场协议”签署后的日本的经济发展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签署“广场协议”以后的五年（1985~1990），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日本GDP增长率平均仍维持约5%的水平，GDP从1.38万亿美元增长到3.1万亿美元（其中显然包含日元升值的因素）；日本的出口只是出现了短暂的小幅下跌，然后重新进入持续上升的势头。这说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层次已经达到高端水平。高端的经济体贸易条件比较优越，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有可能在本国货币升值的情况下，通过适当的加价得以抵消相关的不良影响。很有意思的是，在日本的出口出现短暂小幅下跌的时候，进口不仅没有如预期那样上升，反而出现同步的小幅下跌。这说明，现实经济情况远比理论上的假设情况更复杂。
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
关于日本泡沫爆破滞后长期陷入停滞的状态，实际上与人口因素和城市化进程有关。美国学者哈利.登特（HarryDent）在其著作《下一个大泡泡（TheNextGreatBubbleBoom）》中，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认为，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萎缩。他发现1989年日本泡沫破灭的当年，刚好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2004年开始，日本的人口也开始萎缩。笔者认为，这个分析很到位。一个人一辈子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玩”都是需求，需求的满足，就是经济增长。一个人为了获得购买能力，需要打工、做生意为社会创造价值。因此，只要人口在增长，经济就具有天然的增长潜力。人口在萎缩，经济当然难增长了。日本人口近年有加速萎缩的倾向。在2016和2017年分别减少超过40万。人口的萎缩对于房地产的影响尤为明显。日本目前的住宅用地价格指数只有约60点，还不到1992年（约125点）的一半。
日本经济近30年的停滞，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化进程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刚好在20世纪80年代末耗尽。有学者发现，城市化比率达到75%以前，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力较大，此后就减弱。而日本的城市化比率刚好在1990年达到75%。可以说，日本在人口和城市化进程两个重要因素的双重负面影响之下，经济缺乏继续发展的动力。日本经济的发展只能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尽管日本的人口在减少，但是总体的经济水平还保持略有增长的状态。而且，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一直维持到2010年才被中国取代，确实难能可贵了。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博弈，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较量的一部分。从历史来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机会很大。中国必须对此有足够的警惕并作好充分的准备。不过，中国应该仔细研究避免贸易战酿成军事对抗的方法。要达到和平解决贸易争端，通过谈判互相做出妥协是必要的。日本20世纪80年代与美国的博弈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通过汇率调节了日美双方的贸易不平衡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值得中国参考。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人民币仍被严重的低估，美元兑人民币的长期均衡汇率应该在3.5左右，（具体请参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长期趋势分析”，蓝裕平蓝皓贤，《国际融资》2017.4）。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从全球化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遇。未来，还将通过“一带一路”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其中包括让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和市场化。让人民币逐步走向其均衡汇率，不仅可能缓解中美贸易的紧张局面，实际上也有利于理顺中国经济的市场机制（摄影陈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