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牌戏专门用来作诗，老师从中抽出一摞字牌教孩子“拼诗”今年春节的“中国诗词大会”使得诗词吟诵之风刮遍大街小巷，2017年成为名副其实的诗词复苏年。在吟诵之外，民间更是兴起作格律诗的风潮，甚至刮到小学课堂。但是古人作诗的环境已不复存在，诗歌又是个性化的情感体验。让孩子吟诵中感受韵律之美，远比刻意学习作诗重要。
全民诗词热
5月初的一个周末，上海东方明珠塔前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词诵读活动，一个6岁的男童在台上与主持人对诗《蜀道难》，其间主持人时时被男童噎住，有被逼到墙角的感觉。一个5岁女童背下全部的《青玉案·元夕》，还用《小星星》的乐调唱出了韩愈的《春雪》。在这座代表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前，这种场景是第一次。
自从今年春节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红遍大江南北后，上海东方卫视的“诗书中华”继而在本地刮起一股收视风，不仅是在东方明珠这样的建筑前，在各大街小巷，医院、社区都纷纷向节目组抛来寻合作的橄榄枝。
“找我的人实在太多了，每集节目播后，我的微信都爆满，还有直接找我报名的。”总导演王轶昕说，这次他把参赛选手带到东方明珠前来演绎，也是节目线下造势的一环，事实上这档4月开播的黄金档节目第三期就打榜全国收视排名第二。
当今年春节过后的“中国诗词大会”决赛关注度达到0.941%，直逼“新闻联播”的1.2%时，他觉得自己的节目是志在必得了。舆论的推动和社会风尚把文化类节目拱到收视前沿上，各个卫视借东风的时刻就到了。“看似偶尔，实际是必然，诗书类节目一定会越来越繁荣，那是社会需求决定的。”王轶昕说。这种社会需求体现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领跑全国收视的好成绩上，使2017年成为业界所称的“传统文化综艺节目年”。
在上海浦东一个摄制棚里，搭起了一个不同于惯常娱乐真人秀的舞台，在这里你看到一条光影汩汩的60米长的“河流”。溪石、羽觞在一块巨大的地屏里展现，这是模仿兰亭曲水流觞的景致。为了曲水流动的效果，20余个机位、体育赛事转播里常用的电动滑轨、电子伸缩摇臂等都进入了节目制作。选手上台的规则就借用了“觞停诗起”，数字化的虚拟酒杯在河中随机流动、停止。
这档节目的创意是“家庭诗词派对”，以42组家庭上台对垒为主线。3个月来，有约5000对选手报名，这点让王轶昕始料未及，其中多数报名者是父母携幼童的家庭。但海选阶段需要对每个成员进行基础测试，被刷下来的很多家庭是因为父母没有过关。“你不要小看小学生，他们的诗词量远超过成人，有些成人虽然水平不够，上节目的心情却很迫切。”王轶昕说。
这档节目不外乎是考验记背能力，比如，常规赛制有给出一个词，让一组选手对出一联含有此词的诗句；再比如晋级对垒时，让两组选手就一句镂了字的诗句抢答完整……出题范围也不外乎是中小语文课本里的古典诗词部分，“电视竞技，不可能出太生僻的内容”。即使如此，人们依旧跃跃欲试。
有的选手参赛初衷让王轶昕印象深刻。一位母亲带着在清华读核能博士的女儿过来，说是为了完成女儿的“诗词梦”。因为母亲自己是理工科出身，当时替喜爱文科的女儿做主填报了理科，这次为了比赛自发地恶补古诗文。一对在河南种有12亩玉米地的姐妹在田间歇息时爱上诗词背诵，登台前已经是当地国学培训机构的《三字经》老师。一位山东寿光的盐田工人，用手抄本教儿子背《三字经》……
培训机构：春江水暖鸭先知
上海最早开业的国学培训机构“秦汉胡同”目前进入了暑期招生阶段，针对前来报名的小学生家长，“千家诗”课程是他们的主推，“轮流开班、满15人另开，两个月大概能学100首……”一位招生老师就这样一对一接待着源源不断的家长。她告诉我，孩子不识字不会写字也没关系，“我们会教他指读，至少他看见那个字能认出来”。
“诗词热是一定会出现的，中华文字开枝散叶的部分就是诗词，中国本质上是文教和诗教的国家，中国的文教精神就像互联网社区精神一样，大有若无，它不指向哪个神或者上帝，但那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在七宝老街的一处雕梁画栋的四合院宅第上，创始人王双强这么打开话匣子。他还记得2009年在上海办了第一个蒙学课堂，当时是无人问津的。更不用说诗词，没人想过有一天它会在课外培训上火起来。
王双强2001年来到上海时，首先是以一个收藏家的身份做了个艺术博物馆，渐渐发现朋友都爱把孩子送来受熏陶，便思忖着是不是做些国艺培训，毕竟光靠艺术品陈列也生不了利。于是，琴棋书画课就办起来了，慢慢地，他感到一些流于技艺的古典文化如果没有诗书根底，就像少了一条腿。当王双强想到要做国文类培训的时候，市面上基本没有参照。
他当时的设想是像古代私塾那样教学，从四岁开蒙，《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为主，辅以《百家姓》《朱子家训》《千家诗》，这些发蒙课程读两年，再往上就是唐诗宋词，诸子百家等，一共4年左右。但报名者寥寥无几，甚至一开始就一两个孩子开了一个班。国文类培训它并不似技艺，可以让家长立竿见影。在困难时期，他甚至把《弟子规》做成了公益课堂。老师也很难请，没有大学老师懂得如何讲蒙学，甚至编一本适合现代儿童教学的教材都没人会做，王双喜请的是幼教老师，鼎盛时凑集了一个二三十人的“教研组”，专门编教材所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真正的分水岭是在2014年，王双强整个国文课程的营业额增长率都在60%至70%。那一年，秦汉胡同把《弟子规》从琴棋书画的国艺类别里划分出来，开始建立一套完整的国文课程。于是，蒙学、诗词、诸子百家都囊括进去，王双强认为“它做的是未来的市场”。从这届领导人对古典文化的热忱来看，他嗅到了经典复苏的强劲势头，而今年的势头更是诗词的复兴。
小学生写诗
但就目前“秦汉胡同”2000名受培训儿童来说，学诗词的孩子已经超过一半。今年1月，王双强为全机构的国文老师下了道死命令，必须学会创作格律诗。在一系列讲座培训之后，这些“只会教、不会作诗”的幼教出身的年轻老师纷纷交上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
平仄与韵律是格律诗的基础，王双强设置的门槛是，你必须在懂的基础上自己能作一个没有硬伤的近体诗（即格律诗）。而他最终的期望是能教那些已经在机构里上了整套蒙学及唐宋诗词的学生写一首像样的诗。不过现实是，如今的大学没有一门古典诗词课是要求作诗的，也有诸多学者认为今人无必要学此技艺。“现在懂得写点格律诗的，都是圈子越来越小，这是最要命的。既然现在风刮起来了我们就要播种子，格律能给孩子一个台阶，更深一步接近诗性思维，虽然诗歌的内核是诗性而不是形式，但有了形式，就更可能离经典更近。”王双强这样解释，他是十足的回归派，“秦汉胡同”成为业界第一个教孩子写诗的机构。
“冬去春风舞，飞花入海无。为官虽自好，战士念归途。”当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女孩把这首字都歪扭着的诗交给伍智，她心中一惊，“这首诗叫《战乱之情》，她说古代有一个战士在外面打仗，他会思念自己喜欢的人”。在声律启蒙这堂课上，她扔给那五六个小学生一堆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里择出的对偶词语，告诉他们平仄和要求押的韵脚，比如就告诉他们这次要压“一冬韵”。
他们还玩过一种叫“诗牌雅戏”的游戏，288张本牌，收平声字138，仄声字126，还有一部分平仄两读字、无字牌。这套诗牌是发明于一位深圳大学文学系副教授的速成出诗法，玩法是在一摸牌一出牌间看谁先成诗。但伍智的玩法不能那么高深，她教写五绝，就在PPT上给出一种平仄类型，20字都限定好，再让孩子从一部分诗牌里择字来凑。
有的孩子90分钟就出了一首挺像样的绝句，她会告诉他们，先写出自己最爱的一句诗，再配以其余部分。她很难说他们是不是真正对诗里的意境有感。“他们可能不懂春夏秋冬里的那些景物，但孩子是天生的诗人，虽然心智不够，写出来的诗看着就是不俗气。”她这么认为。
今人写旧诗之困
但是在成人的作诗圈，民间创作者的尴尬似乎一直未消，旧体诗创作仍然处于“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正好在100年前的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所谓“八事”，就有一条，“不用典；不讲对仗”。历史来了一个轮回，又站在了重新选择的原点。上海诗词协会副会长杨逸明如今身处一个比较尴尬的作诗圈子，这个专事诗词创作的协会挂靠在上海作协，已有30年历史，却常年默默无闻。
“都是些退休的老干部，写得好不好先不用说它。”他说。教写诗这个风气在他的社交圈里更是遍地开花，“老年大学、社区诗社里讲课成凤，但那些听课的人还是懒啊，格律都是现成的规范，为什么不能买一本王力的《诗词格律》自学呢？”杨逸明对于圈内的种种意见和不屑也透露出这个圈子门派林立，各有成见而无统一之说。他甚至认为，罔顾诗歌的思想情怀、立意意境等更高层次的艺术性，有些人光是“批发”格律的游戏规则，到最后都走样。归根结底在于这门技艺已近乎湮灭失传。
这种情况下，孩子也不会从小就懂做对子。他对于目前盛行的诗词类电视节目的看法是光强调背诵，没有根本触及古诗的根本，认为至少该让孩子学会对对子，那是对仗、韵律的初体验。但杨逸明也意识到困难重重。古诗词从“文革”后的历史纵线上来看，就复苏得比琴棋书画和戏曲要晚。“第一，诗歌讲究更个体化的创作自由，在宣传式的话语体系下很难突出；第二，它没有技艺性的国学容易赢得市场。”
他也一直受邀做各种电视比赛的评委，两年前，在上海本地一个电视台做中学生诗词大赛评委时，他向广电系统的官员提出是否可革新以镂字为主的比赛规则，比如从唐诗里抽出一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做对句。“格律是有明确对错标准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现场一些官员回绝说：“那不是为难学生吗？”于是就作罢。“会议结束后，有学生代表私下跟我说，我们倒是愿意尝试做做对子的。”杨逸明说。
上海交大举办一个“全球华文短诗大赛”，如今已是第三届，1500多个大学院校的学生在每一届都投来超过6000件的旧体诗创作，让杨逸明这个终审评委很是感叹。他发现，这些诗拟古的味道很重，那意味着以旧体写今诗的风尚还远得很。今人毕竟无法身临古代，是这类诗创作的局限。
“归根到底就是从学术界到民间，即使是研究古诗词的，也未必懂格律。”他知道，无法强求背诗的人去写诗，同样也无法强求研究古典的专家去研究格律，诗歌本身就是个人的事，但他认为格律作为一种基础，现代教育中缺失这块是很可惜的。
复兴中的民间创作
有资料显示，目前全国除了西藏，其他各省市都有挂靠在作协或文联下的诗词学会，其中，中国作协底下的中华诗词学会有万名会员。粗略估算，每年参加诗词活动的在编人员不下100万人，公开和内部发行的诗词刊物就有600多种。
在杨逸明的说法中，全国写格律诗的有组织人士已达一两百万，只是不为外界所知，也缺乏相当权威的研究成果。上海诗词学会虽然有30年历史，杨逸明却深觉古诗词创作的边缘性。
“上海诗词学会有六七百人，湖南诗词学会有6000人，中华诗词学会有1万人……数量不算少。”杨逸明说。在他看来，规则尺度那么明晰的格律诗，都有好多人在技术上不过关。“古人给的106个韵部就像106个抽屉，你只能一个抽屉里取韵，或者邻韵放宽。”。
除了格律之外，最难跨越的可能是一种旧体诗创作的身份认同。但这个圈子并不沉寂，杨逸明忙时每个月得赴两三个地方诗词交流会，一些县镇的文化官员将此视作提升当地文化含量的途径。“特别是新开发的景区没有前人题诗，就得找我们来写了。”所以，稍有名头的诗人到处受到追捧。
从吟到作是一个自然过程
“古代私塾教育里，诗歌应该是没有讲解的，该懂的时候就懂了，读多了也就会写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这样说。他认为从吟到作是一个自然的深化过程，正如古话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他反复告诉我，不论是诵读还是创作，都是个人之事，不宜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他反对强求孩子读诗或作诗。“让孩子作诗未必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因为他们以模仿为主，但诗词里真实的情感跟他们并不接近。”说到底，古诗词是种自由松散的生命体验，他把一个人一生中的诗歌体验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吟诵。孩子天性里就有种对音乐性的好感，诗歌光凭韵律美就能吸引他们，这个阶段多背一些也不会觉得累。“归根到底那是一种生命的节律”，但孩子的记忆力和诵读快感会随着成长而减弱，“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很快乐地读一首诗就不容易了，心理结构在发生变化，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骆玉明觉得第二阶段是最难跨越的，感受力在弱化、思考能力在增长，让孩子感受其中趣味就得动脑筋了。另一方面，他认为诗歌是不能解说的，他是反对阐释和解说的，那样就如解剖活鱼，美感就没有了。“比如《春晓》这首诗恐怕真是不好讲，如果你讲惜春，那就跟生命有关。世界是一个循环性的存在，大自然是无限循环，你介入无限循环的时候，你的有限循环在减少了，这是它背后真正的文化元素。”
第三阶段就是一个人如何在更大的文化系统、文学历史和背景下去欣赏一首诗，它调动的是一个人的知识背景和文化涵养。“诗词是一个构造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的情趣、美感跟声调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完全附着在声调上。就怕社会把诵读看作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把它复杂化，或列为教学重点。”他认为诗词之本是一种生命情调，诵读、作诗是一种表象化的手段而不是根本。千年前，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但孔子和他的徒弟并未留下诗作，这可能就是2000年文教的集体无意识的追溯——诗性。
骆玉明师承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朱东润先生，朱东润的老师唐文治先生用太仓话吟诵的“唐调”，是中国第一个以姓氏命名的吟诵调，曾在上世纪上半叶被江南一带学人争相模仿。而唐文治师从曾国藩的弟子桐城派大师吴汝伦，在江南吟诵调的基础上结合桐城派古文理论钻研出一种读文法。它强调以文体划分调子，如《诗经》《楚辞》属古体诗，可以不拘声律，简单吟诵；而格律诗则必须按照四声、阴阳依字行腔，展现出高低错落，平中有突。唐文治在1934和1948年录制中国最早的吟诵专辑，蜚声海内外，被称“近现代吟诵第一调”。
解放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作诗与吟诵之风曾经炽盛，自创与自吟是互生的一种传统。中文系集结了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景深、吴文祺、张世禄等一大批名师，星斗璀璨，他们基本都能写旧体诗，很多人都用“唐调”录制诗歌，之后流行互相评点。
世易时移，唐文治的高徒，那些作诗的和吟诵的老先生相继离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老派的文脉已无人继承。如今的中文系里偶尔有教古代文学的老教授会创作旧体诗，然而也只是小范围活动，不再是种显学。在骆玉明看来，格律是种现成的模具，爱读多读的人有了一定的语汇库，自然就会模仿和套用。“读了那么多诗词你就有灵性，灵性就从你读诗的感受和你的生活阅历里来，如果同时增长的话，这套东西发挥的作用越大。”他认为现代人写旧体诗只能是种个体追求，其中既有时代的普遍原因又有个体的原因，诗歌创作本来就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