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下旬，历来只对明星绯闻、官员升迁、凶杀案件之类“结棍”消息感兴趣的上海市井小民们又有了最新、最猎奇的谈资。据《申报》和《民国日报》报道：应国民党当局的协查要求，法租界巡捕房自11月21日起，对姚主教路大同坊（爱棠村）33-37号、武定路修德坊6号、麦特赫司脱路陈家巷91号三处地址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挖掘，起出15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尸体。《申报》的系列报道引用了一名自称“李龙章”的知情人的供述，称此事涉及政治因素，大不同于一般仇杀。而李龙章本人便是“当时参加杀埋之一分子”，现已“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故而能投书报章，“将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动，悉行指出”。2.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左一）奉命撤回延安，行前与留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坚持工作的董必武合影（FOTOE供图）
3.1943年，陈赓与傅涯结婚后在山西（上海画报/东方IC供图）
（FOTOE供图）4.1937年，时任中国工农红军联络处处长李克农李龙章的真名为王世德，绰号“老先生”，原系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或“特科”）下属行动科的一名枪手，当年9月在武汉执行锄奸任务时被捕，随即叛变。他的招供以及爱棠村藏尸地的被发现，使1931年国共两党间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暗战最终画上了句号。而这一系列看似跨度颇大的事件，内里却有着隐藏的因果链条：当年1月在陈家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向鄂豫皖根据地增派干部。而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当年4月护送相关干部前往湖北后，于武汉被捕，供出了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大部分办事点。尽管秘密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等人已经提前安排重要同志转移，但在沪机关还是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连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逮捕处决。为了切割顾顺章的关系网，特别是避免变节分子继续对地下工作造成破坏，特科采取了相应的应急措施，并对相关人员采取了处治。当年9月，执行人员之一王世德在武汉刺杀与“顾案”有关的叛徒尤崇新时被捕，供出了相关细节。
而11月底最后一处被掘开的埋尸地，正是年初召开中央全会时的据点陈家巷91号。1927年3月23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时合影。后排右四为顾顺章（FOTOE供图）“爱棠村事件”是中共早期地下工作复杂性的一个缩影。在长达8年的驻沪工作期间，为保卫中央机关安全和获取敌方情报而设立的中央特科，一方面要负责执行锄奸、劫囚、盗取文件等“武”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发展线人、建立无线电台、传递消息等“文”的任务。以鲜血为代价总结出的秘密工作经验和教训，日后成为隐蔽战线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而在非常年代的严酷环境中坚持下来的李克农、陈赓、刘鼎、李强等特科早期负责人，日后也成为新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第一代缔造者。
2017年5月23日，在中央特科成立将满90周年之际，几代隐蔽战线工作者的后人们齐聚北京，通过回顾充满神秘感和传奇色彩的故事，缅怀那些在血雨腥风的非常年代无私忘我、不计名利的无名英雄。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早早牺牲的父辈只有模糊的个人印象，或者每每要借助旁人的回忆和描述才能了解父辈的青春岁月，唯一一致的是怀念和自豪之情。特科的早期缔造者周恩来曾经以16个字对情报工作人员提出过要求：“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而许多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最终以他们的整个人生践行了这一切。
以城市为中心
1927年11月在上海诞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特务科，前身是当年5月在武汉建立的中央军委特务科。无论是从机构成形的背景还是承担的主要任务看，都对应着当时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总路线。这不仅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重视城市工运思路的惯性延续，也和共产国际基于苏联经验、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置于农村武装割据之上的明确引导有关。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到1926～1927年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共大体视产业工人为大革命的主要阶级基础；其第一代“行动派”负责人，往往也出身工运系统。是故特科早期负责锄奸、暗杀等武装行动的具体执行者，基本都有在“五卅”时期的工人稽查队中服务的经历。
早在1923年9月，印刷工人出身的中共“三大”代表、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徐梅坤就在上海组织了一支小型武装分队，配备手枪和利斧，负责惩治破坏工运的叛徒、工贼和买办。1925年底，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决定成立7人“打狗队”，成员皆为棉纺织工人，使命仍是惩办工运中的叛徒和密探。与后来的“红色恐怖队”（以下简称“红队”）或行动科相比，其专业技巧和管理严格性相对欠奉。不过中共最早的专业特工和情报人才的培养，在此时也已经萌芽——1925年10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组建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三个委员会；同年12月，由张国焘兼任部长的中央军事部正式成立，继而确定了“军事部的技术部门分组织、情报两部分”。由于缺少相关专业人才，1926年9月，党中央决定派上海市总工会会员顾顺章、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陈赓和陆留（身份不详）前往苏联，向“格别乌”总局（OGPU）学习特工技能。
“格别乌”总局，全称为“全联盟政治保卫总局”，是苏联1923年组建的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政治警察和情报机构，其前身是1917年12月诞生的“契卡”（Cheka）——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由于“契卡”在世界情报史上的地位，许多研究者会将后来的特科与其做类比。但从组织结构和承担的工作性质看，两者其实存在诸多差异。“契卡”建立之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为俄国事实上的执政党，故其在各省、各县也能建立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而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仍在党中央驻扎的上海，机构和人员相对集中。俄国内战期间，“契卡”被明确赋予了不经司法审判，直接逮捕、拘禁和处决潜在颠覆者的权力；而中央特科系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活动，本不遵守敌对政权的法律，行事自然完全以本党的利益为准。但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毕竟已成事实，故特科也极少主动发起不计代价的全面冲突。另外，“契卡”还负责涉及外国干涉者的经济、军事情报的搜集，并处决过英国间谍，而特科的行动目标大体集中于国民党当局和本党的变节者。
不过在初创阶段，来自“契卡”和“格别乌”的技能、组织经验，的确为中共的城市秘密工作解了燃眉之急。据穆欣所著《陈赓大将军》一书记载，陈赓等人在苏联受训期间，不仅学习了爆破、射击、通讯等特工技能，还接受了关于政治保卫工作和工人武装暴动的专门培训，显然是在为大革命的下一阶段做准备。而顾顺章在1926年底率先回到上海后，立即将“打狗队”改组为组织更加严密、效率也更高的红队，由中共江浙区委领导。1927年上海工人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红队已经开始执行制裁洋商代理人和帮会流氓的任务。为防止暴力活动泛滥化，时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红队的任务做了规诫：“小的走狗我们可以中立和争取他们，要打大的。”这也是后来特科一以贯之的做法。
随着北伐临近胜利，国共两党的矛盾开始激化，中共在保卫工作方面的考验变得日益突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临时由上海迁往武汉，并在当地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考虑到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派系随时也有可能宣布“分共”，当年5月底，周恩来以中央军委（由军事部扩编而来）书记的身份下令组建特务工作科，由新任军委委员顾顺章兼任科长，下辖情报、保卫、特务、匪运（土匪武装运动）四个股，分别由董醒吾、李剑如、曾培洪（李强）、胡步三担任股长。由于成立时间仓促，这个以武汉为根据地的“老特科”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已然存在的公开组织，例如情报股系以原国民政府武汉侦稽大队为主体，保卫股则由转移来汉的上海工人武装稽查队员组成。以城市工运为中心的“血统”，依然渗透在整个编制和人员构成中。尽管严格说来，武汉时期的“老特科”和后来在上海重建的“新特科”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但因为主要领导人和任务范围大体一致，故而1927年5月往往也被视为整个特科历史的起点。
老特科成立后不到两个月，7月15日，汪精卫以及武汉政府开始“分共”，中共的活动正式转入地下。尽管党中央依然暂时留在汉口、部署发动武装起义等事项，但安全处境已经大为恶化。这一时期，老特科除去派员掩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北上归国外，也在积极发展内线、搜罗武器、筹措资金，以为长期斗争做准备。但由于8月初的南昌起义和计划中的两湖工农暴动成效不如预期，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核心机关和人员撤往上海。两天后，老特科宣布撤销，主要成员在李维汉、顾顺章等人指挥下，秘密掩护中央主要领导分批向上海转移。当年11月初，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压缩核心领导机构，不再设单独的部，改由直属于常委会的组织局负责日常工作。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三人组成，下设宣传、组织、军事、特务、交通各科；其中的特务科即“新特科”，当时仅下辖总务、行动两个部门。至1928年11月，新特科又升格为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增加了情报、通讯两个部门。特委的三名负责人分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和中央委员顾顺章，可见其级别之高。
中共中央重回上海这一龙潭虎穴，虽属冒险，在1927年时的中国仍有其可解释的逻辑。首先，上海系欧美帝国主义势力最盛之处，有总面积超过3200平方米的租界存在，华洋杂居、各派势力犬牙交错。国民党当局无法在租界行使行政和司法权，亦不得驻军，无形中为中共提供了秘密开展活动的灰色地带。即使遭到巡捕房的破坏，形式上也须经租界会审公廨（至1931年夏取消）裁判才会决定是否移交给国民党当局，为组织营救提供了可能。其次，“四一二”政变虽然对中共在上海的组织机构造成了巨大破坏，但随着“清党”逐步扩大到针对国民党左派和其他左翼同情者，一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稳定潜伏了下来，构成继续开展革命工作的基础。若干对“清党”“分共”感到不满的左派国民党人和社会名流也主动与中共做进一步接近，为其提供必要的掩护。例如后来成为特科重要线人的杨登瀛（鲍君甫）以及传奇人物杨度，都是在白色恐怖泛滥之后才和党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使得上海的群众基础要好于方兴未艾的江西苏区。最后，由于“四一二”政变对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经济活动构成了冲击，为了平息工商界的不满，国民党当局一度暂时雪藏了数名厉行屠杀政策的高级官员。如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在1928年调任参军处参军的虚职，司令部军法处处长陈群改任第26军政治部主任，肃杀的气氛相对得到缓解。中共中央遂得以在夹缝中暂时安顿下来，继续活动数年之久。
随着中央机构逐步站稳脚跟，特科的部门构成也日渐正规化、完善化。到1928年底，形成了四大科的基本格局：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首任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刺探敌情、发展线人、合法营救被捕同志，首任科长陈赓。行动科（三科）由原红队成员和老特科武装人员组成，负责制裁叛徒、内奸、国民党特务人员，保卫中央机关领导人和劫囚，由顾顺章兼任科长。通讯科（四科）负责维持与江西苏区以及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联络，首任科长李强，电台设在香港、汉口和天津，至1931年已经建立起中央与瑞金和莫斯科的稳定直接联络。即使是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特科）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地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不只是“锄奸”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特科工作人员尤其是三科行动队员似乎总是以西装笔挺的造型出现，腰佩手枪，每每于闹市之中开枪狙杀叛徒。一些关于特科历史的普及文章甚至专门著作，也津津乐道于渲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之类的离奇情节。这种印象再经过一系列谍战影视剧的放大，使人们倾向于夸大特科工作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忽视了在白区开展地下工作的艰难程度。实际上，即使是在敌方监控相对薄弱的租界，过于招摇的举止或者大量身份不明人员的聚集，依旧会招来巡捕和“包打听”（侦探）的注意。1930年12月，通讯科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借“福利电器工厂”之名举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时，就因为人员进出过于频繁，遭到巡捕房突击检查，有20人被捕。为降低风险，除去一科的少数专职工作人员外，大部分特科成员在平时皆有合法职业作为掩护；即使是精通枪械、爆破的三科行动队员，日常也须从事工人、小商贩等行当，以免招人注意。重要负责人除去必要的出行和参加会议外，往往深居简出，避免抛头露面；周恩来等知名度较高的人物，更是连每次出行都须经过精密的路线安排，以免暴露在公开场合、为密探或旧友所认出。
至于传奇色彩最强也是后世演义最厉害的制裁行动，同样不是率性而为。早在1927年底新特科成立之后不久，周恩来就为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和纪律，规定：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而特科在实际行动中，也严格遵守了这三项纪律：对叛徒的制裁，仅限于出卖重要领导人或机关、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害者，对一般脱党分子或自首但未出卖机密者则常常网开一面。对国民党警政官员和特务的制裁，对象仅限于公开招纳叛徒或企图对党的重要机关实施直接破坏者，职位一般限于中下层，以免招来大规模报复。对被捕同志的营救，优先考虑通过线人和外围关系进行联络，以合法方式进行保释，万不得已之时再策划劫囚。即使是在遂行制裁时，“请君入瓮”的情况也远远多过当街击毙——再成功的伏击也有可能招来巡捕房的注意，继而通过目击证词和枪弹型号捕捉到蛛丝马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常见的做法是由安插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中的线人出面，将叛徒引诱到特科事先租好的秘密据点，随后当场制裁并转移尸体。在许多资料中被描述为“遭红队当街击毙”的黄埔一期生、叛徒黄第洪（黄警魂），便是在1930年秋经杨登瀛诱至陈家巷91号据点，由三科同志以麻绳勒毙，埋尸屋下。而黄第洪的尸首直到一年多以后，才随着王世德的叛变而从地下被起出，此前浑然无人察觉，足可窥见特科对隐秘性的重视，远胜于一时的快意。
更多时候，一、二、四科的工作人员从事的是彻彻底底的“文斗”。在白区领导全国革命，意味着重大事项的决策特别是中央的关键会议必须在敌人的耳目下召开，有时还会有共产国际的代表亲自来沪指导。从1929年夏到1931年初，中共中央陆续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二、三、四中全会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每逢此种情形，都是由特科一科派员首先在租界租下一幢小洋楼作为会场，提前摸清周边地形，进驻工作人员进行伪装。参会的数十位代表被分散到几处旅馆住宿，自大会召开的前一晚起，陆续进场。会议召开时，附近巷口有三科便衣负责把风，一楼有打麻将的“客人”制造噪音；一旦发现可疑情形，与会代表可迅速转移。一处会场使用过之后即不再重复动用，而是改为临时安置来沪同志的“安全屋”，甚至作为处决叛徒的刑场。如陈家巷91号洋房，最初系用于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随后成为制裁黄第洪等人的秘密据点。待静安寺巡捕房对其进行发掘时，洋房已经结束使用，由房东重新出租给新中华实业社，而新租户对天井下的伏尸一无所知。
与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采购军火等“粗笨”业务的一科相比，全权掌控情报搜集的二科从事的是更危险、更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据顾顺章叛变后为国民党情报机关撰写的《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一书记载，二科的工作模式大体分为三种：一是“拉出来”，即设法接触国民党军警机关、租界巡捕房的中低层负责人，乃至社会关系复杂的流氓帮派人员，通过生意往来、交换情报、建立私人友谊等方式打探消息，并怂恿其在必要时为中共传递消息。二科首任科长陈赓就曾亲自发展了帮派分子杨安清、陆震以及法租界巡捕房侦探范广珍作为外围情报关系；1931年之后，继任科长的潘汉年又笼络了法租界工部局政治处翻译薛耕莘（后升任巡捕房特级督察长）。甚至连政治处主任程子卿——也就是1921年闯进中共“一大”会场的那个华人巡捕——也曾参与营救过被捕的共产党员。二是“打进去”，即直接派遣身份未暴露的共产党人打进国民党警政机关内部，以在第一时间获知情报。例如二科成员宋启荣（宋再生）在1928年底成功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获得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得以公开和租界巡捕房交换信息。宋启荣随后又将其弟宋启华安排到机要职位上。三是发展外围关系，例如通过宋庆龄、杨杏佛等名流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及“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等公开活动的群众组织，接触同情共产主义的各界人士，为营救被捕同志、安置烈士遗孀提供帮助。
在“拉出来”行动中，二科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之一，是发展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习称的“中统”特务机关的前身）驻沪特派员杨登瀛作为情报关系，并派出女地下党员安娥（田汉夫人）担任其秘书。借助杨登瀛这条暗线，特科不仅得以提前掌握“中统”获知的若干中共机密情报，提前进行机关转移和锄奸行动，还成功搭救了被捕的中央委员任弼时和关向应。另外，遵循“拉出来”“打进去”两条线并行的方针，二科成员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在1928年考入中统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直接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特务机关的核心部门。李克农随后得以掌管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实为中统在上海的通讯总部，由中统创始人徐恩曾兼任局长）电务股，胡底以“长城通讯社”的名义在天津负责筹建中统的华北情报网，钱壮飞更是被调往南京、直接担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通过这三位二科精英，特科得以尽数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包括借由中统渠道接触到国民党当局的核心军事和政治情报。在1930～1931年，钱壮飞曾两次从徐恩曾处获悉国民党军关于“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经李克农交到陈赓和周恩来之手，再由秘密电台知会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为粉碎前两次“围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后周恩来曾盛赞：“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1951年初夏，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代表田汉与妻子安娥在辽宁大连中山广场市政府招待所天台传奇与教训
自创立之日起，特科大体能按照周恩来制定的严格纪律，始终以单线方式进行联络，并审慎地发展情报关系。然而早期特科尤其是负责行动的三科人员毕竟主要选拔自上海工人武装稽查队，且高度依赖其长期负责人顾顺章的个人能力与喜好。而成长于街头的顾虽然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但依旧保留着浓厚的江湖习气和帮会作风，自由散漫，放荡不羁。在成为特委三位负责人之一后，顾顺章将其兄长顾维祯夫妇、妻子张杏花、岳父母一家、嫂子的弟弟等十余位亲属悉数安排到总务科工作，从而严重违反了秘密工作纪律。他还计划开设直属于特委的“技术设计研究班”，搜罗各路杂耍艺人、魔术师、算命先生等江湖人物充当地下工作的眼线，这无疑又是一项冒险之举。周恩来对此大感担忧，先是决定将原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聂荣臻调来上海，对顾顺章形成监督；接着又考虑更换特科高层领导人。然而决心尚未下定，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届六中全会决定彻底结束由李立三首倡的发动城市暴动、带动全国革命再度复兴的冒险路线，并由中央向鄂豫皖苏区派出直接负责人指导工农武装割据。考虑到顾顺章曾任中央军委交通总站站长，熟悉湖北的地下交通线，周恩来派他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苏区上任。任务完成后，玩心大起的顾顺章在武汉乐不思蜀，与一名舞女打得火热，很快花光了所带的盘缠。为了筹集路费，4月中旬，他重拾变魔术的江湖技艺，以假名“化广奇”“黎明”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登台表演，并四处张贴海报。当月24日，已经叛变投敌的原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尤崇新在闹市区认出了顾顺章，立即密报中统两湖特派员蔡孟坚，在汉口小高尔夫球场前将顾顺章当场捕获。这位流氓无产者几乎立即决定叛变，当场告知蔡孟坚：“我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请你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情。”蔡孟坚随即将顾顺章被捕的消息经电报知会南京中统总部：“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26日一早，他即乘飞机前往南京。顾本人则由一队宪兵押送，乘轮船经水路于27日抵宁。中共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旧址：上海巨籁达路四成里（今巨鹿路391弄）12号（上海画报/东方IC供图）不幸中的万幸，蔡孟坚拍发电报的时间已是4月25日晚间。当天正值周六，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已流连在夫子庙的花街柳巷，留在中央路305号总部办公室值班的恰恰是他“谬托知己”的机要秘书、特科二科情报员钱壮飞。这位身处虎穴的共产党员在接连译出6份以两湖特派员和武汉行营名义发来的加急电报后，毫不犹豫地召来其女婿兼交通员、“民智通讯社”报务员刘杞夫，命令他马上乘当晚11点最后一班宁沪特快列车赶往上海，向李克农通报情况。26日清晨6时许，刘杞夫抵达上海，将这条十万火急的消息报告给李克农，后者又经陈赓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迅速召集陈云、聂荣臻等特科负责人开会，决定立即转移顾顺章知晓地址的所有重要机关，并让可能暴露的同志尽快撤离上海。顾顺章的家人以及由其发展的工作人员也被带离现有居住地，转移到新据点加以隔离。紧张的疏散工作持续了20多个小时，深夜宵禁之后，陈赓甚至想出了以“奔丧通报家属”为名传递消息的办法。到26日晚，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均成功撤离原驻地。当抱着“投诚”博功名之梦的顾顺章在27日抵达南京、见到蒋介石时，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魔术师”顾顺章为他待价而沽的企图付出了代价：他原本打算将钱壮飞和李克农的身份作为“献礼”直接透露给徐恩曾或蒋介石，因此在被捕的前三天始终有所保留。不意却被邀功心切的蔡孟坚弄巧成拙，为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创造了时间窗口。
即使是经过了代价巨大的补救，顾顺章叛变带来的破坏依然是极端惊人的。此前被捕入狱但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恽代英随即被验明正身，于4月29日就义。特委负责人之一、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2日在法租界被捕，一天后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处决。特科安插在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宋启荣等同志和杨登瀛等情报线人，或者被迫放弃现有工作，或者因身份暴露而遭到羁押，整个情报网络几乎被一扫而空。鉴于上海的环境已不适合再领导全国革命，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特科成员的保护下转移到江西瑞金，留在上海的特科工作人员改为隶属上海中央局，继续从事地下活动。随着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江苏省委在1934年连续遭到6次严重破坏，1935年1月，红队功勋、特科三科前期著名锄奸队员龚昌荣（邝惠安）、王德明、欧志光在龙华英勇就义。同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直至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东山再起。
90年前特科在白色恐怖非常环境下的斗争，是中共早期党史上辉煌和壮烈的一页。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特科早期工作人员中的许多人到牺牲为止都无法公开表明身份；加上档案记录的遗失或无法解密，关于那些非常年代的诸多记忆，至今仍显得混乱和模糊。但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最终带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全部精神和信念，也依然包含在“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这短短16个字中。
（参考资料：《地下“契卡”》，英霆著；《陈赓大将军》，穆欣著；《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顾顺章著；《细说中统军统》，徐恩曾著；《中国秘密战》，郝在今著；《蔡孟坚传真集》，蔡孟坚著；《周恩来：腥风血雨的三十年代》，刘德伟著。感谢刘德伟先生提供个人研究成果及收藏资料。记者吴丽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