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渔业是国家蓝色粮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远洋渔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参与国际渔业管理事务的程度不断加深。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国际履约团队受农业部委托全面承担了我国所有加入的履约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科学事务和履约任务，这支有20余名核心成员的团队，主要负责三方面的事务：一是履约义务，如按照国际组织的要求提交数据，汇报渔船生产活动等；二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组织的科学和执法事务谈判，维护我国合法权益；三是协助政府部门更好地管理海洋渔业。截至目前，该团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渔业谈判共计400人次，涉及的远洋渔业事务覆盖三大洋和南北两极海域。
科学是最好的武器
“在国际谈判中争取我国海洋权益，科学是最好的武器。”这句话，是履约团队老师们亲身参与团队谈判的经验总结。
2015年，针对我国多为千吨级的渔船，某国提出，北太平洋公海内千吨级渔船数量的上升会导致过度捕捞，不仅影响该国在其专属经济区的产量，而且直接导致秋刀鱼资源下降。
2017年，由我国承办的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第二届科学分委会年会会议在上海召开。我国负责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科学事务的首席科学家、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国际履约研究中心成员田思泉教授介绍，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北太平洋秋刀鱼资源状况，形成管理意见提交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管理意见一旦获得通过，将对各成员国具有强制性约束力。
这场围绕秋刀鱼捕捞问题的唇枪舌剑，历时两年，经过了三次会议谈判。
该国提出的问题，背后反映的是该国对我国渔业发展的担忧。田教授介绍，2003年，我国开始向北太平洋公海区域派船捕捞秋刀鱼，因为当时渔船数量少，捕捞技术有限，捕捞数量很少，该国并未看在眼里。2013年，我国渔业发展起步，2014年，渔船数量增多。对比之下，该国当时只有几百艘几十吨级别的小船，而且是在该国近海捕捞，近海产量下降，该国渔民认为是我国在公海捕捞，导致秋刀鱼资源下降。
“秋刀鱼资源是否下降，必须以科学评估为依据。”田教授说。反映资源高低的指数要标准化，资源评估要规范，各国要以相同的标准、模型、数据来做资源评估。为了维护我国渔业权益，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国际履约研究中心开发了评估秋刀鱼的贝叶斯空间状态产量模型（Bayesianstate-spaceproductionmodel），在第一轮秋刀鱼工作组会议上，受到了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认可，被列为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评估秋刀鱼的基准模型之一。“这个过程，就是看谁的科学能力强。”田教授说。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国科学家开发的资源评估模型首次被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列为基准模型。
在这个基准模型下，各国反馈回来的评估结果均是秋刀鱼资源状况良好，资源并未下降。“该国很失望。这和他们期望的结果相反，他们觉得很不甘心，就开始找其他的理由。”
1.田思泉教授参加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第二届科学分委会年会
2.田思泉教授在会议上发言
3.各方会间讨论
4.田思泉教授参加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会议有理有力
在第二轮会议——科学分委会上，对秋刀鱼资源状况达成一致，即当前秋刀鱼资源并未被过度捕捞，当前的捕捞强度也未达到过度捕捞的状态，总体资源状况良好。建议作为预防措施，控制渔船数量，维持当前的渔船数量不变。“这不是该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是想让我们减少渔船数量。”于是，该国进一步提出根据最大可持续产量的原则进行配额的分配方案。
根据最大可持续产量进行分配，一般国际分配的方式是根据历史产量来分配。“该国提出十年的平均值，又考虑我们是从2013年开始捕捞的，没有十年数据，他还写了为了公平起见，采取五年。实际上，我们2013年只有两条船，2014年只有十几条船，2015年才有三四十条船。所以产量配额一平均，该国排第一。我国当年捕捞大概有七八万吨，分给我们的配额只有三万多吨，根本不够我们捕捞。该国自己分了20多万吨，实际上，以他们的船怎么抓都抓不到20多万吨。”田教授介绍。
该方案在第三轮的委员会上一经提出，便在各国间炸开了锅。不仅我国坚决反对，其他国家也反对。委员会决策机制是一致通过，所以该国提出和我国进行双边磋商。
“我们的原则是配额分配这个原则不能同意。”我国是新兴发展的渔业国家，在历史产量方面是吃亏的。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我们以后在所有渔业上都吃亏。
田教授介绍，我国代表团从三个方面铿锵有力地反驳了该国。首先明确提出了这个分配原则不公平，原因在于我国渔业最近几年才发展，历史产量不高。第二，秋刀鱼资源没必要采取配额管理，因为秋刀鱼是短生命周期的中上层鱼类，即使在无人类打扰的情况下，资源也会受环境变化影响而出现波动，对于短生命的中上层鱼类，捕捞对其资源的影响并不是最主要的。第三，根据三方的科学资源评估，呈现出来的资源状况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坚决不同意。”
看到我国的坚定立场后，该国放弃了最大可持续生产量的想法，最终达成了在公海所有国家渔船不增长的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