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居》安什么？
应当看到，把拆迁题材搬上荧幕是颇具难度的。现实生活中，由拆迁引发的各种矛盾往往是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剧中的北梁区是鹿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在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老房子年久失修而居住条件差，低收入人员多且成分复杂，开发难度大等突出的城市棚户区特点。电视剧不仅要对这个敏感话题进行正面讲述，还要对大量的拆迁事实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可喜的是，《安居》的电视剧创作并没有将拆迁工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淡化、转移，而是勇敢地跨越了电视剧艺术创作上的种种障碍，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
《安居》精心设计了以张家旗为首的拆迁小组与八个拆迁家庭，以跌宕起伏的情节结构和明快流畅的叙事节奏，把镜头直接对准了由拆迁引发的人情冷暖以及处于棚改漩涡中的动迁组工作人员和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及文化心理。剧中八个家庭遭遇到的问题都是拆迁中的常见问题，也是典型案例，每家都有其不能搬迁的理由。可以说，这些生活化的叙事在八个家庭之间建构起了一场关于“安居”与“安心”之间的博弈，并由此引申了两条冲突线索：物质世界追求与内心情感的平衡，以及不同价值取向的抉择与行动，这些正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决定因素。八个家庭、八段故事，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不仅给观众带来审美形式上的新鲜感，而且还拓展了电视剧所叙故事的社会内涵，以新颖的方式吸引观众思索“安居”的真谛和意义。在最后一集里，白家老太太教育子女以弘扬诚信为本、诚信致富的家族传统美德可以说是全剧思想的升华，也是创作者调动观众情绪、引导观众反思的一种叙事策略。另外，剧中还写到了婚姻、养老、夫妻关系、子女教育等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触及到了诸如尊严与金钱、穷人与富人、青年人的发展与社会公平等时代命题，具有相当的尖锐性与反思性。
同时，《安居》还突出相互理解、和谐拆迁的理念。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常常能看见各种有关拆迁的纠纷。而在这部电视剧中，这些纠纷冲突被淡化，一切按照政策执行。即便有的家庭提出了不合理要求，也是出于对实际情况的具体考虑，虽不符合政策规定但也算合情合理，动迁组的工作人员便须“忧群众之忧，急群众所急”，努力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剧中将这种博弈消隐，说明该剧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想消费拆迁工程中所蕴含的各种利益纠纷与暴力事件。娱乐性退让给关乎政策执行、公平正义与和谐文明的需求。《安居》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启迪我们：拆迁改造不仅将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提高人的精神素质，而且也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安居》何以安？
如果说对严肃话题的艺术性创造是创作者在寻求如何让故事和时代产生共鸣的话，那么娴熟的叙事策略则是创作者艺术功力的体现。编剧赵冬苓是一位善于通过细节的锻造将主流文化观念融入戏剧冲突之中的成熟编剧，而导演张永新则擅长将厚重的现实题材与轻喜剧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他们的合作为《安居》主题开掘的深度和力度提供了保障。
从叙事视角看，《安居》重在挖掘人物心理困境，展现角色成长轨迹。以前的此类电视剧往往将棚户区改造作为叙事背景，强调生活环境的改变。从这个层面来讲，《安居》的创作思路延续了拆迁带来的物质世界的改变，但跳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追求物质公平的模式，把叙事聚焦于人的内心困境，把拆迁工作的关键点定位于“打开人的心结”。通过动迁组成员张家勤、杨天旺、黄明、马倩与凌珊各自内心的成长，八个拆迁家庭内部复杂的情感关系以及拆迁小组成员与拆迁户之间的情感互动，呈现出物质世界与内心世界在面对复杂情况时的矛盾和对立，意图发掘出拆迁过程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情感温度与市井文化意蕴。该剧也由此为观众建构了一个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协调发展的两难困境，观众在看剧时与剧情互动，在荧屏外思考“安居乐业”的真谛。同时，《安居》也使用了大量的客观镜头建构一种中立、客观的叙事视角，利用近景特写引导观众的情绪走向，而景深镜头拓展了画面叙事与表意的空间，有效地把观众融入到电视剧所建构的情景中去。该剧的剧情是逐步推动而非生搬硬套，在多个故事的逐一展开中，剧情有了生活的质感与情感的温度，观众才有了共鸣与思考的可能。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安居》追求鲜明的个性化。故事的主人公是以张家勤为组长的五名动迁组成员，叙事的焦点集中在这五名工作人员如何开展动迁工作。电视剧第一集便通过拒绝参加动迁大会、抓流氓、爬女厕所、辞职等一系列情节呈现出动迁组组长张家旗不重官位、玩世不恭、机灵古怪、行侠仗义的多面形象。即将退休的教师杨天旺胸怀宽广、洞明世事，是动迁组的精神领袖。城管中队长黄明虽然缺乏威信，但他善于察言观色和处理各类纠纷，坚持用真心暖人心。从老北梁走出去的马倩性情温和、善解人意，干起工作来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富二代”凌珊是个“麻烦精”，但她单纯、直率、敢爱敢恨。他们五人的出身、性格与人生阅历各不相同，互相碰撞又互相补充和支撑，在共同打开一个个拆迁户的心结的同时，也完成了其寻找个人尊严与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同时，《安居》借助吴克与顾超的母亲、白家与巴普洛夫家的债务问题推展开了对人性和诚信的描绘，这给主旋律电视剧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考路径，即在传达社会主流观念的同时，以戏剧冲突建构人的多样性和脆弱性，并由此推动人物的成长，让观众产生认同感，这符合市场法则对故事的要求。
此外，轻喜剧的表达风格也是受众认同此剧的重要原因。导演张永新延续了《马向阳下乡记》的轻喜剧风格，试图再次用一种诙谐的方式讲述严肃的拆迁话题。可以说，导演具有鲜明的市场意识。市场化道路的重要意义在于，借助尽可能多的受众力量认同主流文化观念、不断书写与重构当下的文化。对于主旋律电视剧来说，营造受众能够认同的文化符号才是获得受众认同的关键所在。从个这角度来讲，电视剧《安居》便是一部将拆迁工程包装成拥有商业外壳的主旋律文化商品。
《安居》在富有意境的视听语言的转化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从摄影、灯光到造型，都力求精益求精。整部剧利用实景拍摄、造型设计和各种蒙太奇技巧来形成自己的叙事链条，剪辑流畅，使全剧一气呵成。第一集的开场便是包头市地标性建筑“三鹿环岛”和银河广场喷泉的实景航拍镜头，而剧中随处可见的包头市区街景和北梁棚户区的实景则无时不在提醒观众思考该剧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张家旗为首的动迁小组的引领下，我们看到棚户区的落后、贫困与人情冷暖。坑坑洼洼的地面、狭小曲折且四通八达的巷道、随处可见的垃圾、成片的趴趴房、半地下的厨房等叙事元素是老北梁的真实样貌，也是提高观看效果的关键。除此之外，创作者还使用多种视听方法来丰富故事的表达方式和创造深厚的美学意蕴。如在电视剧第10集中，马倩初到顾超家却受到顾母奚落嘲讽，回到家在厨房洗手落泪。镜头先是特写马倩紧扭的双手、伤心的面容，然后逐渐升高，从马倩家的院落一直到夜空映衬下的万家灯火。这里对细节的捕捉和夜景的呈现创造性地展现了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湍流，也体现了创作者的悲悯情怀。在第33集白老太太与白家老宅依依惜别的场景中，创作者运用了景深镜头、闪回和想象性画面进行交叉剪辑的造型语言，不仅丰富了影像层次，还突出了北梁悠久的历史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如果把拆迁工程与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人情冷暖当作形象,那么《安居》的视听语言就可以看作是意象,而剧中那些具有意象价值的视听语言则来自于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升华与再创造。
当然，《安居》也还有另外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凌珊和顾超作为剧中比较重要的角色，同为“富二代”，在个人能力方面都较为欠缺，都经历了因经济原因而导致的家庭变故，最后也都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这样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由他们生发出来的戏剧张力，降低了观众对他们的关注度。在八个家庭的戏剧冲突里，主要通过人物关系的亲疏、对立与冲突来架起故事结构，这种亲情伦理关系的设定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由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事实上，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非常复杂，它还涉及到制度建设、决策执行、社会环境和生活本身。另外，我们也认为喜剧效果的营造不能仅仅依靠夸张的情景和令人捧腹的人物对话与表演，还应该包括富有喜剧魅力的影像技巧，如空间造型、特技摄影、剪辑技巧等，甚至连服装、道具等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喜剧表现元素。作为大众化的电视剧艺术，表现民生的最大特色便是在摹写里承担起书写社会、描绘生活、关怀生命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方面来讲，主旋律电视剧创作在反映社会现实复杂性方面仍需努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讲师/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