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资本市场与监管的定位。在提高市场效率的过程中，根本上就是创新和监管之间的矛盾过程。要提高效率，就要把原来的机制打破，是所谓的“破坏性创新”，必须要破坏一个东西才能创新，在原有机制之下是走不了太远的。但只要是破坏，就会对原来系统里面的有序性造成一定威胁，所以还得监管。中共十八大与十九大的报告相继表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资源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效率要比实物市场高很多倍。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是从债券、股票的方向做起来的。刚成立证券市场时，是以上海和深圳作为证券监管试点实行的，不敢在中央层面做，因为没有经验，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地方先汲取经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后，中共中央成立了监管部门，此时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市场具有不受地域行业限制的特性，会自然而然本能地向各个领域冲击，而资本市场在短时间内冲得更高。于是在1992年建立了中国证监会，目的是对证券市场作出监管。但是，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后一直饱受争议，许多人认为存在很多不合理的监管。实际上，市场失灵需要监管，但监管人员也必须了解自己的监管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各个领域都这样，存在久了会有路径依赖，觉得自己的逻辑最正确，但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就不是这样。中国证监会一直不愿意听到关于“闲不住的手闲一下行不行？”之类的语句，毕竟市场是由“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可是，监管权的自我膨胀倾向不只会在中国发生，世界上最强大的监管部门是美国证监会，他们的监管膨胀也很严重，也在不断受到舆论冲击，可见监管也需要制约。
但是，美国的监管状态虽然也饱受诟病，但争议的出发点与中国不同。美国在2008年出现重大金融危机后，一片骂声都认为是监管问题。当时的美国证监会主席被国会批评后诉苦，说监管人员的工资水平太低，与市场水平之间相差20%。其实中国监管人员的工资要与市场水平相差好几倍，但美国国会听到后还是把给美国证监会的拨款增加了八亿美元，提高了监管人员的工资，这也是做好证监会最重要的办法之一，可是放在中国实行起来就很有难度。
第二是资本市场的创新与监管。市场只要脱离监管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由市场做主而肆意发展。以共享单车为例，某些单车的质量很差，但却占领了大部分街面。因为是以低劣质量的大规模数量来取胜，资本也愿意投资，先把质量好、成本高的单车公司挤出市场，成本低的自然取胜。而取胜之后也不会花很多钱去改变质量，反而会垄断市场提高使用价格。可见，监管是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必要手段。但如果过于监管，比如有些地方规定共享单车只允许两家存在，有效的竞争只有两家肯定不够，属于寡头垄断。到底应该三四家，还是六七家？问题在于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市场的准入条件，决定由什么人来做，以及以什么规则来做。市场发展就是创新、监管、再创新的过程，也是破坏、抑制、再破坏的过程，使过程能够得到好的平衡就必须要有法治化。
第三是资本市场监管的法治化。从中共十八大开始出现了负面清单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以前美国每次跟中国进行经济谈判时都要一个负面清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都在清单上简单明了地体现。但中国没有负面清单，干顶了好几年，最后发现负面清单是个很好的办法，所以同意了。第一次出现负面清单是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时做了一个负面清单，以往都是没批准的事不可以做，现在只要是清单里没写的就都可以做了。在中共十八大写中央文件时，首次提出市场经济也要搞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都是用来约束政府行为的，有了这两个清单，监管部门才知道要做什么，而不会以自我膨胀的趋势去扩大自己的权力。
但全面监管模式下存在剩余权力的问题，清单里通常没有写明。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地方是法院，法官的准则就是只要中国的刑法、宪法以及各种规定里没有明确写出不可以做的就不能判其违法。中国近几十年的法制进步极大，全国有超过3900家法院，所有法官统统受过至少四年的法律教育。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法官几乎没有一个受过专业教育的，全部都是部队转业的各级干部，经过三至六个月的培训就做了法官，不可能有依法执法的概念。如果资本市场的监管部门有专业法官一样的清楚概念，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会前进一大步。法制化全面监管的最大好处就是高效，想实行什么规则就把所有公司集合开会，告知不能干什么，令行禁止。但也会存在对市场的预期问题，监管部门要对市场及时分析、预测、规范。当人民公仆不是嘴上说说，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监管人员不能把自己当成市场上的主人，要认真研究市场情况，做好市场的公仆。
（国际融资记者曹月佳根据高西庆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