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书

杂志

保存到桌面 | 繁体人人书 | 手机版
传记回忆文学理论侦探推理惊悚悬疑诗歌戏曲杂文随笔小故事书评杂志
人人书 > 杂志 > 也谈苏洵的“老泉”之号

也谈苏洵的“老泉”之号

时间:2024-11-08 01:31:32

近些年来,有多位学者为文,辨析苏洵是否“号老泉”,或者辨析“老泉”之号属苏洵还是苏轼。检索一下电子期刊网,可以发现近数十年来,这方面的文章发表了不下十篇,其中周本淳的《苏老泉就是苏东坡》(《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一文虽然很短,但应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文章。曾枣庄的《老泉非苏洵考》(《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又据曾枣庄等《嘉祐集笺注》第548页引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七,此说最早应出于平氏)较周文提出更多论据。这期间,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类似文章还有多篇,较晚近一些发表的则有王琳祥的《“老泉山人”是苏轼而非苏洵》(《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期)一文,此文后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7年第1期转载,因此影响比较大,王文也较此前文章提出了更多的论据并作出分析。尽管这些文章长短、分量不一,但所用证据和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那就是:“老泉”非苏洵之号,“老泉山人”乃苏轼晚年所用之号,父子两人不可能同号。据我考察,近年来还没有人提出过相反的意见。

因王琳祥的论文阐述较详,本文即对其《“老泉山人”是苏轼而非苏洵》一文提出的论据和观点作出辨析,分为以下三点:

其一,王文提出的“根据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最早将苏洵当作‘老泉’的是南宋人郎煜”,以及“苏洵死后,欧阳修、张方平、曾巩、司马光、韩琦、王珪、姚癖、刘攽、张商英等百馀人作文哀悼,没有一人称苏洵为‘老泉’,而大多数人称其为‘老苏’”。按,北宋人称呼苏洵为“老泉”者确实少有(其中原因后文将作出推断),但绝非到了南宋才有,最直接的论据是收入《全宋文》第75册第39页的蒲宗孟《祭老泉先生文》一文(《全宋文》注明之原始出处为:《老苏事实》,宋刻本;又见《嘉祐集》附录上,《宋代蜀文辑存》卷一九)蒲宗孟是四川人,其生卒年皆在北宋时期。他与苏轼有交往,《宋史》本传谓:“尝以书抵苏轼云:‘晚年学道有所得。’轼答之曰:‘闻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劝:一曰慈,二曰俭也。’”其所作《祭文》谓:“先生初时,未学弦歌。年二十七,始就琢磨。闭户读书,不知其它。……然后知蜀之褒、雄、相如者为不足贵,而千古之下,自剑以南,独有先生焉。”这里的“老泉先生”显然指苏洵而非苏轼。

其二,王文谓:“苏轼于元丰三年在黄州作《祭老泉焚黄文》,如果‘老泉’是他父亲的别号,此文则可理解成为《祭苏洵焚黄文》,在古代回避先人名讳是一般常识的情况下,苏轼敢这样作吗?此处‘老泉’显然是地名。(焚黄文,即祭告祝文,以黄纸书写,祭毕即焚之。)”按,苏轼元丰三年所作《祭老泉焚黄文》本来是苏洵有“老泉”之号的最直接证据,南宋以来人谓苏洵号“老泉”,应直接来自苏轼此文。但王文等对苏轼此文皆作出不可能“号老泉”的结论,很奇怪。苏轼文中明明说“我先君中允赠太常博士累赠都官员外郎。轼、辙当奔走兆域,以致天子之命。王事有程,不敢言私。谨遣人赍告黄二轴,集中外亲,择日焚纳,西望陨涕之至。”这篇文章是祭祀其父苏洵的,毫无疑问。因为当时苏轼和苏辙两人皆因“公务在身”——实则是被贬谪,无法亲往祭祀,故写此“黄文”,请人择日焚烧,以遥祭苏洵。这里的“老泉”可以是地名,即王文一开始所引梅尧臣《题老人泉寄苏明允》所谓“老人泉”或“老翁井”,但何以不能因此成为其号呢?古代很多人的号皆来自地名,苏轼之“东坡”不也源于地名吗?至于王文所说的避讳一说,亦属对古人名、字、号关系的不理解。古代避名讳,但字号是可以不避的,否则子孙何以称呼其父祖?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谓宋代“尽人而有号,一号不止,而且三数未已也。夫上古淳质,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于尊者,多避名而称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号,则何说也?流及近世,风俗日靡,始则去名而称字,渐则去字而称号,于是卑行之于所尊,不但讳名,且讳其字,以为触犯,岂不谄且渎乎?”(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4,365页)可知宋人避讳确很严格,乃至名、字皆讳,唯号是不讳的。故诚如王文所言,苏轼文题确实不会写成《祭苏洵焚黄文》,但《祭老泉焚黄文》却是完全可以的。又,“祭老泉”三字联用,若“老泉”仅为地名,能讲得通吗?至于王文等提出:苏轼曾得钟山名僧泉公一信。他在寄诗为谢时说:“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如果苏洵号“老泉”,苏轼避讳唯恐不及,他怎么敢在僧人泉公之前作诗直呼“老泉”呢?是同样的道理,可不必再辨。

其三,王文等皆引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中的一段话:“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认为这条材料“弥足珍贵”,即因为距苏轼年代不远的叶梦得指出“老泉山人”为苏轼晚年之号,应是确切的,而“父子两人不可能同号”,故证得“老泉”为苏轼之号。按,这种观点初看似有道理,但深入推究,则知此说乃仅据一般常识而言,不明苏氏父子间之特殊心态。何以言之?幸好苏轼之弟苏辙晚年留下一篇《卜居赋·并引》(曾枣庄等点校《栾城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23页),其中写道:“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即是说:苏洵当年曾有遗言,父子三人的终极归宿皆为“老泉”,虽然苏辙晚年只能“西望吾乡,山谷重阻”,而无法真正回归故乡,但内心已与故去的父兄同在。显然,苏洵是到了晚年才“号老泉”,这是具有人生终极意义的一个号,而非一般之名号,平生未曾使用过也是很自然的;苏轼也是“晚年号老泉山人”,应该正是实践“父子相从,归安老泉”的“先君遗言”。因此苏轼“晚号老泉山人”与苏洵曾号“老泉”并不矛盾。苏氏父子三人皆在其晚年心念“老泉”,正寓含《卜居赋》中所言“汝不忘我,我不忘先”之意。苏辙《次韵子瞻寄贺生日》诗中云:“归心天若许,定卜老泉室。”《祭子瞻文》“老泉之山,归骨其傍”等,皆是此意,与所谓“避讳”毫无关系。而苏洵、苏轼之号“老泉”皆在晚年,故苏洵之号当时可能不为一般人所知,或许只有同为川人又曾在川地为官的蒲宗孟得知其详,故唯其祭文标“老泉”之号,也是可以获得解释的。

综上所述,我以为,就目前所见文献考订,可以确认:苏洵、苏轼晚年皆曾号“老泉”,但并非一般的名号,而具有父子相约、“归骨其傍”的终极信仰意义。南宋以来,因苏轼“东坡”之号已盛行,故当时人皆以“老泉”为苏洵之号,以示区别,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据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热门书籍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