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971年的爱情
时间：2024-11-07 10:00:09
——《旧约全书·雅歌》第三章
草垛事件发生后，知青们的心里蒙上了淡淡的阴影。尤其是在小军死后，大军因受刺激发疯，用一根树枝钉死了小兵——树枝从小兵的耳朵里穿过，那孩子的死状惨不忍睹。这种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的死亡景象，远比他们在城里所见过的种种死亡更惨烈。在他们看来，“翠竹根连根，学友心连心，你我齐携手，扎根新农村”的思想，开始变得越来越渺茫。一名老知青最先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的理想是虚妄的，我们的激情是廉价的，我们的牺牲是无谓的。这样说时，那名知青干涩而疲惫的眼神里，透出的是岁月的暗淡与沉重。“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在农村耗一辈子？”“当然不能耗一辈子。得想办法回城！”回城？怎么回？回城那么容易吗？最先引发知青骚动的是林红缨。1971年夏天，林红缨突然当上了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她离开了知青点，住到了公社的院子里。大家深知，住进公社的院子里，就等于是变相地回了城。同为插队知青，原本是一起共患难的，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不平等地位，这令他们感到了人心的动荡与分裂。一群女知青甚至组织起来，到公社找当地领导理论。罗主任接见了她们。“凭什么林红缨当广播员，我们就该死守在农村种地？”“她会讲普通话，声音也好听。”“问问我们这些女知青，哪个不会讲普通话。再说，她普通话能有徐晓雯讲得好？人家可是正宗的北京人！”“徐晓雯？她不行，她出身不好，父母都是右派！”右派？大家面面相觑。张虹反应最快，她叫道：“可我父母都是工人，我根正苗红，也会说普通话，为什么不让我当广播员？”“我的出身也是工人家庭。为什么我不能？”罗主任笑了。罗主任说：“论出身，你们都能。可人家小林同志是正规考上的，她写的诗，我们清水河水平最高的何茂新老师都给了她满分！你们当时怎么不来考呢？”“考？”大家愣住了：“什么时候考的？我们怎没听说？”“公社门口早就贴了招考通知，你们呀，应该多关注关注公社的信息！红旗知青点就有八个女知青来考了。你们知青点来考的只有小林同志一人，这不能怪我们啊。”大家再一次面面相觑，有人冲到公社大门口去看，果然发现里面的公告栏里贴着一张报考人名单。考试的时间、内容都写得清清楚楚。大家傻眼了，一时无话可说，却又气不打一处来，回去的路上，一直在骂：“我们点上怎么就林红缨一个人知道消息？”“这根本就是个阴谋！林红缨后面肯定使了手段。”“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在高音喇叭里播出来！”义愤之中，她们又想起了刚刚获知的另一个信息：“徐晓雯的父母都是右派？难怪她会从北京迁来武汉，原来如此！”徐晓雯是唯一没有参加这次“闹事”的女知青。本来大家还奇怪，现在终于明白了。她成了继林红缨之后备受大家关注的人物。几乎从女知青们一回到知青点，其他人就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当晚，张敬之把所有的知青都召集到了一起，唯独没有叫徐晓雯。他冷冷地看着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叫到一起，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知青，也只是知青。以后谁要是想在这中间搞什么成分划分，散布什么不利于团结的谣言，我就叫他滚出星光知青点！”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大家一起来到这里，咱们就是一根藤上的瓜，歌里是怎么唱的？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藤儿越肥瓜越大！我再说一次，哪个要是想搞身份歧视，我就把他这只瓜从藤上摘下来。”如今的张敬之，俨然已是知青中的领袖人物，没有人敢跟他对抗，包括比他们早两届到来的知青。张敬之是什么时候获得这种地位的，好像没有人认真想过。不知不觉中，大家就认可了他这种地位。只有杨柳明白，这一切始于张敬之亲赴公社，从公社请来了罗主任对知青点进行了一番视察，并由罗主任亲自安排，公社拨给经费，给知青点的宿舍换上了两扇又大又亮的新窗户，窗户上安装了崭新透亮的玻璃。窗框上还刷上了一层漂亮的绿油漆。两扇装了玻璃的新窗户，从物质上改善了知青们的住宿条件，也从意识上唤起了大家对张敬之的尊敬。杨柳不得不佩服张敬之的胆识与谋略。说实话，打从徐晓雯被送进派出所、张敬之弄清真相带领知青们勇闯派出所那天开始，杨柳内心里就已为之折服。那一夜的深谈，张敬之把一瓶竹叶青酒和一条大前门的烟呈给他看后，他们之间就结成了某种同盟。事实上，张敬之也一直在明里暗里庇护着成分不好的他。眼下他这番话虽然是针对徐晓雯来暗示的，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惠及杨柳的。有了张敬之的警告，大家对徐晓雯的议论少多了。但是，林红缨当上公社广播员的消息还是让他们受到了一些刺激。刺激归刺激，改变现状却不容易。日子如此乏味而空洞，大家总得为自己劳碌的生活找点调剂。A县是有名的产粮大区和农作物重地。农作物之多，他们一时半会儿都数不过来：水稻、小麦、大麦、荞麦、菜籽、花生、大豆、蚕豆、豌豆、绿豆、芝麻、高梁、玉米……更有成片成亩望不到边际的棉花与黄麻。农作物的产量有多大，他们的劳动强度就有多大。初来时的热情，早就被严酷的现实击退。他们不得不开始正视插队的现实，对未来怀着深刻的悲观与绝望。逃离平原成为他们最大的梦想。当然，平原的美，他们也是喜欢的。平原上到处是田畴与湖泊。早春刚至，田野里就已开满红彤彤的燕子花，一片连着一片，一块接着一块，野火一样在到处的田畴里蔓延和燃烧。这种用作绿肥的花，人们又叫它红花草。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它有一个专门的词条：紫云英。燕子花开过了，被他们犁进了田地里。油菜又从它们的尸体上长出来。金黄的油菜花艳得让人睁不开眼。油菜花的香气是如此馥郁，色泽是那么浓烈、灿烂、气势磅礴，覆盖住无边无际的平原。放眼望去，整个原野就是一个巨大的花的拼盘。到处蜂飞蝶舞，春情荡漾。紫色的豌豆花，白色的芝麻花，金色的油菜花，红色的燕子花……一年四季里，到底有多少作物在平原上开花，结籽，知青们已经记不得了。因为根本就数不清。农作物的花，蔬菜的花，莲藕与红菱的花，药物与水草的花，篱笆与藤萝的花。连棉花都要开出各种颜色的花。更有那些说不出名的野花：荠菜花，野麻花，刺芥花……有的开在水里，有的开在陆地，有的开在路边，有的开在田畴。连那些埋着死人的坟头，都开着不同的野花。平原就像一张巨大的绿毯，向他们展露它的花叶繁盛。尤其是这样的早春，繁花在盛开，作物在摇曳。知青们感觉到某种旺盛的生命意识正在觉醒，从他们疲乏的生活里，从他们日渐冷却的心里觉醒。就像蛰伏在土壤里越冬的昆虫，一觉醒来，就要参与春天的歌唱。按规定，知青下乡未满三年，是不许谈恋爱的。但星光知青点的知青们不管这些。尤其是先来的那批老知青，他们胆大妄为，目中无人，动不动就跑到河边的柳树林子里幽会。有放肆的甚至敢在大白天钻进半人多高的苞谷地里，躲在苞谷叶子后面“搂抱和亲嘴”。尽管政策有规定，但谁也阻止不了种子在春天里发芽。就像花儿要开花，年轻的心到了它该萌动的时候，就会生长出爱的萌芽。人们发现，春耕还未结束，星光知青点上已经悄然出现了七八对恋人。张敬之和徐晓雯公开相恋了。心有不甘的林红缨和郑义也组成了一对。大家坦然地享受着平原带给他们的自由与温情。其时，一大半知青都在仓促的排列与组合中，选择了一个和自己相处的“对象”，与其说他们是找对象，还不如说他们是在无奈中为自己挑选游戏的搭档。有时，他们也和本地青年打成一片，玩那种平原上流行的长纸牌。纸牌有三种：千和、戳和、碰和。三种纸牌花色不一样，张数不一样，打法也不一样。知青们喜欢打戳和。千和太烦琐复杂，只有老人们才喜欢，碰和又太简单单调，打起来不刺激，孩子们玩一玩差不多。纸牌一律是自制的，又细又长，用桐油浸得金黄，上面有彩色油漆点染的字或图案。放在鼻子底下闻，有股淡淡的桐油香。知青们喜欢在打牌的过程中找寻恋爱的乐趣——他们多是两两成双，一对打一对。他们打情骂俏，眉目传情。在这样的娱乐与调笑中，时间便过得飞快。他们暂时忘掉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忘掉他们的亲人与城市。这样的场景，常常是在收工后，在集体户里吃完了晚饭，大家围聚在宿舍里，或者蹲在灶台边，一边打牌，一边喧哗。对输家的惩罚五花八门：在额头上画乌龟，背毛主席语录，顶碗，学狗叫，唱歌……满院子都是笑闹声，满院子都是武汉口音。弄得当地的年轻人羡慕不已，他们学着他们的武汉话，期期艾艾，渴望加入这一群体。最受知青们欢迎的，自然是刘雪梅和巫志恒。刘雪梅暗恋着男知青中的杨柳，巫志恒默默喜欢着女知青中的徐晓雯。虽然他们都知道得不到心仪之人的心，但能在群体的欢聚中感受到心上人的存在也是一种幸福。当地的年轻人模仿着知青们的打扮，动作，乃至他们说话的方式。这些连武汉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土憨巴们，也像武汉人一样“洋气”起来：他们把搂抱也说成拥抱，把亲嘴也说成接吻，把好上也说成相爱……总之，因为这些知青的到来，星光大队，乃至整个清水河公社的年轻人都有了变化。知青们对当地的影响还不止这些。从春耕结束到双抢前，有一段稍微轻闲一点的时光。由星光知青点的知青们领头，策划举办了一场马拉松运动会。长跑在大堤上进行，全大队的青壮年都参加了这次运动会。这件事惊动了公社，后来又惊动了县里，连A县领导也倍加赞赏，号召全县农村青年向插队知青同志们学习，学习“他们扎根农村，与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带领农村树立新风尚、建立新面貌的宝贵精神”！公社和县里的广播都播报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在广播里听到了林红缨那略带点武汉腔的普通话，不平衡的心理又加强了几分。他们嘴里骂着“个婊子养的”，心里却羡慕着林红缨终于可以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生活是如此贫乏，但贫乏的日子却是平静的。谁也没有想到，知青点会出大事情。出事的是林红缨。林红缨有一天突然离开公社，搬回到了星光大队。林红缨当上广播员，知青们都认为是她背后使了手段。事实上不是。那天，林红缨叫郑义陪她去公社供销社买香皂。买完香皂，林红缨说想去公社看看，说不定公社的罗主任还记得他们。他们在公社院子里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罗主任，就在公社大门口的水泥橱窗前浏览。橱窗里贴着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还有各种各样的通知与公告。其中一张用红纸写的公告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林红缨只看了一行，心跳就加快了。这是公社广播站招考广播员的公告，条件是要会说普通话，出身良好，并注明了插队女知青与学校女教师优先。至于其他，诸如身体健康、长相端正之类的要求，对林红缨来说，简直不算要求。“公社要招广播员啊，你来报名考试吧！”看到这个公告，郑义也很兴奋。“可是全公社只招一人啊，要会说普通话，还要考试！”林红缨抑制住自己的兴奋，不安地说。“上面写了，女知青优先报考。难道我们武汉人还讲不好普通话？你看，这考试也简单，除了现场答卷，就是朗诵诗歌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这个有什么难的？再说，不就是来报名考一下吗？管它考不考得上，你先报名再说。”郑义指着公告鼓动道。林红缨说：“可是我们公社有那么多女知青，光我们点上就有十几个，红旗知青点也有好几个。我竞争得过吗？”郑义抬头朝四周看看，突然伸手将那张公告扯下来，揉成一把，塞进怀里。他用手杵了她一把，说：“走！”林红缨立即明白过来。他们迅速走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两人对视，禁不住哈哈大笑。郑义说：“只要我们知青点没人看到这个公告，就没人和你竞争了。别的点有没有人看到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记下了招考的日期，就把这张红纸扯烂了扔进一处水沟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招考那天，星光知青点果然只有林红缨一个来报考。考试那天，在郑义的掩护下，林红缨请了病假，悄悄赶到了公社。来应考的只有十来个人，其中大部分是红旗知青点的女知青。另有两名小学老师。考卷发下来，林红缨大喜。其中几题是默写毛主席语录和诗词，压轴题是根据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写一首抒情诗。林红缨一直热爱诗歌，也曾偷偷写过几首，对毛泽东诗词更是倒背如流。林红缨的确没有使什么手段就被录取了。当上广播员后，林红缨就搬离了知青点，住进了公社的职工宿舍。林红缨刚走那阵，几乎每星期都要回一次星光知青点。她喜欢在星期天骑一辆凤凰牌轻便自行车，从公社到知青点来玩。起先，她和郑义还保持着比较亲密的关系，后来就几乎不和郑义单独相处了。谁都看得出来，林红缨看不上郑义，现在她更有理由不和他在一起了。林红缨骑着凤凰牌自行车的派头，令每一个女知青都很眼红。有那么一段时间，知青们发现林红缨变胖了，也不喜欢来知青点玩了。最后一次来知青点时，她脸色显得十分忧郁。她看起来心事重重。而且，这一次她也没有骑凤凰牌自行车。她告诉她的知青战友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她不想当广播员了！“过几天，我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林红缨说。知青宿舍里一下炸了锅。“你疯了？好好的广播员不当，跑回来种田！”一位女知青吃惊地叫道。“对，我喜欢种田。”林红缨平静地说道。“你这是放屁！谁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削尖脑壳往公社钻的？自己一个人偷偷去报考，生怕走漏了消息！哼！”另一个女知青睥睨道。幸亏知青们只知道她隐瞒考试的事，不知道她和郑义撕了公告的事。否则他们还不知道会怎样咒骂她。在这一点上，她是感激郑义的。不管她怎样冷落郑义，他都替她保守着这个秘密。林红缨说：“那是当初。现在我不想当广播员了。真的。”一位处世老练的男知青当即敏感地问：“是不是公社哪个狗官想占你的便宜？”林红缨摇头说不是。“那是为什么？好好的广播员你不当，回到点上种地，谁会相信？”男知青们蠢动起来。张敬之说：“林红缨你别害怕，要是哪个王八蛋胆敢在咱知青头上拉屎，我们全体起来，把它清水河公社一锅端了！”可林红缨却只是摇头，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两天后，林红缨真的驮着铺盖卷，回到了星光大队。回到星光大队的林红缨没有搬回知青点，而是住进了村里的五保户陈瞎子家。她对巫书记说，她已经不习惯住集体宿舍了，况且陈瞎子眼睛看不见，她可以照顾她。巫书记没多想就应允了。但是，林红缨回来的谜底很快就被人揭开了。有人发现她的肚子鼓了起来。此时的林红缨，已有七八个月身孕。她再也没法掩饰她变形的身子。尽管她每天都在自己的肚子上缠上一圈又一圈的纱布，外面罩着宽大的衣服，但她沉重的身子到底还是没有逃过有心人的眼睛。起先，人们只是发现当过广播员的林红缨变懒了。她劳动起来笨手笨脚，有气无力，连弯一下腰都显得费力。后来，生产队的一名妇女最先发现了她的特别。她走路的样子引起了这位有经验的农妇的怀疑。她对林红缨进行了跟踪。在陈瞎子家的后窗缝里，那位妇女吃惊地看到林红缨一层一层解开了肚子上的纱布，露出挺起的巨大肚子，她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尖叫。消息不胫而走。很快，每个人都知道了林红缨怀孕的事。此时，人们才猛然醒悟，林红缨为什么要离开公社广播站，住进一个瞎子家中。秘密泄露。林红缨再也不用掩饰自己的肚子了。她像所有的怀孕母亲一样，开始坦然地挺着肚子走路。林红缨怀孕的事不胫而走，很快成为星光大队最热门的新闻，并迅速扩散。清水河公社的各个大队各个小队，都在议论女知青怀孕的事。多嘴多舌的清水河人，无论是出工还是休息，无论是吃饭还是上厕所，甚至连夫妻在床上办事时，都在议论。大家口口相传，很快惊动了县里的知青办。知青办发下话来，责令清水河公社领导严肃查处此事。于是，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一起上阵，轮番找林红缨谈话。他们要她说出肚里孩子的父亲。“说吧！如果你有什么委屈，我们一定给你撑腰！我们会向上面反映，帮你讨回公道！”……“如果你是被强暴的，我们就把他找出来法办！替你们知青讨回公道。”……“如果你们是自由恋爱的，大队可以做出特殊处理，允许你们结婚。”……“告诉我们，那个男人到底是谁。”……无论怎么询问，林红缨就是不肯说出那个使她怀孕的男人。1971年的冬天在对林红缨的反复问询中无情地来临。当这年的第一场小雪从空中落下时，人们才忽然发现，在清水河公社成了新闻人物的林红缨，突然在星光大队消失了。平原上的冬天，现出了应有的萧瑟，知青们不再像往年一样关心生产队里什么时候起鱼，何时杀猪，他们关心的是女知青林红缨的突然失踪。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成了他们最最核心的话题。“林红缨会不会逃回武汉生孩子去了？”“说不定她给那个男人谋杀了！天啦，这可是一尸两命！”“那个男人肯定很有势力！说不定他威胁了林红缨！”“是啊，林红缨肯定是被强奸的！强奸她就是强奸我们所有的知青！”“如果被强奸时她连人都没看清楚呢？……”知青们做着种种猜疑。被猜疑的对象却突然消失了。这让他们的猜疑失去了支撑和寄托。徐晓雯觉得，林红缨的怀孕与沉默，肯定与一段爱情有关。这爱情肯定不是他们理解中的爱情，它也许关乎忠诚，关乎生死，关乎奉献，关乎牺牲。否则，处事精明、从不吃亏的林红缨绝不会为了生下肚里的孩子，舍弃来之不易的工作，舍弃女孩子宝贵的名声。可见，她是在拼死为那个男人保守秘密！如此，它肯定不是一段平庸的爱情。徐晓雯背地里问张敬之：“你觉得那个人会是谁？”张敬之说：“会是谁？我怎么知道？”“你说他会不会就在我们中间？”“你是说他有可能是知青？”“你认为呢？”“你是说郑义？不可能！她压根儿就看不上那小子。况且，她当上广播员后，也很少回我们知青点。”徐晓雯沉默了一会儿，她有些怀疑地看着张敬之，说：“我不是指郑义。”“那还能有谁？别人就更不可能。就我们宿舍那些人，我还不知道？”张敬之莫名其妙。徐晓雯叹口气，没再说什么。她心里的疑虑却在加深，在她看来，以林红缨的性情，她的所作所为，只可能是在守护一段爱情。这年冬天，星光大队的民兵连长兼七队队长巫志恒参军走了。与巫志恒一起参军走的，还有一名1968年来此插队的知青。张敬之接替巫志恒当上了大队民兵连的连长。他带领大队的全体民兵参加这一年的冬季拉练。参加拉练的知青心事都很沉重，都希望明年冬天征兵时能轮到自己。他们都想去参军。只有参军，才能让他们尽快脱离农村，回到城市。但是，国家有明文规定：下乡知青插队不满两年的，不准报名参军。这样的规定，彻底粉碎了张敬之他们这批新知青的参军梦。作为1970年下乡插队的知青，招工和参军暂时都轮不上他们。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十几名老知青去报名，在羡慕与无奈中期待下一年的机会可以降临到自己头上。插队以来，林红缨的遭遇，彻底把他们从迷梦中唤醒了。他们发现，恋爱的滋味并不都是那么春光明媚，它也可能让他们的生活阴霾沉沉。况且，快乐的情绪总是短暂的。真正长久伴随他们的，仍然是日复一日高强度的农活，是让他们根本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这一年，清水河公社的征兵工作并没有因为女知青林红缨的怀孕事件受到影响。在人们看来，国家事与个人事，永远不可同日而语。个人的事即使事关生死，在国家的事情面前，都只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就像大象脚边的一只蚂蚁。运兵工作一结束，人们发现，失踪女知青林红缨又出现了。她的身材恢复了过去的单薄，显然，她腹中的孩子已经生下。与以往不同的是，她的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呆滞，有时她突然哭起来，嘴里喃喃着：“还我宝宝，你还我宝宝……”哭着哭着，又突然笑了。显然，林红缨疯了。星光知青点最漂亮的女知青林红缨疯了，她又一次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震撼！疯了的林红缨喜欢在湖边踟蹰。一看到湖水，她的眼里就会涌起莫名的兴奋，对着湖面一个劲儿地叫：“宝宝，宝宝。”她肯定是在找她的孩子。她是在哪里生下孩子的，她的孩子去了哪里，人们一概不知。人们相信，正是孩子的丢失，让她的神经出了毛病。真相的浮现，是在某个湖里突然浮出一具婴儿的尸体后。婴儿的脚腕上缠着一根细麻绳。麻绳的另一端，露出了零乱的断口，从这个断口，人们一下就判断出它的另一端曾经绑过重东西。果然，人们沿着婴儿浮起的地方潜下去，就摸到了半块石磨。石磨的上面，分明也系着一节绳子，绳子的断口，正好和婴儿脚上的那节吻合。显然，这个婴儿是被人用半块石磨沉入湖底的。湖并不大，也不算太深。里面长满了莲藕和红菱。夏天的时候，湖里开满了荷花，粉红的，莹白的，十岁左右的孩子也敢下到里面去，采莲蓬和捞菱角。这个湖，不在星光大队，在与它相邻的星星大队。是个男婴。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男婴就是女知青林红缨的儿子。死去的婴儿虽然只是个私生子。但这是谋杀！谋杀就是犯罪。杀人就要偿命。在平原人看来，这是真理，天经地义。到底是谁谋杀了那个男婴？婴儿究竟是不是女知青林红缨的孩子？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介入了调查。一定要破案。要破案，突破口只有疯子林红缨。警察把林红缨带到发现尸体的湖边，果然，一到那个湖边，林红缨就开始狂叫：“宝宝，我要我的宝宝！”她的叫声凄厉而疯狂，见人就扑就咬，情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歇斯底里。警察把林红缨按住。他们确信，这个死去的婴儿就是林红缨生下的孩子。他们从林红缨的现场反应和情绪得出结论：她目睹了这个孩子被谋杀的过程。也许正是孩子的死，导致了她的疯狂。据此，警察推断：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这个男人始终躲在真相的后面。他是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让林红缨不肯说出他的名字？人们试图去诱导疯子林红缨，企图让她说出他的名字。但他们失望了。就像前面N次一样失望。林红缨在疯狂状态下也没有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她除了念叨她的宝宝，对任何问话都充耳不闻。为了迅速破案，公安人员不得不搜查了林红缨的私人物品。从她的私人物品中，他们发现了她的日记。日记里隐约地记载了她和这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正如徐晓雯所料，林红缨和这个男人间有着深刻的爱情。或者说，林红缨心中充满了对这个男人的爱情。因为她的日记里记着这样的话：“他们企图让我说出他的名字。而我是决不会说的，即使是让我死，我也不会说。”“我爱他，我要生下我和他的孩子。”“这个孩子是我们爱的结晶，无论如何我都要生下他……”但是，公安人员还是无法从这些记载里得出那个男人的真实身份。因为凡是有可能暴露他身份的文字，林红缨一个字也没有留下。足见，她有多么爱这个男人。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让她如此不顾一切地爱恋和保护？公安人员在公社的广播站也进行了走访和调查。但得到的信息是，除了工作上的往来，林红缨几乎不和任何异性多打交道。在他们看来，骄傲美丽的林红缨从来不把她身边的任何男人放在眼里。除了回知青点，她也几乎从不离开公社大院。这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与疑惑。男婴的死，成了人们心头的一桩悬案。在案件的传说中，星星大队传来了一个老人的证词。证词是，老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哭声，哭声是从星星大队六生产队一间废弃的队屋里传来的，后来哭声就突然消失了。老人当时不以为意，后来想起，始觉得可疑。六队的队屋早已废弃，那里曾经住过一个流亡的老尼姑琼。老尼姑琼其实是修女琼，曾是个顽固的基督徒。平原上的人分不清楚修女与尼姑的差别，就像他们分不清楚基督教与佛教的差别。在他们看来，凡信教者皆为佛。那个老尼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谁也不知道。人们不知道她的去处，就像不知道她的来处一样。据这位老人说，老尼姑原是有姓的，姓叶或者姓岳，也许姓艾，总之，都是谐音。人们知道得并不真切。大家只是习惯叫她琼或者尼姑琼。与村里的哑巴重生一样，琼也是一个失语者，但她并非哑巴。琼消失后，那里就再也没有人住过。里面堆着生产队储存过冬的几十捆牛草，除了偶有社员去那里取牛草，平常几乎不会有人去那里。那么，深更半夜怎么会从那里传来一个婴儿的哭声呢？这个队屋，正好在离婴儿浮起来不到三百米远的地方。老人说，那样的哭声只能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发出的。果然，人们在一捆立起的稻草后面发现了一个空洞，洞被稻草遮盖着，移开上面的稻草，人们就发现了产妇的胞衣。里面还有些吃剩的食物：几块发霉的煮红薯，半碗发硬的米饭。人们立即联想到女知青林红缨那短暂的失踪。这么说，林红缨就是在这个废弃的队屋里，在这些喂牛的草捆中生下了她的孩子。是谁把她引到了这里？又是谁把这个刚出生的孩子沉到湖里的呢？真相是自己站出来的。这时已是一九七二年的春节后。正当清水河公社的人们对这起悬案的结果失去了追踪的热情时，派出所突然接到清水河中学何茂新老师的自首。何茂新老师是清水河中学初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在整个清水河公社，清水河中学是唯一的一所公办学校。何茂新老师交代，婴儿是他杀死的。民警问：“你为什么要杀死那个婴儿？他是林红缨的孩子吗？”“是的，他也是我的孩子。是我和林红缨两个人的孩子。我不是故意弄死他的。是不小心的。”“那是怎么回事？你把过程交代清楚。”民警拿出笔来记录。“那天晚上又是风又是雨，天气十分寒冷。我和林红缨一起躲进那间废弃的队屋里，等孩子出生，后来，林红缨的肚子痛了，半夜时，孩子终于顺利地生下来了。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婴儿，很漂亮，像他的妈妈一样漂亮。他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哭，他的哭声太大了，都把我们俩吓坏了。我怕他的哭声引来别人的注意——要知道，我还没有离婚。我们的事一旦被人发现，我们的计划就全毁了。为了不让孩子的哭声传出去，我就把他放在自己的胸前，并把他紧紧地捂在怀里……后来，孩子不哭了，我们打开来看，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他是被我捂死的……我们的孩子没了，我们吓坏了，林红缨，她当场就昏死过去。我不是故意的，真的，天晓得我是多么想要这个孩子，否则，我们何苦要冒险生下他！我给孩子做过人工呼吸，没有用，他的小脸早就青了，小身体也变凉了……”何茂新痛苦地摇着头。“没办法，我怕人发现孩子的尸体，就在那间废弃的队屋里找了半块石磨，用一根绳子绑着，把他沉进了湖里……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民警十分吃惊，民警厉声问：“你把孩子沉湖，林红缨在场吗？”“在场。是的，是我们俩人一起沉的。不，是我一个人沉的，但她看见了那个场面。孩子死了，她受不了这个打击，疯了。是我害了她。当时，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我不是故意的。为了这个孩子，我们做了多少准备，可他还是死了，被我这个父亲亲手杀死了。我对不起林红缨，对不起我们的儿子……”“你说你不是故意弄死孩子的，谁能给你做证？也许你就是故意杀人灭迹呢。你这是狡辩！”民警声色俱厉地说。何茂新无奈地笑道：“随便你们怎么认为好了。我不需要做证。她都疯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呢？我只求一死，你们枪毙我吧！”民警把何茂新铐起来。民警说：“我们会枪毙你的。你放心，对于像你这样的杀人犯，我们是绝不会手软的。”破案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清水河公社。这个结果出乎所有知青的意料之外。林红缨誓死保护的就是这个男人？但不是他又是谁呢？日后发生的一切，将足以证明，林红缨当时所爱的，就是这个结了婚的当地男人。知青们愤怒了，比知青们更愤怒的是清水河的乡亲。在他们看来，何茂新罪该万死，死一万次也不足惜。因为他不仅捂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把他用残忍的手段沉了湖，这不是杀人灭迹，销毁罪证，又是什么？是可忍，孰不可忍。何茂新作为一名有妇之夫，诱奸了未婚女知青，不仅搞大人家的肚子，还杀死了他们的私生子，致使对方精神崩溃，成了疯子。这和杀死林红缨有什么两样？既然都“杀”了两次人，抵一次命就绰绰有余。死刑。当然要给他判死刑。这是所有清水河人的愿望。公判大会很快就在清水河公社的礼堂召开。这一天，几千人从四乡八里赶来，把公社礼堂的大门挤坏了，他们还把公社礼堂的主席台也挤垮了一半。因为杀人犯何茂新就站在主席台上。他低垂着头，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墨水写着六个大字：杀人犯何茂新。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醒目的大叉。有人在义愤中企图抓住什么东西，修理一下这个残忍的杀人犯，仓促中，他们发现了主席台边镶的一道“花边”。那是一排砌好的红砖。这排红砖将主席台的土台子围成一圈，砌它本是防止土台子的边缘被人脚踩崩。现在，愤怒的清水河人才管不了那么多，他们动手扒起红砖来。第一块红砖被人从土里刨了出来，刨砖的人因为用力过猛，食指的指甲盖都翻了过来，甲缝的泥土被流出来的鲜血染黑了。但刨砖的人此刻根本无心顾忌自己的指甲盖。他举起那块红砖，向台上的罪人砸去，只见何老师的身体摇晃一下，差点扑倒在主席台上。红砖本来是砸向何茂新头部的，因为出手时被谁挤了一下，它便偏离了袭击的方向，落到了何老师的肩膀上。人群中有人喊：“对，砸死他！”“砸死这个清水河败类！”“敢对女知青下手，砸他！”“砸！”场面开始失控。更多的人拥向了主席台，他们开始奋力扒红砖。秩序顿时混乱起来。公社人武部的干警和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动，一群现场维持秩序的基干民兵们也冲上来了。“住手！都给老子住手！哪个再敢扒砖，老子一枪毙了他！”一位武装警察突然向人群端起了枪。人们这才停下来，可是还有人在义愤填膺地怒骂。基干民兵们冲上来，把人群赶了下去。那武装干警气得大骂：“何茂新有政府来收拾，要你们逞什么能？你们再瞎起哄扔砖头，老子先把你们枪毙！”民兵们笑起来，骂道：“妈的个×！要收拾这种恶人，也轮不到你们……”宣判开始，激动的人群安静下来。在人们的期盼中，杀人犯何茂新被当场判处死刑。“死刑将在一个星期后执行。刑场在老地方：江边的河滩上！具体地点到时间再通知！”大会的宣判者用话筒向人群喊话。人群中发出了兴奋的狂叫，掌声此起彼伏，滚雷一般，连礼堂的屋顶也感到了震动。谁也没有注意到缩在礼堂一角的疯女子林红缨。现在，事件中的主角已经不是女知青林红缨，而是主席台上的杀人犯何茂新。没有人听见，宣判的那一刻，女知青林红缨发出了一声尖利的惨叫，但这声惨叫迅速被巨大的欢呼声吞没了。随后，披头散发的林红缨，像一匹灵敏的麋鹿，迅捷地奔出了公社礼堂。枪决何茂新的日子终于在人们焦灼的期盼中到来了。尽管时间离宣判之日只隔了七天，期待已久的人们却仿佛已经等待了七年。这天上午9点左右，刑车押着死刑犯何茂新，从清水河派出所里缓缓开出，经过清水河的两条直街，向公社的方向行进。县公安局也来了两名执法刑警，他们全副武装，和当地的武装干警一起站在刑车上。刑车一开出，等在派出所门口的人群最先跟了上去。他们跟在刑车的后面开始了追赶，有人奔跑的速度甚至赶上了刑车行驶的速度。于是，刑车也加快了速度。人们立即奋力追赶，秩序混乱起来，但奔跑的人并没有停下脚步。人越来越多，随着刑车的行进，奔跑的队伍也越来越壮观。人们看见刑车上的何茂新已经没有一点老师的样子。他的背上插着一块长方形木牌，还是那六个字，还是那个红叉，但他的脸上已没有了一周前的羞愧与耻辱。他表情麻木，目光呆滞，反剪着手，被一群刑警押着——其实根本就不用押。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悲伤、软弱、恐惧这些属于临刑前的死刑犯的表情，在他脸上一样也找不到。早春的柳树在清水河的街头冒出了淡黄的芽苞，嫩绿的柳枝儿把清水河陈旧的小街衬出了些许的新意，风拂在人的脖颈儿里仍有些冷，可奔跑的人们却浑然无觉，他们全身冒着热气，热气腾腾地把一条逼仄的小街填得满满当当。一场即将到来的死刑，把清水河的所有人都弄得激奋起来。恍如过节，又比节日更盛大，更隆重。刑车从公社的院子外绕行一圈后，后面跟上了一辆崭新的东方红手扶拖拉机。拖拉机上拉着满满一车荷枪的民兵。随后，一辆大解放也加入其中，刑车渐渐变成了一个车队。喇叭声响起来，人们不顾一切，蜂拥而至。连五六岁的小孩子也疯狂地跟在人群后，踉踉跄跄地加入到奔跑的队伍。高音喇叭里传来了雄壮的革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此刻，喇叭里为什么要播放这样一首歌曲，人们想不明白也懒得想。总之，他们觉得这首歌曲此时听来是如此动听，如此雄壮激昂。联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热血更加沸腾，情绪更加昂扬。他们边跑边唱，边唱边喊。随着一曲高歌完毕，公社革委会罗主任在喇叭中喊出了行刑的地点：河滩外的一片芦苇荡。人群中响起一阵欢呼。其实不用宣布，人们已经猜到了这个地方。以往几乎每一次枪毙人，都会选在这个地方。当地人都把那里叫靶场。打解放前那里就叫靶场。那里的芦苇长得格外密，格外粗，也格外深——都说是犯人的血肥出来的。实际上是每年挖芦笋和采棕叶的人都不敢往那里去，那里的芦苇才得以安然无恙地生长。随后，车队开始飞速前行，往大堤上开去。堤高路窄，刑车在大堤上减慢了行驶的速度。更多的人追上来，人群密密层层，蚁群一样占领了堤坝。为了跟上汽车奔跑的速度，许多人开始沿着两侧的堤坡奔跑，不时有人从堤坝上被挤下来，像石头一样滚下堤坡。一个人的跌倒，立即引发一群人的跌倒。跌倒的人群像石头一样一个接一个往下，一直滚到堤脚下，嘴里不时发出愤怒的叫骂。滚下去的人从堤底下爬起来，来不及拍掉身上的泥土，又继续往堤坝上冲。无数奔跑的脚步，在堤坝上腾起一层层的黄尘。黄尘最后变成黄烟，在早春的凉风里轻扬，慢卷，罩住蜉蝣般的人群。如果上空有一双垂怜与悲悯的眼睛，一定会原谅人们心里的那种残忍的热望——那双眼睛将会轻轻地闭上，并从半空中发出一声叹息：噢，可怜的人类，你们原来是如此渴望观看你们的同类被处死，观看子弹穿过头颅和心脏！但愿你们能在极度恐惧的观看与想象中，体会那对罪恶的惩处，以此来告诫自己，就像我当初让我的使者传达给你们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行刑者站在刑车上回望。此刻，他相信，这将是他行刑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死刑。这是一次万人空巷的死刑，更是一场人们期盼已久的盛典。行刑者惊讶了，激动了，战栗了，他持枪的手颤抖着，在刑车的颠簸中闭上了眼睛，心里暗暗祈祷：老天呀，你让我背负着如此多人的寄托与使命，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手呀！他不停地对自己说，要准，一定要准！只一枪，决不开第二枪！河滩上的柳树在春日的阳光下绿得冒出了烟，长江像一条雪白而巨大的布带子，长得没有尽头地延伸着人们疲惫的视线。刑车在蜿蜒的长堤上加快了行进的速度。人们在奔跑中与刑车拉开了距离。距离越拉越大，车队的影子越来越小，终于在人们的视线里变成了几个黑点。随后，黑点像甲虫一样消失在远处的长堤上。脚步再快，也跑不过车轮。人群在落后与失望中终于让脚步慢下来，嘴里一边抱怨，谩骂，一边企图寻找通往法场的快捷道路。一些聪明的人其实早已在长堤上守候。他们是来自星光大队，邻近的星星大队、红星大队、红光大队和更远处的红旗大队的先行者。他们没有盲目地跟随车队追赶，而是另辟蹊径，从另外的小路直接赶往河边那片芦苇滩。他们中有的是星光知青点的知青，他们像勇士一样跑在队伍的最前面。张敬之紧紧拉着徐晓雯的手，和他们跑在一起的还有郑义和杨柳。让所有的人都意料不到的是，车队在他们的前面突然拐弯了。它们开下堤坝，重新向远处的镇上开去，随后又绕道上了另一条铺满碎石的公路，紧接着就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们确定，行刑的地点改变了，这是以往执行死刑时政府用过的招数：为了躲开混乱不堪的人群，他们常常突然改变行刑的地点。二十分钟后，刑车的队伍又重新出现在大堤上。此时的堤坝上，前来观看行刑的人群已经散去。他们不知道，刑车只是跟他们捉了一个迷藏，就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原来的地方。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他们已被刑车的队伍甩掉了。他们上当了！于是，最先发现上当的人开始往回奔跑。他们掉转头来，沿着来时的方向，继续沿着长堤奔跑。一部分人往东，一部分人则往西。往东的人企图追上车队的影子，往西的人则相信，他们最终会到达真正的行刑地点——河滩上的耙场。星光大队的知青们决定停下来不再追赶。他们站在河堤上，观察着人群奔跑的方向以及车队远去的背影。他们决定离开奔跑的人群。张敬之和他的知青战友们站在一起举目远望，很快就判断出了车队可能行驶的方向。他带着知青们，冲下堤坡，斜刺进堤坝一侧的水杉林。就在他们冲出这片林子时，他们突然发现前面的土路上驶来了一辆A县县城方向过来的拖拉机。拖拉机的拖斗里赫然坐着他们的战友、事件的主角、这场死刑的诱发者林红缨！他们目瞪口呆地望着拖拉机，望着拖拉机上的林红缨。拖拉机的吼声停下来，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那患了精神病的战友林红缨从拖斗里站起来，向他们挥着手，喊：“还愣着干什么？快上啊！能上多少上多少！”此刻的林红缨镇定自若，让他们全都傻在那里。到这时他们才想起，林红缨已经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多时，就像她过去消失了又出现一样，她再一次奇迹般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林红缨说：“快点上，否则就会追不上了！”她吐词清晰，目光锐利，脸上透着焦灼，却显出特别的冷静。她的面色苍白，但是衣衫整齐。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她不再是个疯子。他们欣喜若狂，哭着，喊着，嘴里发出了激动的叫声：林红缨！天哪，林红缨……林红缨伸出手，一个一个把他们往车上拉。拖拉机加快马达往前赶去。他们此时才发现，拖拉机要去的地方正是他们的目的地。果然，在一片竹林子后面，他们发现了行刑的车队！车队正奋力地爬上一道堤坡。他们乘坐的拖拉机立即紧跟上去，冲上了大堤。车队前行了一段，在一片开满油菜花的河滩上停下来。往前二十米，就是那片长满芦苇的河滩！这里正是行刑的地点。知青们站在堤坝上，放眼望去，油菜花儿一片金黄，灿烂得让人感到眼晕。春风拂来，芳香直往鼻子里涌，张敬之情不自禁地打了两个喷嚏，紧随着喷嚏之后出现的，是两个寒战。他们看见何茂新老师被拖下刑车，押送的民兵从车上纷纷跳下，其中一名刑警在何茂新的后膝上猛地踹了一脚。何茂新立即跪在了油菜花地里。接下来开始拖行，一直拖进那片芦苇地。有刑警拿出了尺子，开始测量开枪的距离，并撒上白石灰。林红缨就是这时冲下去的，她高叫一声，像一匹灵敏的小鹿奔进刑场。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站在何茂新老师的身后。她厉声叫道：“今天你们谁敢杀他！子弹就得先从这儿进！”她指着自己的胸口，双眼直视着两名法警。“荒唐！快把她押出去！”这时何茂新老师发出了一声惊叫：“红缨！”林红缨说：“他没有杀人，我们的孩子是自己死的！他只是把一个死婴沉进了湖里！”人群中出现了短暂的慌乱，追上来的知青们也冲过去，站在了林红缨的身后。林红缨说：“我不是来劫法场的！也不是故意来破坏你们执法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他没有杀人，你们不能杀他！他的罪，构不上死罪！你们判他死刑，是违反国家刑法的！”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滚落下来。公社的一位基干民兵认出了她，他奇怪地叫道：“她不是个疯子吗？”“是的，我是疯过。可我现在不是疯子！你们看我像疯子吗？何茂新不是故意杀人的，我们的孩子真的不是他杀死的，他只是把他捂得太紧了，是过失！这一点我可以做证！我恳求你们不要杀他！作为一名在场证人，我请求你们对这个案子进行重审！”林红缨跪下来，声泪俱下。大家面面相觑。一位警察诧异地问：“你不是装疯吧？”“如果我是装疯，他就不会去自首了，今天就不会跪在这里了！求求你们，给他重判吧！”“你有什么权力要求我们重判？你又不能代表政府！”“我是不能代表政府，可我能诉诸法律。你们不能违反法律啊！他不够死刑，真的不够啊，你们杀了他，就没法改正了！呜——”林红缨泪如雨下，肝肠寸断。此时的何茂新，已经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几位警察冲过来拉林红缨，可她就是不肯起来。这时，一些跑得快的人也已赶上来，人群中出现了小小的骚乱。一群民兵在两名法警的指挥下，强行拖走了林红缨。林红缨一边挣扎一边喊：“他不是故意杀人！你们杀错了人要负刑责的！”知青们也被民兵们驱散了。一阵喧闹过后，死刑开始继续执行。法警们在芦苇中快速踩出一片平地——何茂新被喝令跪在踩倒的芦苇地上，背向河堤，面朝长江。法警们则站在油菜花地里，用石灰画出一片执刑的圈子，人群一律不得靠近。越来越多的人赶过来，他们在外围守候着枪响的那一刻。黄艳艳的油菜花在人们的践踏下，成片地倒伏下去。行刑的法警重新举起了手中的枪，瞄准了准星。莫名其妙地，举枪的法警手有些颤抖。“等等！”说时迟，那时快，堤坝上传来一声大喝！法警的手抖了抖，一回头就看见堤坝上停着的一辆吉普车。吉普车上走下三个男人，法警们一眼就认出了，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正是A县的一把手，A县的县长兼革委会主任。中间的那个，则是A县法院的范院长。后面的那个人，谁也不认识。只有被按在地上的林红缨悄然发出了一声低唤：舅舅！但这声低唤也只在林红缨的喉咙里打了一下滚，就又被她硬吞了回去。三个人走进法场。范院长举着一只喇叭，吞了一口口水，清了清嗓子，对在场的人宣布道：“乡亲们，这个案子量刑过当，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证人证词齐全，何茂新是过失杀人，死刑暂缓执行。此案先收回县法院，择日再宣判。”人群哗然了。他们听说过关键时候古代有劫法场的，有皇帝突然大赦天下的，还没见过临刑前犯人被宣布改判的！人们到这时才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林红缨为什么要救何茂新？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何茂新老师被重新押上了刑车。车队再一次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为争相赶来看热闹的清水河人留下了种种猜想，留下了尚待解决的谜团。大家在议论纷纷中散去，心中既惋惜又有些遗憾。就像一场好戏，他们还没来得及看到它开场，演员们却已鸣锣收兵。他们搞不懂，一个明明杀了自己儿子的人，却不能被判死刑。受害人明明被犯人诱奸（有认为是强奸）了，为什么却反过来替他喊冤。这是女知青林红缨给朴实单纯的清水河人留的一道难题。而星光大队的一众知青，却感慨无比，并由此看清了他们自己的爱情——比起他们的战友林红缨与杀人犯何茂新的爱情来，他们的爱情是多么苍白，平庸，乏味，多么缺少英雄主义精神！林红缨挽救了何茂新的生命。她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疯子，又从一个疯子变回正常人，在正常人与疯子之间，每次变化都是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令人匪夷所思。在知青们看来，这一切只能与爱情有关。这样的爱情，才是他们想要的爱情，才是真正的、不同寻常的爱情。“林红缨和何茂新那样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是这一年春天知青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他们开始追寻新的爱情的最有力的例证。1972年，女知青林红缨和何茂新老师的爱情事件，给多年以来的模范大队——星光大队带来了某种污点，这一年，星光大队没有评上模范。这一年，清水河公社的模范大队评给了红旗大队。多年的模范大队书记巫书记这一年也没有评上公社劳模和县劳模。这件事虽然给星光大队带来了负面效果，但是，知青们却不以为然。他们关心的是林红缨和何老师到底是如何相爱的，相爱的过程是怎样的。了解这个全过程的只有徐晓雯。林红缨和她曾像闺蜜一样聊过天。奇怪的是，林红缨只把这个过程告诉了徐晓雯——连她过去耿耿于怀的徐晓雯，林红缨都不再把她当作情敌，可见她对张敬之的爱不是真爱，对何茂新老师的爱才是真爱。徐晓雯相信，林红缨以前对张敬之的好感，只是青春期对异性的一种朦胧情愫，它根本就不是爱情。而她与何茂新老师之间，才是生死契阔的爱情。然而，林红缨后来亲口否定了她的爱情。在林红缨居住过的那间土坯房子里——五保户陈瞎子没能熬过上一个冬天，她留下来那间土坯房，就成了林红缨长久的栖居地。徐晓雯在这里听说了她和何茂新老师之间的全部故事。1971年春天，何茂新老师被公社借调两个月。作为清水河中学的一名才子，何老师是清水河公社领导们随时调用的机动对象。何老师是地区师范学校毕业的，能写文章，会画画儿，是清水河中学水平最高的老师。何老师也是该校仅有的三名公办教师中的一员。公社领导曾多次提出，总有一天要把何老师调进公社当干事，专门给公社写材料，但清水河中学实在找不到人来顶替何老师的位置。于是，公社便和学校达成协议：何老师可以继续留在学校教书，但公社一旦有事借用，何老师必须随叫随到。何老师这一次借调到公社，是为清水河被评为A县的大寨公社写上报材料的。何老师一到公社，就被广播站工作的广播员林红缨打动了。以前，何老师是被她的声音打动，现在，何老师是被她的容貌和气质打动——即使何老师写的公文稿，也能在林红缨声情并茂的朗诵下，焕发出特别的韵味和生机。何老师也是个诗歌爱好者，他不仅为公社写材料，还为公社的广播站供稿，这些稿件主要是诗歌和散文。这些诗歌和散文，有讴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也有抒发个人情怀的。其实，林红缨也被何老师的才气所打动。每次朗读他的稿件，她都格外用心、用情。就在这一写一读的过程中，何老师和林红缨有了心灵的沟通。林红缨所在的广播室是公社院子里的一间偏房，在院子的最西边。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小洞正对着公社的礼堂。这间屋子原本是公社电影站的库房，也兼作公社礼堂的放映室，公社只要来了新电影，总是会最先在这里放映。礼堂的主席台上，长期挂着一块白色的银幕，银幕两头像窗帘一样系着绳子，可以升降。有电影时放电影，不放电影就把银幕拉上去。开会的时候，银幕的上面还可以挂上红色的条幅。这间库房不足十平方米。公社成立广播站后，就把它改成了广播室。屋子本来就小，现在又被隔成了两半，小的一半在后面，仅有四平方方米。这四平方米就是林红缨办公的地方。办公室里堆放着林红缨的办公桌和播音设备。这样，林红缨活动的地方就非常有限。另外的不到六平方米，仍然作为电影站的库房。何茂新老师被抽调到公社后，公社没有地方安置。考虑到他写材料经常要熬夜加班，就把前面半间电影站的库房腾出来，给何老师做了临时的办公地点和休息室。腾出的一部分放映设备也一并转移到了林红缨的播音室，这样，她在里面就连走动一下都有些困难了。对此，何老师很有些内疚，见到林红缨总是露出一脸歉意的笑。何老师三十出头，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说话的声音很温和，显得很有涵养。林红缨却不以为意，她不觉得何老师的到来影响了她的工作。相反，每次见到他，她还觉得十分欢喜。有时候，他们一边工作，一边隔着墙壁聊天——那墙壁其实就是一块薄薄的木板，那边何老师的一声咳嗽，这边林红缨口渴时吞下一口水，彼此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聊何老师的稿子，聊其中的遣词造句，重音与轻声，林红缨在广播时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谁也不知道，隔着一堵木板墙，两个各干各事，各进各门的人已经让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三十出头的男人的稳重，斯文，内敛，在何茂新老师的身上体现得如此完美——这种男人要么就不动感情，一旦动了，那就是一团隐藏的烈火，能把自己悄悄地燃尽。就像燃烧的煤块一样持久，一样义无反顾。大方、美丽、才情过人的林红缨让成熟稳重的何老师忍不住夜夜失眠，日日叹息。林红缨听见了这样的叹息，读懂了这样的叹息。她何尝又不想叹息！何老师已经结婚。何老师的爱人也是一名教师，一名小学的音乐教师。他们认识是在学校的工宣队里，那时何老师的爱人还不是他的爱人，她叫小赵。人们都叫她小赵老师。小赵老师当时是工宣队的骨干成员，她能歌善舞，尤其是舞跳得特别好，在学校的舞蹈队里，她经常饰演李铁梅和白毛女。小赵老师和何老师认识后，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于是央求工宣队长为她说亲。工宣队长也觉得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就把他俩说合到了一起。何老师和小赵老师结婚后，才发现他们俩其实并不合适，小赵老师除了喜欢唱歌和跳舞，对他的诗毫不感兴趣。有时候，他写出一首后，特别激动，想读给小赵老师听，可小赵老师却嫌他迂腐和烦人。她说：“我不喜欢诗，听不懂也看不懂你的诗。你就让我清静清静吧！”这严重伤害了何老师的感情，于是他开始写更多的诗，抒发自己的失落与烦闷。现在，突然有人读懂了他的诗，不仅读懂了，而且还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把他诗中所蕴含的深意，通过自己的朗读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简直就是一次再创作。何老师怎能不激动呢？但是，作为一名有妇之夫，他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尽量与林红缨保持着距离，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写一些更含蓄的诗，通过诗歌来向她表达自己的感情。林红缨虽然不知道那些诗歌就是写给她的，但她在朗读时，还是被诗里潜藏着的情愫深深打动，她想，如果有人能给自己写这样的诗该多好啊！直到有一天晚上，很晚了，林红缨来播音室里取一篇稿件，透过板壁，她发现何老师的房间里依然亮着灯——他还在加班。他真是一个勤奋而用功的人。她钦佩地想。她尽量轻捷地打开播音室的门，但门还是发出了“吱呀”的响声，隔着那堵“墙”，何老师小声地问：“是小林吗？”林红缨的心跳加快了。她小声答道：“是我。何老师，这么晚了，你还不睡？”“我睡不着，在写一点东西。小林，你怎么还没睡？”“我来广播室取点东西。”“哦——”何老师欲言又止，紧接着又叹息了一声。林红缨感觉何老师似乎有话对她说。果然，何老师就说了：“小林，我们能聊聊吗？”林红缨说：“可以啊！我听着呢。”“就这么隔着一堵墙聊？我们可以见面聊吗？”“好吧。是你过来，还是我过去？”林红缨迟疑了一下问道。“不了，就这样聊吧！”何老师忽然吹灭了灯。林红缨也揿灭了手电。何老师说：“小林，你喜欢我写的那些诗吗？”林红缨说：“喜欢啊！你那些诗写得真的很美。”“美吗？那就送给你吧！其实，那些诗，本来就是写给你的。”何老师终于有些紧张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