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基础
由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所倡导并被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念（世界观）——新世界主义基础之上。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基础，新世界主义是一种超越西方现代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它表征着一种全新的人类理想、世界构想和全球想象，它所呈现的是一幅截然不同于世界主义所构想、想象的世界图景。
不同于把世界视为实体性存在的世界主义，新世界主义是一种“关系世界观”（本体论）。所谓“关系世界观”，就是把世界看作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的观点，它把世间万物或人类社会中的行为体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当作世界的本体，认为万事万物及各社会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是比这些实体自身更具客观实在性的存在。具体而言，新世界主义将世界理解成由处于国家间及非国家行为体间互动实践过程中的（国际或全球）关系所构成的（国际或全球）网络。在新世界主义视野下，世界不再是一个由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权威即超国家权威所主导的现成、既定的世界，即不再是一种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处于某种超国家机构的权威之下的僵化的世界政治结构或体系，而是一个由各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跨文化自觉自愿地共同建构的世界——“共建的世界”。换而言之，世界不再是一个如同容器般容纳各个民族国家而使之共存于其中的自立自足、固定不变的实体性“存在（者）”，而是基于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各自之间及相互之间的持续互动而处在不断生成与被建构过程中的关系性“存在”。同样，在新世界主义视域的观照下，世界并非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被建构物。作为一种处在不断调整中的关系结构，世界时时反作用于处在不断相互影响和改变中的各民族国家，规范和形塑着各民族国家的身份、利益及行为。概而言之，世界与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始终处于互动和互构的关系之中。就此而论，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人类世界其实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世界，而是多个且无限多个不定型、反复重塑的世界的层累式叠加，因而是一个“日日新，又日新”的世界。这个日新月异乃至于“时新时异”的世界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现实困局
以新世界主义的“关系世界观”为世界观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存在的“价值关联性”和全球发展的基本特征即“普遍联结”。共生、共建和共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素。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创建一种基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认同和世界共识，并通过共生、共建和共享三个基本环节建构起共同体内部的紧密联系和团结，培育和养成利益共生、权利共享和义务共担的“共命运感”，从而促进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发展。
在对外传播实践中，我们一直强调要传播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共同价值（或共享价值，sharedvalue）。为此，我们致力于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中与西方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寻求中西文化价值之间发生“交集”的共同之处即相互“重叠”的部分——所谓跨文化价值“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最能蕴涵共同价值的一种思想理念，因而成为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的最重要议题之一。人们原本预期，相比于其他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性的议题的对外传播最容易赢得全世界的普遍认同。然而，从传播效果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源自中国的思想观念虽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的普及度，但是离被世人所普遍认同而落地生根、融入各国民众心中还有相当的距离。不容忽视的是，在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困惑、疑虑、排斥乃至于对抗的心理，这种情形在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表现尤甚。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的欧美世界并不把坚持共生、共建、共享，捍卫全球化进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当作是探索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之道的良方，甚或视之为一种延续“华夏中心论”（“天下无外”“天下一统”“天下一体”）的“天下理想”或政治（伦理）乌托邦而被予以拒斥。
一般认为，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价值观念的冲突是导致人类世界变局和多元冲突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人类跨文化传播中，还有比价值观更为根本的冲突，那就是哲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方法论）的冲突，因为在人类的文化系统内，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是比价值观或价值取向更根本、更深刻的要素。正因此，跨文化传播所要跨越、克服的障碍其实是双重的，它不仅要跨越价值观即价值取向（偏好）上的障碍，还要克服世界观（包括哲学思维方式）上的障碍。在中外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传而不通的根源不仅在于中外世界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还在于两者之间在世界观的对立上。而后一维度上的歧异却往往被跨文化传播者所忽视。
“关系世界观”及其所代表的多元论（超越一极独立和二极对立）的关系思维历来是中国人理解和看待世界的最基本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文化是一种讲究关系理性的关系主导型文化，人的一切行为围绕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的维系、强化和个人在群体中的形象管理、维护而展开。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折射出来的“关系世界观”和多元论“关系思维”恰恰是同现当代西方主流的“实体世界观”和二元论（二元对立）实体思维相对立的。这种哲学世界观及其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对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所面临的最为根本性的跨文化障碍，它造成了中国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困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
我们在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时，着力于寻求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共识即“共同价值”。为此，我们通过议题管理，制造旨在促进全球沟通和治理（而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和价值的实现）的全球性议题作为对外传播的首要议题，包括人权、气候、生态、环保和动物保护等，以求最大限度地表达出中国人对人类世界发展的关注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实践表明，跨文化间求同存异的价值观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实践中，除了跨越价值观上的障碍，又如何去克服其所遭遇到的更为根本而深刻的世界观上的障碍呢？从根本上说，鉴于世界观才是文化的质的规定性所在而成为其最实在的要素，跨文化间的世界观视域交汇、汇合和融合的确是难以达成的，不同的世界观也不可能通过“求同”而趋同；但是，基于人类跨文化交往互动和相互学习的不断深入，在各种不同的世界观的相互显现和参照下寻求世界观的跨文化沟通，进而和解也是可能的。这应该是中国走出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困境的必由之路。
那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怎样达成世界观的跨文化沟通呢？设想一下，在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传受双方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视域下来观照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为传播者的我们所持的是新世界主义世界观，而作为受传者的西方对象国或目标国公众持有的则是西方现代世界主义世界观。持有某一种世界观背景和视域的人对他域或异域世界观背景和视域下生成的思想观念的理解和接受，必然会存在认知上的障碍。由此，西方世界对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误读和误解是难免的，甚或是必然的。而要消除这种误读和误解，惟一的途径是寻求建立不同世界观可以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渠道和平台。世界观跨文化沟通的核心机制是对话，因此，对话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赢得世界认同的惟一路径选择。
对话的基本形式是话语，话语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首要着力点。在话语理论的观照下，话语既非语言，也非言语，而是对话的实践。它是在特定（具体）语境下的交谈，是“语言在鲜活的交流中的显现”，是在言说和倾听、书写和阅读的双向沟通中展开，因而是在动态交流的过程中随时产生意义的。话语要求：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下，让对话者即说话人（传者）与受话人（受者）之间借助文本充分地展开言语上的对话、交流、沟通，即让说话人、受话人、言说情境（语境）、文本及沟通行为本身等五个话语要素都最大限度地同时到场，以形成双方言语行为上相互作用和呼应的、最为开放的对话格局（结构），从而产生最强大的权力效应。总之，真正的话语潜蕴着公共讨论（乃至于辩论）的价值，即协商价值，它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营造一个讨论、协商的对话性空间，形成协商传播的态势。
在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时，无论是采用议论性话语文本还是故事性话语文本，文本都必须是开放性和双（多）向度的，以充分包容各种可能的异质性对话（讨论）要素，从而唤起和引导世界各地持有不同世界观的人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来。反之，动用旨在杜绝、消除不确定性和意义多重性解读的封闭性、单向度的文本，只会引起处于另一种世界观视域下的西方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疏离、拒斥或作出对抗性解读。为此，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具象化的话题表达过程中，叙事的方式要更加柔性和复调化。譬如，如果要用故事来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性，那么，就要从双重的视角来叙述和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内的人、事、物，既要从关系世界观的视域下去观照世界的“和而不同”，即以共通性为本位，追求“美美与共”，又要从实体世界观的视域下去观照世界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即以差异性为本位，追求“各美其美”。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赢得世界认同的惟一路径选择，对话不仅体现在符号媒介的选择上，即选取对话性的话语，还体现在技术媒介的选择上，即要选用互动性的媒体——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因其交互性的技术特征而天然地具有协商式传播属性，从而成为协商化传播的最优手段和平台。②由于社交媒体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技术，而且表征着一个营造社交气氛（包括带入感、参与感和沉浸感）的传播场域——对话场，它足以颠覆和重构传统独白式的话语方式和不对等的对话规则。基于此，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平台型媒体自然地成为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媒介首选。中西方的世界观在社交媒体的对话场中可以通过全球性议题的讨论而相互显现和相互参照，由沟通进而达成和解。由此，更易于我们以协商传播的方式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到西方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国际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5AXW008）
「注释」
①[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7页。
②沈正赋：《新媒体时代对外传播中国形象的问题与对策》，《对外传播》2017年第9期。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