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的新旧世界观之争
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和国际新秩序的攻讦，恰恰反映了当今世界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已经落后于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由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势霸权、制度霸权和观念霸权构成。权势霸权建立在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基础之上。冷战结束以前，西方世界以全球10%的人口，控制着超过2/3的全球财富，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顶端，主宰着全球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在军备数量、性能、军工科技、人员组织动员能力等方面遥遥领先。凭借着强大硬实力的支撑，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一整套国际制度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同时掌握着制定国际规则、规范的权力，主导着世界运行方式。西方世界在硬实力与制度层面的统治力逐渐演变为话语控制力，西方政治制度、现代化路径、社会模式与文化形态被视为唯一正确的范本，并强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遵循跟从。
然而，当前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长期以来西方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市场疲软、国际发展赤字鸿沟日益扩大等严峻挑战时日益失效，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首先，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美国自特朗普总统上台执政以来，全球事务层面实行战略收缩，政策聚焦国内议题，大打贸易保护主义牌，对国际多边合作不以为意，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无意承担国际责任。欧洲则迟迟未从欧债危机中走出，又接二连三陷入民粹主义浪潮迭起、难民大规模涌入、恐袭频发等内部治理危机，在领导全球治理方面有心无力。其次，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亚洲GDP占全球比重已经超越了北美和欧洲，世界经济重心从西向东转移。但既有国际制度体系未能及时反映此种变化，治理结构和规则不公平、不合理，非西方国家代表性严重缺乏。对既得利益的发达国家来说，维护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利益分配优势、制定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约束性更高的新一轮高标准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是其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追求。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提升其代表性和话语权、完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是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诉求。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转型是大势所趋。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新型全球治理观等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体现了整体性思维下的新全球观，超越了传统上狭隘的民族国家概念和意识形态分歧，摒弃了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迥异于西方个体本位的思维方式，从人类社会高度相互依存、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视角理解全球秩序。“一带一路”作为促进全球和平合作的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不仅填补了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重大缺口，还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以来，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有效对接，达成合作共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扩大产能投资合作、拓展金融合作空间、加强生态环保、有序推动海上合作、深化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的广泛响应表明，中国为全球治理转型提供的方案切中了时代的脉搏，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先进方向。
然而，虽然西方世界硬实力相对下降，但其对国际话语体系的主导权并未丧失。在当前世界正经历的全球转型历程中，西方不会心甘情愿将国际话语主导权拱手让予中国。长久以来的观念霸权让西方世界很难真正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以客观公正的视角和平和的心态审视自身、看待中国。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即将填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真空感到焦虑和恐慌。他们基于自身历史和经验，认为中国必将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一定会颠覆自己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因此不惜重拾冷战时期的话语，试图重新挑起所谓自由民主与威权体制之间的道路之争。
西方世界深陷自己塑造的话语体系中无法自拔，仍以过时落伍的旧世界观审视中国先进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当前中国面临的负面国际舆论压力，实质上是中西新旧两种世界观之间的竞争。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话语影响力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国家软实力与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所肩负的国际责任不匹配。因此，未来中国改革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中国的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将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转变为国际规范，并积极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和观念的认同。
增强中国国际制度体系领导力
重塑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体系，需要提升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领导力和话语权。国际组织作为该体系最核心的构成要素，引领着新观念、规范及制度的产生、传播和推广，极大地影响着全球治理发展趋势。因而，国际组织既是世界各国互动合作的最主要平台，也是大国影响力竞争的核心领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经历了从谨慎参与，到深度合作，再到积极塑造的历程，此过程背后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地位和角色认知的动态调整。近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无需赘言，国家硬实力的大幅提升有目共睹，但相对而言，中国软实力与国家的高速发展不匹配，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国际规范塑造能力以及国际影响传播能力亟待提升，而依托国际组织增强领导力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
1.引领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创新
在此方面，中国已经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有了良好开端。
中国积极推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纳入发展议题。例如，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充分发挥主场外交的优势，邀请了G20峰会历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会，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这是G20首次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出全面、综合的政策愿景；第一次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旨在加强不同区域方案间的协同增效，监测评估全球互联互通。①这三大创举表明，中国已有能力引领全球治理议程设置，将共同发展置于优先位置。
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股份分配、投票权、管理层遴选机制等方面的创新，首次在国际多边机构中体现出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也让开放区域主义的新型治理原则得以实现。
此外，中国发起成立的跨区域多边合作论坛，也较为成功地将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植入国际多边合作议程。以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等为例，此类合作论坛突破了传统国际组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对成员国施加硬约束的做法，将合作建立在成员国互信和共识基础上，实行自愿参与原则，决策机制为协商一致而非诉诸表决。上述合作机制的成功运行，是中国在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构建上做出的有益尝试，中国并不强求各国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一致，而是立足解决共同面临问题的实际，最大限度地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创造力与领导力，更有助于塑造世界对新型全球治理观的认同。
未来，全球治理的空间范围将向深海、外空、极地、互联网等公域不断拓展，中国面临着填补当前治理体系空白的重大机遇。因此，中国应当牢牢把握机会，在现有治理机制尚未覆盖以及覆盖不完全、机制运行不成熟或机制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领域未雨绸缪，积极推动现有机制改革并推动更多新型国际组织建立，在常态化的国际互动与合作中塑造世界对中国话语的认同。
2.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在专门知识和专业技术基础上发挥专家权威，并以此形成重要规则、规范体系和共同价值观念，指导相应领域内的国际互动交流合作。国际组织运行过程中，国际组织职员负责将组织的法定授权转化为具体运作程序和行动，他们在政策制定、游说成员国采取行动、协调不同立场、确保具体项目实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无论是在综合类还是专业类国际组织中，中国籍专家和高级官员极度缺乏，严重影响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以联合国大会秘书处为例，2017年7月发布的秘书长报告显示，秘书处高级官员序列由一级主管（D1）、二级主管（D2）、助理秘书长（ASG）和副秘书长（USG）构成，共357人。其中，中国籍官员只有9人，而美国有45人，英国24人，法国14人。专业类国际组织中，中国权威专家人才缺位现象更为严重。例如，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作为国际南极科学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主导南极科研计划的制定、启动、推进和协调，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南极治理发展方向。中国从1986年加入该组织至今，只有两位科学家进入过执行委员会（担任副主席职务），近十年都没有新科学家进入该机构管理层。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普遍存在于各类国际组织中。
为此，中国应该将国际组织人才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填补国际人才储备的巨大缺口。大多数国际组织内部晋升仍遵循官僚体系运转规律，从低级职务向中高级管理层晋升需要较长时间积累专业技能及人脉资源，因此，从长远角度看，需要建立阶梯式培养机制：一方面，输送更多已经在自己所处领域内具有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优秀人才进入相应国际组织管理层；另一方面，为有志成为国际公务员的年轻人提供更多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机会。2014年，教育部下属的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首次推出选拔优秀青年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项目，此后选派人数逐年增加；2017年，留基委出台了《留学基金资助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选派管理办法（试行）》，对资助对象、奖学金包含费用种类、选拔办法等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日后，除提供资金支持外，还可以考虑利用高校、研究机构等资源设立国际组织人才专业培训项目。
提升国际话语塑造及传播能力
重塑国际话语体系，善用国际组织平台是外部途径，而同样重要的是内部革新，从自身出发提升国际话语塑造及传播能力。
进入新时代，中外人文交流是与政治、经济合作同等重要的对外关系支柱。2017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改革人文交流内容、形式和工作机制，将人文交流理念贯彻到对外交往的各个领域，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仅去年一年，中国就与南非、德国、俄罗斯、美国、欧盟、法国、印尼和英国等八方举行了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会议。
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呈现出行为主体多元化、形式内容多样化等趋势，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多机遇。对外交往不再被某些特定单位或部门垄断，企业、高校、智库、个人等都可以成为中国话语的传播渠道。其中，应该尤其重视提高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塑造能力。智库首先是学术资源的集合体，且处在政策研究的最前沿，能够集众多优秀学者的智慧，精准、到位地理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与理念的内涵，生产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优质思想和知识产品。再者，智库是人脉资源的集合体，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与号召力调动广泛的社会资源，加强与国外同行的对话交流，举办各类国际研讨会，不断拓展中国话语对外传播渠道，极大地延展中国话语的辐射面，也更容易深入他国社会肌理，直达外国普通民众内心。因此，智库国际话语塑造能力的提升，需要智库研究水平、国际交流水平、对外传播水平等的全方位提高。
「注释」
①[土耳其]费伊楠、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治理新格局：G20的中国贡献与未来展望》，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163页。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