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于楚众摄）小细节与大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卢沟桥事变”距今已80周年，我们都知道，引发事变的导火索是一个日本士兵的“失踪”。回到当年的现场，还有一些历史细节，比如第一枪由谁打的等问题，一直是史学界未能确定的。目前对于这些问题，学界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
金冲及：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大家都知道：当时日本的所谓中国驻防军队已经强行驻扎在离卢沟桥十分近的丰台镇，1937年7月7日夜间他们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实弹的军事演习时，突然说有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县城搜查。宛平这个县城很特别，东西是640米，南北320米，是一个长方形结构。城里面没有什么街道、民宅和商店，实际上是一个军营，是扼守北京当时仅存的唯一对外通道的战略要地。当时已经是晚上11时左右，正下着大雨，人们一般都睡了。日军毫无根据地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方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军事冲突。
这个“失踪”的日本士兵很快就自己回来了，不过是自己去解手，但日军仍坚持要进城。因为日军本来在进行军事演习，常有一阵阵枪声传来，天又漆黑，混乱中，谁打第一枪，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确实不容易分清楚。日方过去也有讲是日军先开的枪，后来有些人又一口咬定是中国军队先打的，还说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
有一年，我到日本去参加一次讨论中日战争的学术讨论会。日本一位很有影响、曾写过一部《日中战争史》的秦郁彦教授，在会上说不但是中国人打了枪才引起战争，还说是刘少奇亲自指挥的。我当时回答说：谁打第一枪，在当时枪声不断的情况下，谁也很难查得准确，至于说刘少奇在指挥，那就成了笑话了，刘少奇在1937年4月离开华北到陕北，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五六月份都在开会。7月份从延安回来，走到山西交通就不通了，无法前进。刘少奇怎么能指挥呢？休息时，他来同我寒暄，给了我一张名片，也没再反驳我。历史，本来是不能为了某种需要而任意编造的。
历史的细节重要不重要？关键性的细节当然十分重要。冲突发生时，已近半夜11时，天又下着大雨，人们一般都已睡了，更不知道那个日本士兵“失踪”的事，日军却强要武装进城搜查，从以往事实来看，日军常在这类借口下乘势抢占中国的要地，扬言不答应它就要强行攻城，把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置若无物。这样蛮横跋扈的态度，是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能够忍受的吗？对这些关键性的细节，日本一些右翼分子视若无睹，却专门要在这个在一片混乱中众说纷纭、不容易查清的问题上大做文章，目的无非是要把人们的眼光从关键问题上引开，去争论那些不重要的具体问题上，牵着你的鼻子从要害处移开。
其实，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战争，从来不需要理由，更不在乎谁打第一枪。看一看历史就会明白：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的战争，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中日全面战争、太平洋战争等等，无一例外的都是不宣而战，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突击旅顺口、偷袭珍珠港，都不是俄罗斯或美国先开了第一枪才发动战争的。他如果要打，没有理由也很容易制造一个出来。例如“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在柳条湖炸了一段铁轨，硬说是中国军队发动的，并不是因为驻在北大营的东北军开了“第一枪”而引起来的。事实真相，只要多读历史就会明白。
进一步说，“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特别是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变成所谓“日中满亲善”的“自治之本”的必然步骤。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华北早已形成一派人人都能感觉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气象。令人难忘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壮歌声，就是这时候唱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一点历史细节。日本当时驻扎在北平附近的军队——“中国驻屯军”，最初不多，不到2000人，到1936年便突然增加了4000人，达到近6000人。也是在1936年他们占领了丰台，丰台离前门西南只有30公里，更重要的，它是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连接处。这一来，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只有卢沟桥。一旦卢沟桥再被占领，北平便变成孤品。日军驻扎丰台后，便不断举行军事演习。起初大概个把月、半个月一次，以后就三天两天演习；本来是白天演习，后来晚上也演习；起初是空弹演习，后来变成实弹演习。这种状况，几乎是不停息地进行着。
当时很有影响的杂志——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面登了一位从南方到北京读书的学生写的信。信里说：“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地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当时的情形，就像“一二·九”运动时蒋南翔为学联起草的宣言中所说的那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
考虑到那个时代背景，考虑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整个部署，那场战争是非打起来不可的，剩下的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罢了。
三联生活周刊：“卢沟桥事变”当天，当时握有部队重要指挥权的旅团长河边正三，正赶往山海关附近，督导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协同演习，所以一些日本历史学家认为“卢沟桥事变”本身并不是精心策划的，他们一直强调“偶然性”，声称是一个偶然接着一个偶然，导致事件不断升级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金冲及：对世间大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只会孤立地看到一件一件具体事情的堆积，就事论事地研究和处理问题，这种思想方法往往是浅薄的、短视的，不能看清事情的根本。另一种要养成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它，整个历史就像奔流不息的大河，中间有起伏，但总体上是一环紧扣着一环地奔流下来的。就像长江、黄河，发源自青海，有时向北，有时向南，最终都向东流入大海，这个趋势是不改变的。现在反观那段历史，中间虽然有曲曲折折，但总的来说，侵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既定的国策，当然它不是一下子能实现的，需要有阶段性，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在法西斯国家中，日本有它的特点，它的军国主义有历史的原因。明治维新的口号里“尊王攘夷”，天皇有着很强的权威性，他又有很大的封建性保留下来。明治维新，也有两个方面。对日本来说，实现了维新、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确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野心勃勃。明治元年，天皇的诏书里面有两句话，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这不光是天皇一个人的想法，他的一些主要大臣，比如大久保利通，都持这样的想法，要“扬皇威于海外”。
日本统治集团，一方面希望日本振兴，另一方面，又要征服东亚以征服世界。日本一个特别的传统是武士道，明治维新骨干主要是中层武士甚至包括教育家，如福泽谕吉，都是武士出身，他们又是那个时代文化知识最高的阶层。所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根深蒂固的。它的军国主义能发展到那么一个地步，与此有关。他们认为要“扬皇威于海外”，必须靠武力，以此主导一切。曾在日本受过5年军事教育、民国时期曾统治山西38年的军阀阎锡山也曾学着写道：“昔以简单之军事立国者，今当以包罗万象之军国主义立国”，“苟欲生存竞争于世界，舍此主义，绝不能也”。日本要称霸东亚甚至称雄世界，野心很大，但它是一个后起的强国，实力有限。所以从明治维新到后来一步步对外侵略扩张，很明显地有几个阶段。1889年，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叉手者）与英籍总督察琅威理和舰上官兵合影。甲午战争爆发后，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壮烈殉国（宝盖头提供/FOTOE供图）
1932年1月，进占黑龙江省的日军士兵聚集在齐齐哈尔火车站附近（视觉中国供图）从甲午到“七七”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明治维新崛起后，与中国冲突不断，后来是如何一步步升级为国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金冲及：近代中日关系有三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每次都跨进一大步。甲午战争起因是朝鲜，日本要“扬威海外”第一个目标是朝鲜，所以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是“征韩论”，西乡隆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朝鲜。那个时候朝鲜同中国关系密切，东学道起义以后中国应它的要求派兵，日本要征韩就得和中国打一仗。
老实讲，日本人和中国打的第一仗，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把握，很难讲的。甲午战争主要是海战，当时中国有两艘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日本没有。他们的军舰小，但灵活，并且日本军队的训练很严格。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下了狠心的。而中国，李鸿章是尽量地想要避战。这就决定了战争的命运。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的历程，影响实在太大。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赔款“两万万两白银”，后来收回辽东半岛是3000万两白银，加起来是2.3亿两白银。这是什么概念呢？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8000万两，也就是说，它赔掉的是清政府3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赔款这么大，清政府日子怎么过下去？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借款，向英德、向法俄借款，三次大借款，借款的结果是一切就都得听你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强。另外一个是苛捐杂税激增，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嘛。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重要社会基础。
那日本拿了这笔钱，干什么呢？85%用在军费。大的国防，像钢铁厂、兵工厂用的都是这笔钱。《马关条约》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日本原来没有想到的，这又更加刺激了它的战争野心。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甲午战争对后来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影响深远？
金冲及：在我看来，中国人民族危亡意识的空前觉醒，就是从甲午战争时期开始的。我们今天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这是今天的人们的看法。当时人并没有这样看。鸦片战争失败后，那时最先进的人，如《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认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当年新疆准噶尔叛乱，一度几乎控制半个中国，最后还不是都被平定了吗？这次我们打了败仗，只要吸取几条教训，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几条，就可以改变局面。所以他没有觉得中国已经衰败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中国人的刺激该是够大了，但朝廷也好、士大夫们也好，看更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战后英法支持清政府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他们感觉到已得到足够的补偿，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对他们才是心腹之患。当时的流行说法却是“同治中兴”。
所以“洋务运动”时讲的是求富、自强，没有讲“救亡”。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该说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出过洋，懂得外部世界，写了一本《盛世危言》——他感觉到应该讲几句危言耸听的话，所以叫“危言”，但是他不敢说“衰世”，还要叫“盛世危言”，否则压力太大了。可见一直到甲午战争前，中国人还认为中华并未面对灭亡的危机。
甲午战争是转折点。吴玉章回忆录里讲，他们知道《马关条约》后说，这实在是一个可耻的条约，以前我们是败给西方的大国，这次败给了东方的小国，而且失败得那么惨，条件定得那么苛。他和二哥听到消息后痛哭，那种痛苦的心情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
1907年上海一个报纸的社论也说：现在我们应该直截了当地讲“救亡”，不要再讲“自强”这种门面话了。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不会比“九一八”小。“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学生在街头游行，高呼“打倒日寇”口号（俄国庆/Fotoe供图）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次日，日本关东军电请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出兵增援。图为日军第20师团混成第39旅团官兵在中朝边境的新义州车站登车（文化传播/FOTOE供图）三联生活周刊：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华战争又是怎么一步步发展的？
金冲及：老实说，日本当年是在未必有把握的状况下打这场仗的，成功了，以后的胃口就更大。此后，他们的眼光就放到中国的“满蒙”，也就是东三省加现在的内蒙古——至于外蒙，它当时还不敢跟俄罗斯打一仗。如此看来，“九一八”是必然的。
日本采取行动，也同1929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有关。日本当时对外出口占第一位的是丝织品，主要向美国销售。美国经济大衰退，导致日本大量丝织厂倒闭，失业人口剧增，他们就把眼光放到中国东北。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日本电视连续剧叫《阿信》，里面的龙三公子找不到工作，决定到中国的东北去，说“这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
“九一八事变”总不存在谁打第一枪的问题吧。当时他们自己把铁路挖一段，利用这个借口就攻打北大营。9月18日晚上打的，第二天一早关东军就把沈阳打下来。接着，辽宁、吉林——除锦州稍晚一步外其他都拿下来了。北满要动手得晚一点，因为日本对苏俄还有点顾忌。
拿下东北后，一段时间里日本主要想解决的问题仍是满蒙。1932年成立“满洲国”，1933年进攻热河，也就是今天承德以北的内蒙古地区。守在热河的汤玉麟有20万军队，日本军队进攻的先头部队只有一二百人，没有打，就把承德占了。随后向今天内蒙古的察北和绥东推进，到百灵庙了。它是有步骤的。
也有人问，长城会战、进逼北平是怎么回事？在日本军部的部署，要牢固地控制满蒙，必须要把长城拿在手里。长城会战中，仗打得最狠的是古北口和喜峰口。日军把古北口、喜峰口占领后，面前就是无险可守的一抹平原，下一步自然就是北平、天津。
热河的迅速溃败，受到国内各方舆论谴责，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要他负起全部责任。当时国民政府派到北平的是黄郛和何应钦。他们已经准备放弃北平，认为守不住，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都批准了。结果日本人要黄郛去谈了一夜，最后签订《塘沽协定》，日本又顺势捞一把。《塘沽协定》的签订，放弃了长城防线，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热河的既成事实。
为什么日军不趁这个机会，把北平和天津拿下来呢？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但实力毕竟有限，没有把握一口都吃下来，所以只得分阶段来做。在1933年时，世界法西斯阵线还没有正式形成——希特勒1933年1月才当上总理，还没有站稳脚跟；日军占领了东北，还没完全控制住；另外日本还多少顾忌英、法、美的不满和干预。所以，重点还在满蒙，根本没有想一口就把北平、天津一次都拿下，也没有这个力量。这是第二个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从《塘沽协定》的签订到“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还有两年时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金冲及：第三个阶段，实际上到1935年8月，日本陆军省抛出一个《关于对北支政策》，首先要控制东北，锣鼓就越敲越紧了。
为什么日军拿了东北、拿了满蒙，还要拿华北呢？一个原因是日本这个国家，资源十分缺乏。虽然他们占了东北，但像煤矿、铁矿、棉花和盐都缺乏，所谓二黑（煤、铁）二白（棉花和盐）。华北这一带，有山西的煤矿、河北的铁矿、山东到河南的棉花，山东盐碱地多，河北有长芦的盐。当然，还有政治、军事、外交、交通等方面的利益。所以就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要使华北脱离中国，日本文件里说要建立“中、日、满（洲国）友好的自治区”。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日本一步一步地，从控制朝鲜、满蒙、华北再到整个中国，称霸东亚。到策动“华北自治”时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控制整个华北。不是说因为“卢沟桥事变”引起大战，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计划的必然步骤。看历史，要看到整个一环扣一环的不停运动的大脉络，又要看到中间有明显的阶段性，离开这个只看一件件个别孤立的事件，讲客气一点是肤浅，讲重一点是无知。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日本到了控制华北之后，“七七事变”是必然结果，占领华北之后下一步就是全中国了。
金冲及：是这样的。但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完全料到事件发展的结果。他们有个说法，叫“对华一击论”。有一种讲法：我们刀一拔出来、威胁一下，中国人就会屈服了。从以往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统治者确实表现不佳，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热河的陷落，都是如此。所以日本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对天皇说，如果一次派出大量军队，“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但是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激烈抵抗，他们的确也没有料到，结果就越陷越深。
三联生活周刊：对蒋介石来说，他的底线是什么？从“九一八”到长城会战，他之前一直认为中日之间差距太大，要大家忍，包括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也充满悲观态度。为什么到了“七七事变”，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
金冲及：蒋介石本来一步一步地退让，但到后来也把他逼到底线。7月17日蒋介石庐山讲话，最有名的就是那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话。他中间有几句话，很值得注意。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古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也就是说，蒋介石意识到，再继续忍让下去，下一步就要亡国了，所以蒋介石到后来下定决心抗战，这是值得肯定的。
“七七”与全民抗战
三联生活周刊：以“七七事变”作为全民族抗战的起点，何时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金冲及：“八年抗战”根本不是史学界的人讲出来的。抗战胜利那一年，我是高中学生，举国上下，包括所有报纸和老百姓，一讲起来都是“抗战八年，中国终于胜利了”，没有别的说法。这和史学界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70多年来，这个观念在我头脑里可能是根深蒂固。至于“十四年抗战”的提法，我是最近两三年才听到的。我不反对说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的局部性军事斗争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但我想“八年抗战”的提法无法因此取消。因为这八年的全民族抗战，无论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打击的目标与它以前和以后都有不同。毛泽东在《如何研究党的历史》中说得很清楚。从个人来说，个人的生活和周围的一切同它以前和以后相比也有极大的不同。这样说，可能比较慎重。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我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认识也越来越清晰，胡锦涛的讲话就国民党正面战场地位也做出了历史性的论断。这一认识过程是怎样的？
金冲及：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贡献，以前也没有全部抹去。北京不早就有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他们不都是国民党将领吗？国民党将领中确实有很多人爱国，外敌当前时，他们为了民族的利益奋斗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是看孙克刚写的《缅甸荡寇志》，讲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抗战事迹，很受感动，至今不忘。我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写到了那么几句：“只有把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合在一起，才能再现当年全民族抗战的一幅壮丽图画。”
三联生活周刊：专门研究国民党作战史的人，自发地研究了当年很多的将领和战士，你怎么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
金冲及：我在1949年以前已经做了两年大学生，那时候的报纸、杂志，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台湾出版的民国史方面的书和资料，我大概有好几百册，在大陆算是看得多的。但我在那个时代有个有利条件：可以做些自己的比较和区别。我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面对张自忠一直到临死时候的状况，还有入缅远征军的战况，对台儿庄会战，不光引用大陆人的回忆，也用了不少台湾方面的回忆，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说，但看到有些人走到另一头去了，花园口决口，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死亡数十万人，财产损失更无法计算，要美化、称赞，我就觉得太说不过去了。
还有一点，不同时候、不同地方，情况也有不同，拿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的军队来说，前期包括“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徐州战役、武汉战役，总的说打得不错。到后来，除了缅甸战场，胡绳的一句评论我觉得很恰当。他说国民党军队基本上都是防守，你进攻来了，我要挡；你撤退了，我也就不动了。到后来豫湘桂大溃退就不像话了。另外，前期各支国民党军队的表现也各种各样，不能一概而论，国民党军队里面也有许多爱国、痛恨日本人的，这也是事实，但抓壮丁、苛捐杂税、一些部队的腐败，这也是事实。不能骂他时说他一件好事也没做过，要说他好，又不能说他一句坏话。有些人就是走到另一头去了。他们说的，我作为当事人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评价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金冲及：共产党八路军成立的时候只有四五万人，在那样复杂艰险的环境中能够发展壮大到100多万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有的人说共产党“游而不击”，如果真那样，老百姓会跟你走吗？你能发展吗？老百姓为什么支持共产党？只有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能够打胜仗，老百姓才会支持你。
另外，民族与民生这两个革命是分不开的。白修德在《中国暴风雨》里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对：中国的农民整个一生都被人看不起，受人家欺凌。他的父亲把祖祖辈辈的痛苦感情转移给他，忽然有人把他们当一个人看待，征求他们的意见，要他们投票选举地方政府，给地方权力，叫他们来确定要不要减税减租，问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抗日。他们怎么会不相信共产党呢？
抗战到了后期，国民党在敌后实在没有多大作用。现在来看，投降日本当伪军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包括有的集团总司令，共产党连一个团投降日本的都没有，有的话国民党早就大大宣传了。所以我说国民党的功劳也不用夸大，总得实事求是。当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未来抗战历史的研究上，如何处理好发掘史实和完善史观的关系？
金冲及：我觉得这两点其实分不开，正确的史观应该在掌握充分的详细的史料基础上形成。你史料没有掌控多少，就在那里苦思冥想，形成不了什么真正有价值的见解。这些年，我们对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十分突出的。需注意避免的，一种是大而空，一种是小而碎。小而碎，有些还是有用的，但要优先选择小而是重要的，以及可以从小见大的，那就更好。
（感谢实习记者曹祯、陈雅芳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