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了，经济发展上的成绩是全国上下共同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经济学家提出经济理论、给出政策建议，我想也有一份贡献，并且应当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是1987年从美国回来的，先是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来长期在北京大学工作。我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学成归国的留美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位归国的社会科学博士。就像《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我过去总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必然拥有一部真经，只要学会，带回国应用，就可以帮助祖国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更何况，我是在被称作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向包括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大师们学习经济学。4年寒窗拿到博士学位，又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谢绝了几所大学和世界银行的邀请，我满怀信心回到改革开放事业正如火如荼的祖国，准备奉献所学。
可接下来的1988年，就遇到两件事，让我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逻辑严谨、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应用产生了疑惑。
1988年，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首次遭遇到了两位数水平的通货膨胀，18.5%。一般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无论哪个流派，都会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可是中国政府选择进行所谓的“治理整顿”，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大量的在建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按经济学理论这是很不理性的。可如果中国政府无知，是怎么保持经济增长的？从1978到1987年连续9年9%的增长，一定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那一年的另一件事是5月我应邀到印度访问，其中一项安排是到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座谈，谈怎么调配水泥、钢材。我很奇怪，印度不是市场经济吗？而且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怎么也有国家计委，并且关心的问题和中国的计委相同？
对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的思考，促成了我在学术上的“顿悟”。我豁然发现，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生存依赖于低利率贷款和其他人为扭曲提供的隐性补贴，它们大多是中国政府50年代“赶超战略”的产物，资本密集，却违反当时中国资本短缺、劳动密集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情。如果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治理通胀，将会导致它们大量亏损，这些企业关系到就业与国防安全，不能让其破产就只能增加财政补贴，导致赤字增加，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赤字的结果将是通货膨胀更为恶化。印度同样是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去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现代化工业，和中国一样只能依靠政府的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建设，也就必然会出现计委，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无关。
西方的完善市场中不存在大量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他们给出了看似更“理性”的政策建议，实则前提根本不同。若真按照他们的理论去办，结果可想而知。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采取“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苏东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而被西方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糕的“双轨制”的中国，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惊人成绩。
想通这一点，以后再碰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我就不特别关心西方理论的意见了，而是自己进行思考。我明白了不能简单照搬教科书中的现成理论，必须深入中国经济现实，根据中国实际的约束条件，进行理性分析，自己建立理论模型，才能对症下药。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增长是否可持续，以及如何深化改革才能将其保持下去。
今天很多人说我对中国经济的形势过于乐观。可我不是乐观主义者，我是客观主义者。我不回避问题，但同时也看到我国的潜力。有些人只看到问题，自然会显得悲观。1994年，我们第一次使用“中国奇迹”这个词，可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我们却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2015年会超过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2030年超过美国。当时大家觉得这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但第一个预测我国实际上在2014年时就提前一年达到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回顾这20年，实际改革中的成绩、问题，以及怎样创造条件解决，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也和我们当时的分析高度一致。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也“水涨船高”，于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有幸成为第一位任此国际经济学界最高职位的发展中国家学者。那年的5月31日，我出席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毕业典礼，演讲中我对台下的800多名毕业生说：“你们选择的是110年前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而建立的大学，在北大读书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只要民族还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当天下午，我飞往华盛顿任职——21年前我从美国回到中国，曾以为带回的是“真经”，此刻我从中国又去往美国，已经是要把中国的经验推广至世界。
上任第一周，我就到非洲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南非，后来一共去了14次非洲。在世行的工作，让我既有机会跟各国的最高决策层接触，也可以让我和最普通的工人、农民交谈。我深切地体会到，所有发展中国家、所有贫困人的追求都是一样的，执政者都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知识分子都有奉献所学于民族现代化的责任感，老百姓也都有经由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和子女过上好日子的愿望。我小时候在台湾接触到的人是这样，1979年到大陆是这样，作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去到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发现都是这样。当我看到那些贫穷的孩子，内心里就有一种冲动，觉得中国曾经也贫穷过，而我们是幸运的，所以也想帮助他们成为幸运的人。
可就在此时，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世界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了。国内工作时养成的“常无”心态，也就是不以现成的理论，而是如初生婴儿般不带偏见地看待世界，对我理解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有很大帮助。在2008年7、8月时，当时粮食、物价高涨，是否接下来会出现通货紧缩？9月份出现危机以后，到底这场危机是长期还是短期？是发失业救济就够了？或应该以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作为反周期的措施等。我和世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专家进行了几场辩论，后来都证明我的判断正确。
世界银行在1945年成立时，最大的部门是基础设施建设部，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风气的影响，我任职世行时这个部门已经被取消，因为他们对基础设施的理解是投资，而既然是投资，有利润的话企业家自然会去做，不需要政府额外干预。但我在危机之初就提议进行全球协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启动全球需求，消化全球过剩产能，我将其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BeyondKeynesianism）。我很高兴看到后来这一主张在全球舆论和政策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政策倡导方向，2013年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十余年来的中非合作等，均与此观念相契合。
被我总结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1988年的“顿悟”开始形成，成熟于日后国内外的工作，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的重视和接纳——比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塞内加尔，以及2016年正式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波兰。
王阳明曾讲“知行合一”，他说的是道德哲学，我认为社会科学应当再向前一步，“知成一体”，只有能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在思想认识上一直还没有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理论、经验的影响。如果中国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我认为中国有望在2025年实现这一点——由于同为发展中国家，那么来自我国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会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价值。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我们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辜负这个时代，提出总结于自己经验的理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摆脱贫困。（视觉中国供图）手记（视觉中国供图）2014年1月21日，林毅夫在北京假若在一个林毅夫不曾存在过的平行时空里，让一位想象力最丰富的编剧，以改革开放为题塑造一位“典型人物”的经历，恐怕都虚构不出他这样与时代节奏如此契合的人生。
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国民党军队金门马山连连长林正谊“失踪”了。这位颇受蒋经国器重、在台湾省出生长大的27岁年轻军官，在接连听到大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建交的消息之后，审时度势，认定他从小立下的民族复兴的志向要在大陆实现。“失踪”当晚他游向了对岸，在2000余米外解放军驻扎的岛屿上登陆。同年9月，在他本人的要求下，林正谊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学习，改名为林毅夫，并于1982年赴美留学。
对于这些“传奇”经历，林毅夫很少谈及，他希望人们更多关注他的经济学思想。“传奇，就是越传越奇。对我，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在那边我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林毅夫说。
在今日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林毅夫有两点特别之处：一是与历届中国最高决策层的紧密联系，让外界普遍认为，许多中国经济政策的出台都受到其作为智囊建言的影响。他本人也拥有一系列官方头衔，如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等。二是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承认，被认为对提升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原创性与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林毅夫成为首位受邀在剑桥大学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的中国学者。他并获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至于他的理论在经济学观点谱系中的位置，舆论普遍通过他与杨小凯和张维迎的数场著名争论进行理解。采访中，他主动提起这些“论战”：“有的人把我的经济学观点简化为只讲政府的作用，甚至不要改革，这是很深的误解。”
对于和张维迎的争论，他强调自己提出的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二者缺一不可，不是只讲政府。但他认为有许多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克服，企业家才能发挥作用，他以冰山作比喻：企业家像露出水平面的冰尖，政府像水平面下的冰块，缺其一不成冰山。和杨小凯的争论，他不同意中国必须先改革成欧美宪政体制以后再来发展经济，否则经济发展必然失败的观点。“但不是不要体制改革，体制和扭曲都是内生的，应当利用目前的条件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不断进行改革。”林毅夫说。
被许多人视为“半个政治人物”，但林毅夫自认目前的学者身份才是最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不过，绝非一个悠闲的学者。提早数月便确定了与他见面的日子，约在4点半。4点20分的时候前一批客人走出，我走向那个写有“林毅夫博士Dr.JustinLin”名牌的房间，却被秘书拦下：“不好意思，林老师中间还安排了另一个10分钟的会面。”采访结束已经天黑，下一批非洲客人已在门外等候多时了。
最后一个问题我问林毅夫，最欣赏的近代知识分子是谁，他回答：“梁漱溟。”
有人批评林毅夫和权力关系太近，缺少一些学者的“独立性”，总想用自己的研究去改变现实。不过这或许只是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当代的、西方的理解下的质疑。如果以他自己崇敬的人为标准，无论是修筑都江堰的李冰、带兵平叛的王阳明，还是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亦即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这样的纠结或许本不存在。在林毅夫的理解中，“经济”不只是“economics”，而首先是“经世济民”。（刘周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