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天，我23岁，刚考上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生不久，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我们学校是东道主之一。导师何炼成那年只带了我一个学生，就让我参加了这个会议，承担一些秘书工作。
这是全国第一次举办数量经济学会议。数量经济学由西方传来，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来老批判数量经济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后来才改变看法。那时刚改革开放不久，学术界蠢蠢欲动，数量经济学用数学和定量关系阐释经济思想，回避了意识形态，因此很多研究现代经济学的人都自称是数量经济学学者，会议自然也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青年学者参加，包括杨小凯、田国强等。
整个会议分成若干个小组，我在理论组当会务秘书，在小组会议上做了个发言，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反响不错，代表小组作了大会发言，掀起不小的波澜。
参加此次会议的杨小凯和我成为学术上的知己。我后来又认识了包括宋国青在内的一些同代学者，开阔了眼界。
这年秋天，我就在学校组织了读书班，每周一次，系统自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材是从内部外文书店买来的，自己既当老师又当学生，这个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严格推导，搞明白了基本原理。到1983年，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已深深扎根在我脑海里。
很快，我出事儿了。1983年5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批判“向钱看”，我就写了篇反驳文章寄去发表，叫《为钱正名》。我写道，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没想到，文章发表后不久，全国掀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大批判，学校和导师承受了很大压力，多次把我叫过去谈话。我违心道了歉，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其实在西安会议上，我的观点就引起了很多老学者的不满，说话也不够艺术、委婉，上次数量经济学会议理论组的一位知名学者为我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后来我到北京写硕士论文，每有想法就去找他。那时我住海淀，骑车40分钟到他家，一聊就聊到晚上十一二点。他工科出身，靠天资和智慧用数学方式推算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恰恰是后来我知道的微观经济学一些基本分析法。他当过火车司机，对价格很有研究，运输、煤炭价格都很懂，喜欢计算价格扭曲会带来多大的效益损失。那时他在铁道科学院当研究员，外界信息接触得多。世界银行的英文杂志上，有篇印度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用跨国数据系统论证了价格越扭曲、经济增长越慢。他让我译成中文，我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形成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些灵感。
那是1984年，农村改革已初见成效，改革重心开始转入城市。城市改革，关键在于价格。那时的城市，有些行业是全行业亏损，比如煤炭。原因是价格定得太低，而轻工业等制造业却赚钱很多，因为定价太高。价格扭曲造成产业结构失调和供需不平衡，随着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各种工业品黑市交易盛行，政府控制价格变得愈发困难——报纸上，国家隔段时间就会搞一次价格大检查，打击黑市交易，但越打越多。
阅读了当时很多文章和报道后，我感觉自己对价格改革有了与当时流行观点不同的想法，硕士论文就定在了这方面。到4月，我已形成基本思路，认为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只能是市场价格，而且得用“双轨制”完成由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花了两三天，我写了《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全文1万多字，那时没有打印机，我就用复印纸手写了两份，首先交给一位专家。其实我跟他的观点有点不一样，我不认为正确的价格是能计算出来的，但他看后很高兴，把文章交给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刊登在内部资料上。
那一年，北京有很多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在《经济日报》社等单位，他们想开一次中青年学者的经济改革研讨会。为什么是中青年？因为老一代人改革早期做了很多贡献，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论证改革的必要性，比如说咱们生产关系太先进、而生产力跟不上等等。但怎么改革？很多人说不出来，北京的年轻人就跃跃欲试。（蔡小川摄）会议由浙江省省长邀请组委会去莫干山。莫干山会议要征文，我就把价格改革的文章投去，1000多人投稿共有123人入选，有周小川、楼继伟等。会后我看审稿单，对我的论文初审意见是“不用”，复审意见则是“此文很好”。后来听说，复审的是石小敏，在会前我与他已相识。石小敏读过此文后，还向高尚全推荐我到体改所（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本来按照分配，我会留在西安，但因《为钱正名》的缘故，我在当地挨了很多批评，就动了离心。去见高尚全前，石小敏还专门提醒我：“千万别提《为钱正名》。”
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当时中央一些部门也很重视，派了人来，由于意识形态紧张，新闻媒体在会议期间一律不准报道。报到当晚，会议就开了第一场，分成若干小组开会。我在第一组，这组一开始叫宏观经济组，但可能是因该组最有影响的议题是价格改革，争论又很激烈，大家就把它叫价格组了。
当时，计划价格仍是一个未受怀疑的神话。主流观点是，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价格必须由国家计划规定。人们讨论的所谓价格改革，实质是价格调整，即通过行政手段把价格体系调整到“合理”水平，争论主要集中在“大调”“小调”和“中调”之争。
第一个发言的，是国务院价格中心主任田源，他所领导的中心买了大型计算机，用以靠投入产出表计算合理的价格体系。田源主要讲了价格不合理的情况及调整的迫切性，还分析了“大调”“小调”的利弊。我接着田源就上台发言了，因为我不能同意其观点，迫不及待地想讲自己的。我特别批评了“调派”观点，认为“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得放开市场价格。发言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前没人从“放”的角度谈过价格改革。
接着，我基本上是轮番应战，就是所谓的“调”“放”之争。辩论持续到当晚11点，教室里站满了人。随着时间推移，我感觉很多人被我的逻辑说服了，其核心思路，就是价格改革不是解决价格水平，而是解决价格的形成机制。他们至少觉得我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并非本能排斥。那时关于调整，“调派”有很多争论。该怎么调整、怎么计算价格？去哪找那么多信息？即使汇总所有数据算出来，等规定下来时，这些信息就过时了。当时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价格用的还是1981年的数据。
那么，该怎么放开？放开后成本上升，百姓不满、财政收入下降怎么办？我的观点就是逐步放开，也就是搞双轨制，即原来计划内配额固定，超出配额部分按市场价格定价。比如，一月一人30斤粮食、一个工厂3000吨钢材，可按牌价供应，超出部分需到市场上买。此后逐步降低计划指标，增大市场配额，最后渐渐实现完全的市场定价。完整思路在我提交会议的文章里已表述清楚，讲起来并不费力。
会议后期，大家讨论的是该如何给领导汇报才不会被反感。徐景安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也是主报告的撰写人。一天晚上，他告诉我次日下午去杭州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要我一起去。但第二天早晨又让我别去了，理由是我说话太直，担心领导听了不舒服，把事情搞黄。会后留下一些人在杭州撰写报告，我们也想了很多口号，让“放开”好听点，主要是归纳出“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两种思路，都未提双轨制，但都有其影子。
1985年1月，国家正式出台文件：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和完成国家计划后超产的部分，价格全部放开，走向双轨制改革道路。双轨制有很深的认识论基础，所有制度改革都是一个探索过程，双轨制减轻了探索成本，在计划的边际引入市场，二者此消彼长，前者逐步被后者取代。
我特别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火柴价格改革。上世纪80年代早期，火柴定量供应，每月每户大概只有一盒，老不够用。农民抽烟都用不起，就用燧石取火，然后互相对烟。城里火柴也紧缺，一盒2分钱，成本就有3分钱，火柴厂连年亏损。这是个大问题，政治局开会好几次讨论，都拿不定主意——不敢涨价，即使从2分涨到3分，只要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就会成政治问题。
双轨制后，市场有了新政策：新产品价格不受限。火柴厂就想了很多法子，将产品换包装、换根数拿去卖市场价，减少老火柴的产量。慢慢地，大家都买新火柴了，老火柴就消失了。并未主动废除什么，火柴价格就完成了整个改革过程。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大部分产品已彻底放开了。
我一直认为，改革就是这样，应该是一个自发的、渐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很多事情是无法设想与设计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只是一个大方向。邓小平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我认为，就是率先承认了我们的无知。改革开放，就是我们承认了自己无法知道、设计很多事情，所以才要搞市场经济。正是因为我们的不懂、无知，所以才要摸着石头过河。从认识论的层面看，改革开放的思路与通过双轨制放开价格是一样的。
手记
（东方IC供图）2015年3月28日，在海南省琼海市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张维迎（右）步入会场张维迎说，自己是典型的西北人，性格干脆，喜欢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这也体现在与他约访中，忙碌的他一度通过多种方式都联系不上，约访信石沉大海，但就在我某一天试着最后一次尝试后，他突然很快回复说：“要不就明天上午？”
了解张维迎的观点并不难，他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市场经济拥护者、倡导者，有人甚至冠以他“市场传教士”的称谓，研究主线包括所有制改革、企业理论与企业家精神、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等。但我所感兴趣的点更在于：张维迎是如何成为张维迎的？出身陕北贫困县的农家、在自认信息闭塞的大西北求学，为何他日后的观点却带有较强的精英主义色彩？
在1977年从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前，张维迎是村里生产队的会计。集体化实行后，即使是村里最勤快的老农，也都变得懒惰起来。公地产量远远低于自留地，而对自留地最了解的农民，却无权决定种植什么，缺粮成了常态。但包产到户后，很快，农村粮食变得过剩了。张维迎说，他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是他思考的起点，也是他大学里如饥似渴地渴求新知的原因。
纵观其学思历程，30余年来，张维迎的观点和立场几乎从未动摇。他多年呼吁的企业家创新，在1982年那篇《为钱正名》中就初见端倪。后来在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期间，他对着一批批MBA和EMBA学员说，要坦承地、合法地赚钱。
从23岁开始，这个从大西北走出的青年就开始笃信市场的力量。他敏锐敢言，一度以多个“最年轻者”的称号进入全国性舞台。“市场不会失灵，失灵的是市场理论。”张维迎说，“我相信一个东西，首先我得从逻辑上说服我自己。”
市场的逻辑给了张维迎价格双轨制改革的灵感，即使其在后期呈现出一些负面效应：计划与市场呈现出的巨大利益差，让权力寻租变得可能甚至普遍，双轨也成为中国制度安排的一种特色。张维迎坦承，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在当时，可能也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了。
在复杂变革的中国，利益妥协似乎是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吴敬琏曾撰文指出，“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分散了改革风险，使得价格改革能够得以顺利推行。2006年3月，张维迎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称：“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
这篇文章将改革争论推向一个高峰，他频繁地为民营经济及改革合理性辩护，被人指责“背离了出身”。他则说，自己习惯被骂了。从青年时期开始，他的成名与成长离不开骂声、争论与质疑，包括2003年的北大改革、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与林毅夫贯穿改革史的几次大辩论。
曾经，他一直以战斗者的姿态示人，唇枪舌剑的影子中闪现着陕北人的执拗与直愣。但很多时刻，这位战斗者是孤独的。在一个倡导强有力政府的国度，张维迎似乎渐渐意识到，他那近乎原教旨般的市场信念注定是非主流的。曾多次倡导、甚至亲历推进改革的他，如今却开始说，他能做的，“只是提升中国人对市场的认识，引导观念的变革”。
“观念变革才是根本的变革。”今日的张维迎，关注点也更为广泛了，试图从哲学和历史维度去理解经济学。采访中，他花了很长时间，从历史观及认识论的层面说明为何强调市场的力量很重要：我们过于渺小，所以只有相信“看不见的手”。他还以哥白尼举例——或许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喻——在托勒密“地心说”主导的年代，即使哥白尼去世后，“日心说”亦是经历很长时间方得认可，“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少数人开始的”。（黄子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