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与王军相识。
那时，他到海南不久，离开了《海南青年报》，在海南经济广播电台帮忙，没工资，电台也没给什么正式身份。我所在的公司要在电台特约一档交通节目，每个整点播报一次全省的交通状况。24年前，海南交通干道上没有实时监控系统，要想知道路况和其他交通信息，需到现场采访。电台一时没有人能做，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后来有一天，王军找到我，说他能做，先试一个月，电台在试播期间可以不收费，我想那就试一下吧。
一个月过去，每天从上午7点开始，到晚上9点（除下午2点、3点、4点），节目正常播出，而且是直播。公司比较满意，我不知道王军是一个人还是组织了一支队伍。节目播出时，王军把单位的固定电话变成一子母机，双机是无线的，功率很大，通话距离可达10公里。他每小时给省交警总队、机场、轮渡、省长途车调度室打电话，询问是否正常。他还和一个个路口的小卖部联系，询问路况……
王军给我的印象是个有办法的人，做事很投入，不会觉得辛苦。
1998年，他又来找我，让我给他写个影评。他说他开始搞摄影了，在《海口晚报》开了一个摄影专栏。之后，看过他拍的很多专题，都是在记录社会。拍片时，他总是穿着“失洁”的牛仔裤，上身永远是圆领短袖红T恤，没人会觉得他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
王军供职于《海南日报》，是新闻摄影记者。虽说有些行政头衔和社会职务，但他手上的相机一直没丢，一直在拍。在持续近20年的拍摄中，已形成可独立出版或办展的专题有《亚都市生活社区：海口废品村》《彩民生活》《停建工地》《长命百岁》《洋浦古盐田》《家有火山石》《岛民》《琼北的村》《假日海滩》《晨练》《南中国海渔民》《温饱》《阳光下的阴郁》等。除了《温饱》和《阳光下的阴郁》，王军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记录生活在那里的人群。
《海南日报》总编辑常辅棠说：王军充满了参与社会、了解社会、记录社会、表达对社会看法的热情。他拍了一批批反映社会发展过程的照片。从“挑香蕉的女人”“村里的青年仔”，到“芭蕉叶女子”……他在“留存瞬间、记录历史”。他守着人的一种状态，一种社会现象，一拍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
至于后来的《温饱》和《阳光下的阴郁》，王军的摄影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作品的内容给人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在他说了之后，再看这些作品，比初看时清晰了一些。但是，那种凭借作品原始内容打动人的东西少了。
谈起为什么拍这些照片，王军说是一种贪欲，像商人恋钱一样，通过相机把世界带回家，留在自己手上，有一种据为己有的感觉。他还说，扛着摄影包、拿着相机出现在他选的场所，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被拍人流露出对自己的尊重，甚至崇拜的感觉让人喜欢。王军同时说，拿着贵重的、时尚的、前沿的摄影器材，像Ｔ形台上走秀的模特，他对此着迷。
王军说的这些是事实，但在我看来，还有其他。
他是通过照片证明自己的存在。选定题材后持续地拍，通过数量的积累，拓展题材的宽度和深度。找到一种与众不同，有了这份不同，也就有了存在感，这就是“王军式摄影”。比如海南一百岁以上的老人比较多，给这些老人拍照片的人也很多。但用一种相机、一种手法，甚至一种造型持续地拍摄20年，只有王军。
相机面对客观实体时，我们画一条线，线的一头是客观实体的复制，另一头是借用客观实体表达自己的观点。王军的作品处在这条线的什么位置上？早期他的作品多呈现在复制记录这一端，现在则出现在另一头。
爱德华·柯蒂斯（EdwardCurtis，1868-1952）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一部20卷的作品。里面收有2000多幅他在20世纪亲眼目睹美国土著人文化的图像和人类学笔记。詹姆斯·范德齐（JamesVanDerZee，1886-1983）以纪实手法拍摄了数以千计描绘纽约美国黑人的文化影像，提供了侧重于人类学和社会学早期的影像。在王军的《岛民》和《家有火山石》作品中，我看到了这类影像。
2004年10月始，王军在捷克学了几年摄影。2007年后，他的摄影中多了一些外来的东西。没有了原来的直截了当，有了更多不明所以的意味。看《琼北的村》，一群村子里的男女，坐着的，站着的，躺在地上生死不明的。这让我想到了马里奥·贾克梅里（MarioGiacomelli，1925-2000），他作品中不同寻常的神情，使画面充满诡秘感；一种不可捉摸，浓得化不开的神秘感；在似是而非间，释放着阴郁。
在捷克布拉格建筑艺术设计学院摄影系，王军的学习任务是研究约瑟夫·寇德卡（JosefKoudelka，1938-）的作品。他的作品是不是也染上了寇氏超现实的影子？在《琼北的村》的村头，一名举伞的男子在正午阳光下行走，太阳发出点式的光亮，一切皆在昏暗中；一个破损的车头里，三个少年如坐在行驶的快车上眺望远方……
克劳迪·斯鲁本（KlavdijSluban，1963-）在表现“人都在受到约束”的主题时，所有作品都生于客观现实，但这些作品又都在表达他的个人观点。这是一种智慧，摄影家只需表达自己，不管作品会把观者带向何方，更无需对任何机构或个人负责。摄影语言只表达他个人感知的东西、他的观点。这也是他与人交流的基础。
王军的这些作品，离开了故事，没有了事件，甚至没有什么精当的决定性瞬间的东西。我们从他的照片里看到了一种无序的、非常规的、背离我们对常识认知的东西。这是王军在借用村里的现象，带着超然物外的疏离感表达着他对社会和自己的判断—“失常”。此时，照片的主体内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由对这些主体内容的处理表达了对社会的看法。
在工作需要之外，王军的摄影作品几乎没有进入传播领域，也没有进入画廊之类的商业机构。偶尔，他会拿出来让几个能谈得来的好友看。在看这些作品时，朋友会说自己的看法，当这些看法与王军的本意不同时，王军会大声说：“我知道这些照片的用途了。”朋友会问：“用在何处？”王军说：“用于删除。”这是他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他不想让这些看法影响自己。有时我也在想，王军拍的这些照片能干什么呢？可能他会在年老时，看着这些照片追忆过去。他说过，人到90岁以后，特别是失去行动力后，是靠回忆生活的。王军是在给自己留存回忆吗？证明他过去的存在吗？如果是，他是了不起的。一个50岁的人，为自己40年后的生活谋划着。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在为自己负责。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发表时略有删减）
《琼北的村》系列18王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