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于1928年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来到中国，担任在华颇有影响的《密勒士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代理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日本挑起“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斯诺赴实地采访，撰文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赞颂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抵抗外敌的爱国精神。事变过后，他撰写了生平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该书于1933年9月出版。
斯诺在中国听到各种各样关于红军的传闻，种种“恐怖故事”在他的“脑际萦绕”。正在这时，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美国兰登出版社约他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为了解真实情况，探明红色中国这个“未知之地”，斯诺于1936年春专程到上海，向宋庆龄表达了访问苏区的愿望。这与中共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斯诺于是得遂心愿，开始了改变他命运的红色中国旅程。
1936年7月6日，斯诺到达延安，7月8日到达白家坪，见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用英语向斯诺打招呼，斯诺感到很惊奇：红军中竟然有人懂英语。7月9日到10日，斯诺采访了周恩来，斯诺在和周恩来的初次接触中得出结论：“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7月12日，斯诺来到当时的“红都”保安（今志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7月16日晚，斯诺被邀请到毛泽东居住的依石崖凿出的窑洞中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话。
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斯诺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常客。经过多次交谈之后，双方开始熟悉起来。斯诺也向毛泽东敞开心扉，他说：“我到中国来是为了‘撞大运’，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毛泽东听罢鼓励斯诺说：“你将我们红区的一切，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全世界如实报道出来，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这不就是撞上大运了么。”后来《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轰动世界，斯诺也因此一举成名，步入世界著名作家、新闻记者的行列，应了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向他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程和自己的身世，详细阐述了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科学地分析了日本侵华导致的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进而表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毛泽东还指出，美国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对中国的援助：一方面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借款，出售军需品，一方面对日本进行封锁。
毛泽东高瞻远瞩，展望战后的局势说，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中国人民不仅将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到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深刻而及时地阐明了中共对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是他通过一位美国记者向美国人民和政府发出的呼吁。
从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访问了92天，途经10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红军的重要将领进行了多次长谈。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最不寻常、最宝贵的采访。
1936年10月，斯诺在结束访问、离开苏区之前来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对斯诺苏区之行予以高度评价：“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成了世界名人，你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揭开了红军这个不解之谜，你的发现和哥伦布的发现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你们探索寻求的精神，将为世人共仰。”斯诺来到中国多年，第一次听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无比高兴和感动。
同年10月底，斯诺风尘仆仆地再次返回北平。11月初，为了揭穿国民党散布的他已被枪决的谣言，他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他在苏区的见闻，展示他在苏区拍摄的照片。一时间，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在美国国内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多家媒体纷纷报道。
1937年7月，斯诺完成了他记载苏区之行的专著《红星照耀中国》（旧译《西行漫记》），10月即由英国戈兰茨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斯诺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把与国民党关于中共的歪曲宣传截然不同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书中的苏维埃社会是廉洁的、平等的，红军是纪律严明、坚韧不拔、不可战胜的，中共领导人是真诚朴实、相信人民、足智多谋的群众领袖。
该书所受欢迎的程度是斯诺本人“始料不及的”。甫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在数星期内就销售了10万册以上。纽约兰登出版社翻印此书的数量，比任何关于远东的非小说作品的销量都大。不久，该书又相继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文字出版，红色中国这个题材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
学术界和出版界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这部书被公认为报告文学的典范之作，是“美国新闻记者所建树的最伟大的功绩”。甚至《纽约先驱论坛报》具有反共倾向的远东问题专家甘露德也接受了斯诺的绝大多数结论，并承认，斯诺是“西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
总之，《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对于美国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斯诺的报道和著作第一次向美国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共的翔实可靠的材料，在美国公众中唤起了对中共事业的同情，为塑造中共新的形象奠定了基础。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说：“在以赞同的笔调描述和解释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原则和目标方面，没有一个美国人比斯诺做得更多。”
斯诺的作品不仅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决策人物。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自己对中共和红军并无真正的了解，再加上一些外交官的政治成见，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得到有关中共的真实信息。斯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不足。美国内政部长、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伊克斯通过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熟悉了中共的活动方式。罗斯福接受伊克斯的建议，也读了这部书，并且很快成为“斯诺迷”，以致在以后数年中，罗斯福几次邀请斯诺到白宫讨论中国政治问题。
斯诺与毛泽东的交往也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斯诺去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逝世后，毛泽东立即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8年夏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昌珞珈山寓所接见埃德加·斯诺（左一）。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会见埃德加·斯诺（左）。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右一）在中国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