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简称“历史剧”）经久不衰有诸多原因，不论是出于思古鉴今抑或娱乐消费，都是为了立足今天，为了明天，回首昨天。“荧屏学习历史”和“荧屏消费历史”都是由来已久的文化国情，这个“荧屏”在网络时代已由电视延展至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电视等网络媒介。
一、从正史到戏说：网络时代历史剧的创作转型
网络传播打破了客厅文化的时空局限，使得网络观剧的伴随性增强，专注度下降。网络的节目内容相较传统电视而言更为丰富，受众选择自由度更高，点击率竞争更加激烈。网络平台的普及性、开放性、交互性非传统媒体可比，对意识形态的塑造效果更加显著，是各种思想传播的前沿阵地。网络客户端中青少年受众较多，他们涉世不深、追求新奇。为了适应变化，历史剧近年来不断撬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支点，强调拓展艺术想象空间，在情节与人物创作上突出了“玄”、“诞”、“怪”、“奇”，强调了人物形象与情节冲突的传奇性，以此博得点击率，并催生出一批网络点击率遥遥领先但艺术水准良莠不齐的穿越系列剧、秘史系列剧、宫斗系列剧、传奇系列剧等历史戏说剧变种。
戏说手法的强化本无可厚非，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正史剧也不可避免带有戏说成分。为一部历史剧划分事件层级，从一级事件、二级事件、三级事件⋯⋯直至若干级事件，究竟以哪一级事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史籍记载作为正史剧与戏说剧的分野，至今难有定论。戏说剧在拓展创作空间、展开艺术想象时，如果能够遵循唯物史观指引，塑造出能够反映历史本质的历史时空，实现艺术创作对现象真实的复归与超越，也能创作出经典佳作。例如，《琅琊榜》的背景虽然是架空历史，但主人公梅长苏作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形象，儒雅、洒脱、智慧，在精于权谋的同时胸怀天下、坚守道义，折射出儒家美善相济的人性光芒。尽管作品并非尽善尽美，但是能够做到审美地揭示历史本质，实现对现象真实的复归和超越，实属难能可贵。
毋庸讳言，当前如《琅琊榜》一般的精良之作屈指可数，大多数历史剧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都存在缺失，更难以应对网络时代的种种挑战。在戏说已成为主要创作手法的当下，如何在引人入胜的同时做到“文质彬彬”，是历史剧在思想性与艺术性领域所面临的双重挑战。
二、“文”与“质”：网络时代历史剧创作面临的挑战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艺作品创作时要解决网络时代历史剧创作“文”与“质”的矛盾，首先要考虑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问题。
1.就思想性而言，历史剧理应传播中国精神，灌注唯物史观
一方面，网络环境正在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与塑造意识形态的主流渠道，理应承担起通过历史剧传播中国精神的责任。中国精神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剧所展现的历史风貌、历史事件、历史情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完善具有时空上的天然耦合，这是历史剧相较其它题材电视剧的优势。历史剧创作如若能够合理利用网络平台，发挥好网络普及性、开放性、交互性的优势，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诸如“讲仁爱，重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等，诗意地栖居于历史剧的精神家园中，传播中国精神势必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历史剧创作亟待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消除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使创作回归唯物史观引领的航向。作为网络观剧的主要受众，青少年的历史观尚处于形成期。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与交互性、戏说成分与创作空间的扩充，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带来便利。部分历史剧在重塑历史时空时，为了追求新奇，吸引眼球，对于现象真实只求超越不求复归，忘却了本质真实正是蕴含在现象真实之中。这一点值得当前创作者警醒。
2.就艺术性而言，历史剧理应遵循艺术原则，做出创作调整
网络媒介的可移动性满足了受众物理空间位移时获取内容之需，使得网络观赏的伴随性加剧，专注度降低。与此同时，网络媒介随时大量更新的内容赋予了网络受众选择新内容的权力，网络播出剧的生死存亡与受众的一时好恶相伴相生。基于此，从传统客厅文化走向网络开放环境的历史剧，在情节设置上须增加情节密度，强化情节落差，增强情节黏度；在人物塑造上须突出人物个性、丰富人物情感、渲染传奇色彩。
然而，拓展创作空间不代表可以肆意杜撰扭曲历史本质的人物与情节；尊重艺术想象更应当在反映客观真实的同时洋溢出艺术的终极关怀。适度考虑受众的猎奇之需无伤大雅，但是一味把刺激受众感官神经作为唯一目标，则会沦为孔子所批判的“郑声”。今后的历史戏说剧创作倘若依旧在人物塑造上极尽美化英雄帝王之能事，无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倘若依旧在情节设置上迷恋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情节渲染，而无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精神；倘若依旧以自然主义手法机械地反映封建皇权对人之异化，而缺乏艺术应有的终极关怀与审美观照，违背“和”的艺术原则；那么历史剧创作将是一种文化倒退，难以发挥出审美引领职能。鉴于此，在历史戏说剧当道的今天，以合理的艺术想象揭示本质真实，超越现象真实，是创作在艺术性上的重大挑战。
三、从“和实生物”走向“文质彬彬”：网络时代历史剧创作的突围之策
《国语》中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认为应当取“和”而舍“同”，因为“和”强调的是不同性质的事物相结合，不同色、声、味的矛盾统一才能形成美，这一观点对后来孔子“和”的美学观乃至清代刘熙载颇具思辨性的创作观影响深远，也是当前创作应当汲取的智慧。
第一，要传播中国精神。历史剧创作对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审慎思辨。比如，为了批判君主专制而展现封建皇权对人之异化时，不免在无形中也反映出“丛林法则”的残酷性。但如果在艺术表现上一味地突出“丛林法则”，向受众传达出只有在激烈竞争中取胜才能求得生存发展的潜台词，也绝非中国精神的体现。《甄嬛传》在反映封建皇权对宫廷女性的摧残扭曲上是成功的，但因过分强调“丛林法则”中的命运多舛，使主人公甄最终也陷入到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漩涡中，依然是对“成王败寇”的重复演绎。相较而言，《琅琊榜》中的梅长苏辅佐萧景琰则不是以洗雪冤案、夺取皇权为终极目标，而是以扭转朝廷颓唐之势，开创政治清明的盛世为最高理想，这就超越了权谋争斗的“术技”层次，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道法”境界，这恰恰是中国精神的彰显。因此，面对博大精深而又纷繁庞杂的传统文化，创作者只有在诸多对立性的文化元素中有所思辨、有所甄别、有所侧重、有所统一，方能达到“和”的标准，方能提炼出中国精神。
第二，要灌注唯物史观。历史剧创作针对现象真实，应当处理好复归与超越的关系。戏说剧的呈现虽然往往与史籍记载大相径庭，但是理应把做足历史功课作为创作起点，用唯物史观来观照史籍才能形成历史真实。要使存在于创作者头脑中的唯物史观得以呈现，就需要创造一个意象世界，这关系到创作者能否将审美灌注进唯物史观，照亮受众的精神世界。《武媚娘传奇》将武则天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经历作为主要内容虽然无可指摘，但是将武则天的追求诠释为与李世民这样的英雄长相厮守，而非对至高皇权之渴求，就偏离了唯物史观，丧失了历史本质。虽然《芈月传》的虚构成分不亚于《武媚娘传奇》，然而芈月的行动逻辑并非只是一元的情感驱动型。在全剧结束段落，面对爱人义渠王翟骊和儿子嬴稷双方势力的水火不容，面对“家”与“国”的二律背反，芈月忍痛选择后者，这恰恰表现出历史语境下，从政者在家国抉择时共有的无奈与悲凉。鉴于此，能否在复归与超越、史实与虚构之间实现“和实生物”，能否绘制出灌注着唯物史观的历史画卷，体现了戏说手法运用的高下之分。
第三，要做到引人入胜。历史剧创作在情节与人物方面，要做到“真实”与“荒诞”相辅相成。一方面，为了在网络时代提升客户端专注度，在网络点击率竞争中占据优势，创作应当强化荒诞色彩。比如，可以通过叙事方位的锁定与转换，省略、重复、悬置、逆转、对比、巧合、误会、隐喻、象征、铺陈的巧妙运用，借助历史剧天然的“家国一体化”叙事将个人恩怨、个体冲突与国家兴衰、王朝更替紧密联系，从而增加情节密度，强化情节落差，增强情节黏度。在人物塑造上，对人物形象个性、情感、经历之“奇”的深掘必不可少。另一方面，“荒诞”与“真实”相对，二者理应统一于“和”，在历史剧创作中，“荒诞”的情节与人物理应寓于历史真实之中，抵达虚实相生的艺术臻境。
综上所述，历史剧创作在网络时代既不能违背潮流，也不可随波逐流，而应立足于历史剧的根本价值，做足历史功课，以唯物史观为指引，汲取中国古典美学之思辨性，形成“和实生物”的创作态势，重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问题，力求做到文质彬彬，完成好网络时代历史剧的影像构建。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