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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朱厚照 大明帝国最后的“马上天子”

时间:2024-10-30 01:46:13

在许多人眼里,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度、贪图享乐,其实他却从未耽误政事,后又亲身北伐,驱逐鞑靼,成为大明帝国最后一位“马上天子”。

明朝皇帝多“奇葩”,明武宗朱厚照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他放荡不羁好自由,不爱皇宫爱市井,曾在宫里自扮商人,喊价叫卖;还沉迷于游乐酒色,宠幸太监……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昏君”,却能在弹指之间诛刘瑾、改革江南赋税、强化市舶司职能,甚至亲征北伐,打败蒙古小王子。不仅如此,朱厚照天赋异禀,精通佛教、伊斯兰教,还是第一位会说西欧语言的中国皇帝。

看似劣迹斑斑的“昏君”,实则是一位被误解的个性皇帝。他虽在小事上不拘礼节,但在大事上绝不糊涂。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位备受争议的传奇皇帝究竟是何等人物。

贪图享乐、荒淫无度?

弘治五年(1492年),明武宗即位。那时的朱厚照还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由顽童一夜之间骤为天子。说起对他的评价,绝不会有人将他称为贤明圣主。历代皇帝,最为忌讳的就是昏庸无道,重用宦官奸臣,而武宗是否昏庸,暂且再论,但他独树一帜,不爱文官爱宦官这一点倒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武宗宠信的太监共有8个,他们以刘瑾为首,被称为“八党”或“八虎”。为了巴结武帝,“八虎”每天都会给皇帝献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还经常组织各种演出、体育活动。与同龄人一样,年轻的皇帝喜爱各种娱乐,他或在宫中扮演杂剧,或带领太监溜到街头巷尾,观奇赏异。有时,他还自扮市井商人,戴上瓜拉帽,握着秤杆,拿着算盘喊价叫卖。正德四年(1509年),武宗对蒙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制作了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又与许多蒙古人策马奔驰,往往终夜不还,投宿民家,行止与寻常百姓不分。

武宗虽宠信太监,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后来,武宗之所以能在弹指之间灭掉大宦官刘瑾,原因之一就在于刘瑾并未掌握军权,这就说明武宗并不是宠信宦官、不问朝政的昏君,他虽然同太监们一起玩乐,却心如明镜、头脑清醒,并时刻提防着太监。至于武宗为什么要重用宦官,或许是为了制约文官集团的势力。自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内)兵败后,武将集团大大受挫,文官势力进一步扩大。文官主政后,降低了大地主的税收,反而对农民征收重税,此外,他们还故意曲解国家政策,将限于优秀文人的补助、鼓励,扩大到整个士绅阶层,趁机减税甚至免税,由此大肆兼并土地,聚敛财富,日益侵蚀国家根基。武宗自幼“性聪颖”,又怎会不明白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呢?他自然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辙,像前任皇帝一样沦为文人集团的傀儡。

武宗一直为后人诟病的还有豹房的修建。豹房为什么是武宗的“黑历史”呢,难道是过于劳民伤财?据考证,豹房占地不过4公顷,耗银20多万两,与圆明园、颐和园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耗资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其实问题的焦点就在于,许多人认为豹房是武宗日夜淫乐的场所。据说,豹房里,歌、舞、玩、酒、女人一应俱全,武宗沉溺其中,荒废政务,民怨不断。不过也有人认为,豹房并非一般意义用来游玩的离宫,实为他居住和处理国家大事之地。后来,还有学者指出传统史料对武宗存在丑化和歪曲,他们认为武宗此举,意在恢复16世纪初就完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气氛。畜豹行猎,实为恢复明朝军力与帝王的勇武作风。

文武双全,但个性张扬

在皇家,祭祀是头等大事,但武宗却很少理睬这些繁文缛节。比起敬天、祭祖、郊祀等礼仪活动,他更青睐骑射与游猎——在还是太子之时,他便“性聪颖,好骑射。”当了皇帝之后更是“单起挟弓矢,径出禁门弹射鸟雀”。这还不够,多数皇帝以带兵为苦,明武宗却以演兵为乐。史书中记载:“上好武,特设东、西两官厅于禁中”,号称“外四家”,武宗挑选善于骑射的宦官,亲自带领,称之为“中军”。每日,武宗都身着军装,亲自检阅军队,只闻“晨夕操练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

故宫太和殿的匾额上书着四个字:建极绥猷——天子承担着上对皇天、下对庶民的双重神圣使命,既须承天而建立中正的法则,又要抚恤百姓而顺应大道。最有趣的是,武宗干脆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还自己给自己下令出征,为自己更名为“朱寿”,后来又加封为“镇国公”,他要求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的名号施行。内阁大臣皆认为武宗应当遵循祖宗之法,上顺天意,下慰人心。他们认为威武大将军是臣子,而皇帝应在将军之上,如果对皇帝加官进爵,则是降低皇帝的身份。但是武宗仍不以为意,这也就是《明史》所说的“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的来历。与醉心艺术或热衷于求仙问道的前任皇帝相比,他看起来不像居于深宫的汉家天子,反而与草原民族的单于、可汗更相似。

武宗不仅勇猛善射、喜爱演兵,还非常博学。他精通佛教与伊斯兰教,不仅给自己加封佛号,还给自己取了个伊斯兰教名字,叫做“妙吉·敖兰”,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真主的荣耀”。他的语言天赋惊人,能读藏(番)文、梵文的佛经。根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武宗)皇帝凡出游时,如鞑靼、回回、佛郎机、占城、刺麻等国之使,各择二三人,使之肩从,或习其语言,或观其技艺焉。”很有可能,朱厚照还跟着葡萄牙语翻译——“火者亚三”学过一些葡萄牙语,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会说西欧语言的皇帝。

后人皆认为,汉宫高墙、重院深深,束缚了朱厚照向往自由的心。他无心政事,成天和太监厮混在一起。可少有人想过,明朝文臣或为自身利益向上隐瞒民情。其实,武宗之所以重用宦官,或许也是为了通过身边亲信,探知宫墙之外黎民苍生的真实处境。

文治武功,御驾亲征打败鞑靼铁骑

实际上,武宗虽然不以勤政出名,甚至贪图玩乐,可他在批答奏章、处理国家大事上却从未耽误过。武宗即位后,做了两件前任君主都没有成功的大事。第一件是江南赋税改革。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江南地区就赋税过重。正德八年(1513年),武宗在江南全面推行赋税改革,不仅减轻了江南百姓的负担,而且使得江南地区在两年之内,就还清了曾拖欠中央十年之久的赋税。第二件大事是改革市舶司。武宗强化了市舶司的收税职能,扩大了政府税源,开启了解除海禁的第一步。武宗在位15年,国家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明太祖朱元璋曾驱逐鞑虏,定鼎中原。而明成祖朱棣,更是迁都距离边关不远的北京,以镇国门。他所忌惮的,正是漠北的蒙古。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却更加大胆,他直接在作战前沿边境上,设宣武镇国公府,在蒙古入侵时,可随时坐镇前线指挥。

正德十二年(1517年),鞑靼小王子带5万铁骑从榆林(陕西最北部)入侵,驻扎玉树(今青海省境内),掠应州(山西北部)。武宗不顾朝臣反对,亲自出居庸关巡幸北边。人们向来认为这是没有大局意识的任性之举,细细察之倒也未必。北京既为明代首都,又离边关不远,因此,武宗出关前,对于京师有一定的军事部署,他任命将帅留守北京,指挥“三千营”与“神机营”两支重兵。“三千营”和“神机营”为京营中战斗力强悍的军队,前者为京营骑兵之主力,后者则是当时使用热兵器作战的代表。这一部署足见武宗关于京师防备的周密考虑。

武宗亲自率兵,与鞑靼小王子交战于应州。无论是战前部署,还是战役过程中的调兵遣将,武宗都亲自布置。他不但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而且有冲锋陷阵的决心和勇气。当时,武宗下令军队夹击鞑靼铁骑,可是之后一时不得合兵,情况万分紧急,幸好武宗及时率兵赶到战场,他英勇无畏,亲斩虏首一级,力挽狂澜。最后,武宗成功带兵将蒙古军队驱逐出去。

自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军力江河日下,蒙古年年南下侵扰,北边一再告急。武宗此次巡幸北边,是“土木之变”后,明朝首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亲临前线,抵御蒙古大军。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认为此役“实际上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突击部队的战役,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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