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切实降低煤炭消费量。源头治理雾霾必须降低煤炭消费量。自2013年以来,我国煤炭产量已连续三年下降,2016年总量为34亿吨标准煤,同比下降5%左右,当年煤炭消费量约39亿吨,下降1.5%左右。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占64%,远高于30%的世界平均水平。按照2020年煤炭消费比重降到58%以下的“十三五”目标,今后每年消费量降幅应在2%以上。要把消费量降低的指标分解落实到每个用煤大户,切实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为清洁能源使用腾出发展空间,使清洁能源成为“十三五”我国能源供应增量的主体。
第二,提高煤炭清洁化利用。能源禀赋决定了相当长时间内煤炭仍是我国基础能源。从能源供应与经济性方面考量,推进以电代煤是可取的选择。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是衡量煤炭清洁化利用的一个重要标准,我国发电用煤占煤炭消费量的55%,发达国家多在80%,美国更高达95%,我国国内已使用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火电装机发电已相对清洁,可比散煤燃烧污染物排放减少80%。要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在仍需使用煤炭的地方要提高精煤使用率。我国原煤洗选率不到70%,发达国家多达85%~90%。要强制提高煤炭企业生产精煤的比重,对使用高灰分煤做禁止性规定,追究原煤供应及使用企业的责任。
第三,控制散煤和生物质燃烧。散煤消费主要是居民生活用煤,农村塑料大棚也使用散煤取暖,这部分用煤虽然年消费量仅两亿至三亿吨,但多是未经洗选的原煤,分散燃烧又无除尘脱硫措施,和生物质燃烧一样在近地面排放,地面风速小,其积累效果更为显著。有研究表明:散煤燃烧的污染物排放量是电煤的5~10倍。这些近地面的散煤和生物质燃烧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可在50%左右。控制散煤和生物质燃烧都应由政府牵头组织实施,综合推广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减少散煤使用。有条件的地区可筹集资金做好规划,实施集中供暖;难于集中供暖的地方则做好煤改电、煤改气的方案实施。
第四,注重监管及各项措施落实。
一是对用煤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行实时监测,促使企业降污减排设备正常运行,达标排放;二是加强对煤炭清洁利用的管理,提高电煤比例,提升原煤入洗率,对使用高灰甚至高硫的原煤做禁止性规定;三是对分散取暖的散煤、生物质燃烧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时间表。由于我国天然气消费对外依存度较高,分散取暖煤改电是见效快、易于推广的方式。对煤改电、煤改气的公用设施投资和低收入群众增加的取暖费用可由政府通过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来制定相关支持补贴政策;四是精准施策要做好顶层设计和区域联动。(国际融资记者李路阳报道陈醒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