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给予财政支持。一是要以财政贴息资金、事先补助、先建后补及以奖代补等手段，在中国国内给予具有很高技术水平和战略意义的高新企业以支持。二是要对产品出口实施“免、抵、退”相结合的待遇，对企业国际化急需的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给予税收政策支持。三是建立国际化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协助高新企业建立“走出去”发展基金，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担保和中介机构。四是在科研、创新、知识产权、服务、产品、标准化、社保和贸易等各个环节给予支持。
其次，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最新技术，与亚投行、丝路基金、亚洲金融协会、金砖银行及政策性银行、监管部门之间建立新型的沟通协作机制。并协力拓展沿线地区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协力通过发行股票、债券以及各类金融资产证券化的衍生金融工具，最大程度地释放资金潜力，提高优质高新企业的信用评级。由中国国内银行与相关国家商业金融机构组建国际银团等。
第三，扩大境外融资服务范围并降低融资成本。一方面要增加海外金融网点。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仅在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机构。而中国不少“走出去”高新企业是在不发达国家承接项目。建议中国银行业扩大在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区域布局，因为高新企业最需要在这些地区得到金融支持。中国的证券、保险、租赁等机构则可侧重于在发达国家布局，并将业务委托给与在发展中国家布局的中国银行业机构，实现“借臂延伸”服务。另一方面要降低融资成本。在发达国家，企业的融资成本较低，但中国高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基本上融不到。而在发展中国家，借贷融资成本较高、租赁融资成本高、股权基金的成本和门槛都高。有的“走出去”高新企业不得不向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借款，融资成本比中国银行业高出很多，例如在东南亚国家银行的融资成本大多数在10%以上。
第四，要提供新型、灵活、多元的融资平台服务。一要加强“走出去”高新企业的资金在国内国外双向流动的灵活性；二要为高新企业提供无形资产、境外股权和应收账款等可转让的法律依据；三要将中国国内金融机构与东道国金融机构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对接，形成合力；四要打造征信、评级、信贷、证券、保险、基金等于一体的多品种金融平台。在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高新企业“走出去”准入门槛和贷款利率，适当放宽抵押物限制，提高抵质押率，适当延长贷款期限。
第五，要缓解高新企业担保资源严重不足的严峻困境。目前，中国在国内和在海外的银行仍然主要采取传统的担保方式，“走出去”高新企业在国外形成的资产无法作为其申请借款的担保物。此外，企业的担保资源仍然极其有限，特别是民营高新企业担保资源更有限。虽然海外投资由中国信保承保，但承保额有限、规模有限、覆盖面有限，地区指标分配不灵活，担保品种也很有限，例如：没有企业对外履约险、财产保险、海外劳务人员的人身保险等。一些企业只能采用内保外贷方式，而内保外贷条件是很严格的，不少高新企业要求外保内贷，但由于受到国内外条件制约，无法实现。
第六，金融业要利用信用供给、贷款，基金、保险、信托和融资租赁等手段给予支持；银行需要帮助高新企业解决的主要问题有：融资难、手续繁、期限短、额度小、科技弱和链条短等。
第七，要为高新企业提供境外并购专项金融产品。例如：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境外股权投资基金、海外投资基金、对外并购基金（VC或PE），设立境外投资专项贷款，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并探索境外资产和股权等抵押融资。
第八，金融支持高新企业“走出去”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目前的形势下，高新企业“走出去”前要比以往更加综合审慎地评估，防范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法律、文化、宗教、标准和环保等风险。（国际融资记者于田根据郭濂演讲整理，杜秋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