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性质和人类未来走向的重大判断和指导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行动指南。对于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问题，学界形成了外交路径论、发展路径论、综合路径论三种观点。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需要根植已有的实践探索和丰硕成就，遵循这一思想内在的自治和治理的逻辑，从深邃渊远的中国智慧中提取中国方案，走出一条世界各国包容互鉴、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治理；中国智慧DOI:10.19422/j.cnki.ddsj.2018.06.00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性质和人类未来走向的判断。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并将其写入党章，成为指导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行动指南。如何在实践中探索和研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和战略任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背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化遭遇了挫折。近年来，在全球生产力实现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暴露出一些固有的弊端。比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发展鸿沟、数字鸿沟、福利鸿沟等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对这些挑战，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方案”、以推动区域一体化为主要思路的“欧洲方案”和以政府驱动发展为主要动能的“日本方案”等都纷纷失去了光泽，有的甚至还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和危机，成为制造冲突和战争的根源，也是造成世界经济不平衡和全球贫富分化等的深层原因。
欧美发达国家的方案之所以问题重重，是因为这些方案更多考虑全球资本的利益，忽视全球劳动的正当利益，片面考虑发达国家自身的收益，排斥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正当权益的诉求，甚至不愿意承担对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减贫、救济难民等的国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生产力发展所驱动的经济全球化，迫切需要新的理念来加以指引。
然而，对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形形色色代表“全球化输家”呼声的“逆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这些人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作是全球化走错了路，转而鼓噪各种本土主义、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试图将人类历史拉回到闭关自守和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面对全球化出现的各类问题和形形色色的逆全球化思潮，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鲜明地提出了“中国方案”，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中，分别从政治、发展、安全、文明和生态五个层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政策方案，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提出的新型全球化方案，这一方案并非否定全球化，而是发展和完善全球化，推动全球化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毫无疑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易事，面临着众多现实挑战和艰2018年4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好这一挑战。”（图片来源：新华社）一、外交路径论
这一观点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外交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依靠外交途径进行。因此，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普遍关注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和经济治理、国际发展援助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外交实践，例如中国创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在他们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是中国国内发展模式在国际发展领域的转化和投射，有利于全球治理的进程，甚至会创造出新的地区和全球秩序。的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目标，但仅靠外交路径是不行的，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国家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协同推进。
二、发展路径论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一项国家发展战略，是试图寻求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2]。一些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梦”的对外政策组成部分，目的是在保障国内稳定和发展，保障中国的能源资源需求的同时“走出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应对美国同盟体系的压力。还有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针对欧美国家现代性危机提出的“中国方案”，志在创建新的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方案”，但不能扭曲为“中国中心主义的方案”，需要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综合路径论
这类观点关注宏观规划和总体布局，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的系统方案[3]。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施路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同志提出“四路径”说，要注重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政策措施的综合性；推动建立开放、包容、透明的国际制度体系；各国政府要做到权责均衡，内外兼顾[4]。在具体实践层面，学界尝试从文化层面、价值传播、战略布局和全球治理等具体层面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问题。但是，强调综合路径不是不分主次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赖于制度创新和治理之道创新，着眼于提升全球集体行动能力。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中国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比如中国提出并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同时在二十国集团（G20）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全球和地区治理框架中不断提出新理念，提供新方案，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大国际影响力。因此，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必须根植于已有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深入研究其内在逻辑和经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之道
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倡导者，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者，“一带一路”正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一带一路”是中国道路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中国道路在欧亚非和南太平洋地区范围内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它看重的是通过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走出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因此，“一带一路”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梦”“一带一路”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然而，在理论上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2018年4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好这一挑战。”同时，习近平主席还特别强调，“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6]因此，如何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条融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于一体的治理之道，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和核心线索。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生活单元，核心是在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基础上逐渐形成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身份认同，此种人类命运认同与多样化的国家认同、社区认同、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等并不矛盾。因此，作为一种治理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核心的任务是发展和完善全球和地区的治理结构，打造一个涵盖了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等诸多行为体互动形成的治理体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人的社会性原理表明，人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的类的属性，表现为全球公民，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全球公民丢失了的邻里关系、社区关系、国家关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恢复起来，让备受全球市场和国家关系挤压的空间活动起来，探寻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魅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面对大自然的挑战面前，不是在统治逻辑和商业逻辑中展开的社会公共生活，而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展开的以关爱、互助、包容、共赢为基础的交往和治理秩序。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全球公民社会互动的网络、资源、平台和机会空间的总和，它的基本逻辑是自治和治理，是国家的权威原则、市场的效率原则和公民社会的公正原则互动过程的产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事务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不可能平坦，最重要的困难在于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念以及近代以来欧美主导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近代以来欧美主导世界的格局决定了“欧美方案”在当今世界还颇有市场。
近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在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下，走了一条片面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在工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但驱动经济全球化浪潮背后的西方理念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其弊端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日益明显。无论是近代以来英国主导的奉行丛林法则、殖民主义、胜者为王等原则的全球殖民贸易时代，还是二战后以来美国主导的奉行零和游戏、利己主义、赢者通吃等原则的全球自由贸易时代，都共享着一套西方文明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比如强调“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追求优胜劣汰、胜者全拿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以及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使者”和“文明的光亮”而把其他文明看作是“黑暗的远方”的傲慢与偏见。所有这些理念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无不奉行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是制造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更是造成世界经济不平衡和全球贫富分化、医疗健康鸿沟、数据差距鸿沟等问题的深层原因。
由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道路存在种种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对驱动全球化的理念进行创新。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从中国在各种场合表述的主张来看，这一倡议着力打破二元思维，确立包容思维；打破优胜劣汰、胜者全拿的霸道哲学，确立合作共赢、开放普惠的王道哲学；打破利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确立利他主义的共商、共建、共享。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谋求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中国方案”，更是推动全球治理秩序向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新全球化理念，必将开辟一个全球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跨国层面的发展计划，它是全球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富裕的全球发展和治理改革的“试验田”，其基本逻辑是同舟共济，风险共担，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找到促进全球和区域共同发展的最为合理的制度表达形式。
与“欧美方案”不同的是，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中国方案”之所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与中华文化的“政道”和“治道”思维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古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无论是家国，还是天下，都最终取决于人民的民心。欧美国家在谈及政治秩序的时候，更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更看重不同阶级、不同族群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政体”形式，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的思想家们对政治形式的设计苛刻到了极点，拘泥于身份问题、权力安排和分权制衡，充满了对权力与权利平衡的紧张和焦虑。
但是，在中国人的理念体系中，整个世界是一个家国、天下与天命紧密连接的整体，家国情怀、天下观念和天命信仰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家庭、国家、世界三位一体，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传统和优势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推己及人、兼济天下情怀的合理延伸，人类命运共同体搞得好不好，全球治理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显然，中华文明关注的焦点不是不同身份之间的“权力分配”形式，而是对各种形式的安排保持了一种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努力吸取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更关注政治秩序的结果，不大在乎政治秩序的形式。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西方人关注霸权，中国人重视王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谋求天下长治久安、共同繁荣的美好前景。在具体方式方法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强调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总之，作为一项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其建设路径上必须首先要突破“欧美方案”的叆叇云霭，将中华文明将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推动不同文明在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中释放新的发展活力，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一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第二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责任编辑：甘冲）
[1]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2]WarnerM.Onglobaliza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siaPacificBusinessReview,2017,23(3)，pp.309-316.
[3]郭海龙,汪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价值和实现》，载《邓小平研究》2016第3期，第40-46页。
[4]徐栩：《中联部副部长于洪君率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代表团访问波兰并出席第22届克雷尼察经济论坛》，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10期，第58页。
[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http://www.xinhuanet/world/2017-02/12/c_129476297.htm.
[6]《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http://www.xinhuanet/politics/2018-04/08/c_1122651110.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