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但是命运的运转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们面前。人们说我有名气了就离婚，忘恩负义。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生活?”
“离婚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这次从湖北省钟祥市横店村来到北京，为自己的新书——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做宣传，余秀华再度面对这类话题，露出了不愿再做过多说明的神情。
在全国人民的见证下，恢复了单身的余秀华，看似过上了一种喜欢的生活方式——“宁静的没有争吵没有猜忌的日子：一个人的日子”。但来自生活盘根错节的考验并没有从此偃旗息鼓。
离婚后的这两年多时间里，余秀华的生活发生了诸多变故。母亲罹患癌症去世，她则和父亲、儿子离开了住了几十年的老宅，搬进了楼房，眼见着“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简单而质朴的文明正在失去，而且不可扭转”。
同时，关于她的争议依然不断。今年年初，“朦胧诗”鼻祖、诗人食指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指责余秀华“不关心人类命运、祖国未来、农民痛苦”，再次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个曾经因为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歌而走红的诗人，似乎自被人们认识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她的“热搜”体质。
在余秀华还是以素人身份写诗的时候，为了制造某种反差感，很多人习惯在她“诗人”的称呼前，再加个前缀，诸如“脑瘫”，诸如“农妇”。而现在无论是媒体还是各方，已无需这么麻烦，因为“余秀华”本身已是一个有关注度的名字。
在诗情与现实、欲望和清明、万众瞩目和众声喧哗之下，余秀华在着力寻找一种恰如其分的自处方式。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在新书里，余秀华写道：“又一个夜晚，万物沉默的时候，回想起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谁的决心已经搁置了起来”，“我恨我这么快就丧失了这样的决心”。
她咧着嘴笑着对本刊记者说：“过去我是为了对抗那段婚姻，偶尔去对抗他一下，我觉得这种小小的背叛太痛快了。婚姻解决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不用想着去搞那些事了。”
2015年12月，余秀华以15万元人民币和新农村里的一栋房子为代价，和结婚二十年的丈夫尹世平离婚。关于她的离婚一直争议不断。
但余秀华自己想得很清楚，丝毫不为外界所动。“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但是命运的运转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们面前。人们说我有名气了就离婚，忘恩负义。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生活?”
因为身体残疾，余秀华19岁就被父母安排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外地男人尹世平，尹世平常年在外打工，夫妻二人没有共同语言。“经济是其次，这个可以互补，但是精神的就没办法互补：两个人都在农田里干活，一个人说野花很漂亮，一个人说他自作多情，这就不好办。”
离婚让她如释重负：“对某些男人，（离婚）也许就是甩掉一件旧衣裳。对一个女人，她就是甩掉一个制度，呼吸的空气和从前也是不一样的。”
她的诗歌常常有浓烈的感情，她也常常在网络上向人表白。“我有时候想为什么自己想要爱情呢？就是因为自己够不到它。比如你头上有个苹果挂在那里。就差那么一点，你抓不到他，你始终不甘心，想我下次再跳高一点，这就是一种得不到的诱惑。”
不过，尽管文字大胆，但余秀华却说自己面对感情，是一个“十分没有本事的人”，“人多的时候撩一下，人少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在《无端欢喜》的最后一章“你可知道我多爱你”中，收录了余秀华写给几位男性朋友的“情书”。“我记录的都是一种朦朦胧胧的好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对哪个男的直接说，谁谁谁，我好喜欢你。我们明天去哪里怎么样。那个后果会非常严重。”
她永远乐于记录爱情刚萌芽的阶段，暧昧之后，戛然而止。“比如我今天见到这个男人，和他这个人相处不错的话，好感很容易就产生了。我的这些诗歌很多描绘的都是爱情刚刚产生的时刻，等后续好感消失了，我就没写了。”
前几年，余秀华对自己的一位诗人朋友产生了一些好感，她的一位男闺蜜却告诉她“这个人不行，人品不行”。“我并不知道这个人真的是人品不行，还是假的不行，就想着那就算了吧。消失得是不是好容易？消失得和产生得一样快，禁不起一个稍微的推敲。”
余秀华说自己现在对待这种“快消式”爱情的做法是坦然地让它产生，再坦然地让它消失，在这个过程里，尽量不发生两个人的亲密接触。好像她写的那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样，诗歌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但至今，作家和当事人还没见过面。
“你只想不做，写不出来真的好诗歌。”她这种做法被身边的朋友诟病，“我不想做，做了也不写出来。”余秀华斗气又狡黠地反击道。
这或许是她的自我保护。在《我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爱你》一文里，余秀华写道：“我说我有一份深情，却把它分成了二十份，它们因为零碎，而让我躲避了孤注一掷的危险。”2015年1月25日，余秀华在横店村射在身上的箭，比草船借箭还多
因为脑瘫，余秀华说话语速很慢，一个字往往要在嘴里含一会儿，才缓慢吐出来，但这并没有让她养成“三思而后说”的习惯。在很多场合，她都要比那些舌尖口快的正常人，更加坦率、直接，毫无去为自己的表达寻找任何修饰的意识和世故。
杨晓燕回忆起第一次在北京首都机场见到她的情形。当时，和余秀华同行的还有几家媒体的视频团队，呼啦啦地十几个人，她被簇拥着，“很神气，很精神”，虽然余秀华的脚不太好，但是走得很自信，“我也奇怪，这种底气与生俱来，包括面对媒体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与她差远了”。杨晓燕是新经典·新星出版社的主编，二人自余秀华第一本诗集，合作至今。
或许是因为余秀华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出门参加活动，她带了几条裙子，但是难堪的是，她坐在那里，怎么样也无法把双腿合拢。疾病让她无法优雅，不过她也能坦然接受，“幸好优雅不是一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它不过是一个女人绸缎似的哀愁里的一根丝线”。
和余秀华合作三年多，杨晓燕觉得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是这些年她面对了更多的媒体，世界更充分地向她打探。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善意的，当然，她也曾受到过一些伤害。我本以为她会慢慢学会一点点自我保护的能力，或者改变下自己直率的性格，但好像也没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出远门，父亲余文海发短信交代余秀华，让她说话注意些分寸，不要喝白酒，“多次醉，会无脸见人的”，她回复说“爸爸，你放心。我的脸很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份真实和坦荡，既让她受到了一些读者的喜爱，但又会经常让她受到一些争议，坐在家里“比诸葛亮的草船收的箭还多”。
为余秀华拍过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导演范俭认为她是一个“性格十分外化，喜怒形于色，不会做‘表面文章’，甚至生活中有些口无遮拦的人”。之前，她去参加一场自己的诗歌研讨会，现场有人称她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她当场反驳说:“狄金森是独一无二的，我余秀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采访中，她谈到自己的书名的灵感来源，不小心瞥到了出版社书柜上躺着一本周国平的《灵魂只能独行》，毫无避讳地指着说：“这个名字就不太好啊。你把灵魂拿掉，牛逼多了。整天就搞灵魂这些东西，下次见周国平，我就要问他灵魂是什么？”
一个农民的“乡愁”
1月13日，食指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公开指责余秀华说：“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诗人廖伟棠却不这么觉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认为余秀华的诗歌里显然是有农村的痛苦的：“她的《我养的狗，叫小巫》写的不只是农村的痛苦，不只是农村女性的痛苦，不只是时代造就的痛苦，也不只是生活的痛苦，只不过有的读者只看见其中的‘屁股’‘叫床’。”
面对食指的责难，余秀华自己连发了多条微博回击：“食指先生说我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农民，眼睁睁看着乡村文明的流逝啊。”
在新书里，余秀华也写起了自己的乡愁。她说，自己的乡愁与别人不同。她不是站在远方看故乡，而是身在其中，直愣愣地站在这片土地上，明明看到一些东西在塌陷，你想拉一把，却什么都拉不住。
2016年，余秀华和父亲、儿子离开了老屋，一起搬进了“新农村”建设的二层洋楼里。麦地被征了，荷塘被填平了。以往推开门就是池塘、清风，小麻雀、喜鹊压满屋檐的景象，如今被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房舍和清洁的水泥路所代替，散居的三百多户人家被集中在了一处，彼此间不再“鸡犬相闻”，随之多了份“不扰民”的现代文明自觉。
余秀华在新书《无端欢喜》发布会现场横店村“新农村”建设的选址就在余秀华家附近，因此她家里的二十多亩地被全部征用。在土地上劳作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一下子无事可做了，面对突然的闲适，他六神无主，过不久，便主动加入美化环境、清理乡村垃圾的队伍当中。
在当地的规划当中，本来还预备把余秀华之前的住所打造成一个“名人旧居”的文化品牌，整个大队的老宅全部平掉，唯独留下她家的不拆。之前父亲还打趣“到武汉有个黄鹤楼，到北京有个天坛公园，到横店就是余秀华的家”。不过，目前看来，每家每户都可以把自己的老宅子留下来，只要“多交两万块钱”。
“新农村”的建设改善了余秀华以及整个横店村村民的生活环境，“装修好了的房子和城里并无二致，甚至比有的城里的房子还要好”，自来水、暖气、绿化、社区建设一应俱全，一种更加文明且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同化着农村人。
不过，余秀华也明显觉察到一些传统和习俗在悄无声息地消失。甚至过年时，因为心疼崭新的墙壁，余父干脆省去了贴春联这一传统。吃年夜饭时，也没有像从前那样郑重其事地点香、烧蜡烛祭祖。“一个年就这样草率地过去了，过得很轻松，也很寡淡。”
一个还未离开家乡的人，也开始有了乡愁。麦子、稗子都被推土机埋在了地下，脚下的土地被水泥严严地封死，大地上的事物被毁灭在大地上。傍晚的时候，余秀华和小狗小花坐在屋外，因一排排的二层洋楼遮住了视线，再也看不到夕阳落下去的全过程，“当身边陪伴了几十年的草木消逝不见，这恐慌就等于一个亲人离开带来的恐慌”。
但另一方面，余秀华对自己的愁绪“又如此地不敢确定”。她在新书中写道：“如果我的乡亲们知道在这个明媚的上午，我在新房子的客厅里写什么价值不价值的事情，他们一定觉得我的脑子出了问题。”
这种态度在杨晓燕看来恰是余秀华的可贵之处：“这几年城乡的大变化，整个农村的巨变，反映在横店，是一个缩影。她借助一个作家的眼光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又没有简单粗暴地说它好或者是不好。而是很迟疑地说这真的好吗？这又真的不好吗？这是能引发我们思索的。”
余秀华这次在散文上呈现的才能超乎了出版社对她的预判。杨晓燕说：“心里有想法才能写好散文，余秀华是很有思想的。如果你不了解她，只是道听途说的话，建议都看一看她的散文，然后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