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的几个午间和傍晚，我要在上课的间隙跑到位于校园正中央的那家日韩料理店，盘起头发，一头扎进热气扑面的后厨，再端着好几摞沙拉和味噌汤钻出来。
这家料理店的老板娘姓金，是个韩国人。韩国阿姨很好辨认，她们化浓妆，穿碎花裙，烫一头小卷，嗓音又尖又细，穿着细高跟也能在店里一路小跑。
热菜的主厨叫Chino，是一位高大的墨西哥人，总是边做菜边挂着耳机听巨响的拉丁流行乐。他说自己23岁。但后来我发现，他既不是23岁，也不叫Chino。
他花了6000美金越过边境，来到美国，变成了Chino——这里的墨西哥人，会用Jose、Antonio、Fernando等西班牙常用男名称呼自己，但这其实不是他们的真名。至于是怎么从南边的墨西哥到达接近加拿大的美国北部州，他就不太解释得清楚了。
Chino不会说韩语，金老板娘也不会西班牙语，两人只能在能力稍有重叠的英语领域，磕磕巴巴地尝试交流，竟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交流体系。每次看他们在后厨动作夸张地挥舞手臂，就觉得十分有趣。
我所在的美国北部，遍布着这样的餐馆。即便开车到偏远的小镇，也往往能看到一两家亚洲菜。
但就像美式中餐里来源不明的“常驻嘉宾”左宗棠鸡和蒙古牛肉一样，这里的菜单上充斥着让真正的日本人摸不着头脑的各种美式寿司卷：彩虹卷、蜘蛛卷、好莱坞卷……上面洒满各类浓稠的酱汁，迎合美国人的重口胃。
厨房的入口处，无一例外地挂着两条日式的染布门帘。
直到我开始在这里打工，才了解到门帘背后的情况。“后厨全都是墨西哥人！”静发来短信。她就是拉我“入伙”的那个人，从她在这家餐馆打工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不断和我絮叨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厨子。
静是华裔日本人。换到以前，走进日料店，发现做寿司的竟然是个拉美面孔，她一定会仰天大笑一番。但现在她已经习惯了，因为定睛往门帘后看，会发现亚洲餐馆的后厨十有八九都是墨西哥人。
逻辑不难想通，这些墨西哥人多是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无法找到正规的工作。而来自亚洲的“精明”老板们也想要雇用便宜的人手，绕过纳税的复杂程序，这种一方交钱一方卖力的合作方式，对彼此都颇为合适。我也同样，工资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日结。
这些墨西哥人做起亚洲菜来已经得心应手，寿司切得也出人意料地整齐漂亮。但是金老板娘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一找到机会，就把原来的墨西哥寿司师傅换掉了。因为寿司师傅需要出现在食客的面前，“亚洲面孔看起来更正宗”，她这么解释。但新的寿司师傅也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位韩国大爷。
“Quepaso?（你怎么了）”Chino每次都这样打招呼。好在，他还没有被老板娘换掉。
“Muybien.（很好）”我憋出自己极为有限的西语词汇回应，几位墨西哥大哥乐呵呵地笑起来。
稍微混熟了一些，在短句和肢体语言的协助下，我发现整个小镇，甚至整个相邻城区的墨西哥厨子们都互相认识。日韩餐馆的菜单都大同小异，他们掌握的技能到哪里都吃得开。偶尔餐馆忙不过来，金老板娘还会从其他料理店调用几个来帮忙。
金老板娘精打细算，节省每一度电，每一分钱。这些墨西哥人则随心所欲一些，下了班就去喝酒，曾经还有一位因为酗酒被老板娘开除。
闲聊时，Chino总说自己要回去，想家了。有次，他似乎胸有成竹，说自己三个月之后就要回墨西哥了。
“回去会做什么？”我问。
“去医学院。”
他说起话来真假参半，让人分不清是不是在开玩笑。但三个月拖成了半年，半年又耗成了一年，他还在热气扑面的后厨颠着勺。
在我认识的这些墨西哥人里，很少有人真正回去。有次我在校园另一头的一家日料店吃饭，看着这家店厨房的门帘一起一合，竟瞄到个熟悉的面孔。留着小胡子，总是笑嘻嘻的Josh端着塑料桶晃出来收拾桌子，几周前他刚刚离开我所在的餐馆。
我惊喜地和他打招呼，他抬头看到我，也笑嘻嘻地回应。另一位韩国老板娘细高跟“踏踏踏”的声音从背后响起，他又被催促着钻进了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