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迟
2021年，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之际，其长孙周令飞意外走红了。但“鲁迅孙子”在今天格外受追捧，倒不是因为鲁迅。
视频里，周令飞用一种诙谐而哭笑不得的语气，讲述自己作为鲁迅孙子“躲不开鲁迅的一生”。
20世纪50年代，周令飞念小学时，总被唤作“鲁迅孙子、鲁迅孙子”。每到学鲁迅的文章时，同学们总要抱怨：“又要背你爷爷的文章。”新兵连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卫生所，因为鲁迅弃医从文，战友们调侃他：“你要完成祖父未完成的事业。”还要他写通报，因为鲁迅是文学家，他的孙子应该擅长写作文才对。写不下去，别人拿烟给他抽，他说不会抽烟，大家会说：“怎么可能？鲁迅抽烟……”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今68岁的周令飞把这些贯穿他前半生的经历，用既略带自嘲又无比坦然的语气讲出来，令人捧腹。
人们惊喜地发现，这位自称不会作文的“鲁迅孙子”，其实叙述能力不失水准，他的表达很像脱口秀。主张鲜活、生动，理解门槛并不高，但内核仍然是严肃、真诚的，是一种新时代的文学表达。
不过，笑谈一时，“鲁迅孙子”的头衔却要伴随周令飞一世。“鲁迅”既是光环，也是阴影，让孙辈周令飞从出生始就承载着一份荣誉和期待。
而在中文语境里，“孙子”这个称谓又很微妙，似乎总是在人之后，总是离不开血缘，大文豪、精神先驱的身份基因甩不脱、赖不掉，诚如他无奈的慨叹：“年轻时感觉被无数双眼睛盯着，所以一心想要‘逃离。”
转念一想，鲁迅有4个孙辈，为何唯独长孙周令飞，近年来以“鲁迅孙子”的身份受到诸多关注？
“大概是因为他也有一字胡吧！”与一位研读鲁迅多年的朋友商讨时，对方似是而非地做出此解，但依然带着茫然与疑虑。1
今人被周令飞吸引其实是自然而然、意料之中的事。别的不说，当一字胡、方脸和下瘪的嘴角出现在视频里，简直仿佛教材里的鲁迅活过来了，叫人忍不住感慨基因強大。
不过，这爷孙俩其实存在着诸多不同。
鲁迅之妻许广平身高1.7米，独子周海婴个头也高，遗传到周令飞这儿，整整比鲁迅高出20厘米。周令飞也常以此为理由，半开玩笑地回应那些“是否有导演邀请你去演鲁迅”的关切。
历史上的鲁迅，除了冷峻犀利的文风，个人生活更被无数研究者剖离出冷淡、倦怠与惰性的一面。在他身上，热情与冷眼旁观并行，悲哀与寂寞并存。
而周令飞更像一个“叛逆的子孙”。在还未到参军年龄的16岁就请缨参军，不被接纳，便通过软磨硬泡去表现;30岁那年，与女孩私奔去台湾;直到21世纪年过不惑之后，才回来安心当起鲁迅文化宣传人。
因为祖父的“阴影”，周令飞活得并不轻松。20世纪60年代，学校要求背鲁迅的文章，要学习鲁迅怎么战斗、怎么投匕首。
他感到很不舒服，“我不喜欢当‘孙子，我就不去学校了，躲在家里看书”。
后来自费去日本留学，鲁迅在日本实在太出名，于是，周令飞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大家闲聊的话题”。
世人总是想在周令飞那张酷似鲁迅的脸上寻找某种印证、惊喜，或者仅仅是噱头，而一旦发现现实与想象有些许相悖，就仿佛遭遇了某种背叛和欺骗。
周令飞之父，鲁迅唯一的孩子周海婴，也一度被置于如此哭笑不得的境遇之中。
大学时的周海婴因对桥牌感兴趣，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严肃约谈。不喜写作、会跳交谊舞的周海婴招来质疑：鲁迅的儿子怎么可以打牌跳舞，不好好读书？周令飞参观国家图书馆馆藏鲁迅手稿专题展示
“别人把我放在一个框框里，觉得周海婴就应该在某一个框框中生活。在别人眼中，学生应该念书，别人打桥牌我看看，好像就会影响我的学业。想学交际舞也不行，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不会跳舞，这都是我的‘禁区。”
鲁迅49岁那年才有了周海婴。老来得子，鲁迅对周海婴的寄望，是他能过自洽、幸福的人生。
而周海婴对父亲的记忆虽然仅停留于7岁，但其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里所谓的“七十年”，是指他从出生到写成此书的70年。
整整70年，周海婴作为“鲁迅儿子”活着，用一生去追寻父亲的身影。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孙夏目房之介曾与周令飞互诉苦衷：即便从未见过祖父夏目漱石，房之介的前半辈子也一直生活在某种恐惧当中。“每天就是被人家说，你应该会写作，你不会写作，就是数典忘祖。”
但夏目房之介学的是漫画，从事的是漫画评论工作，他曾在《漱石的孙子》一书里抒发苦闷：“我无法选择地成了夏目漱石的后代，直到20岁，我都对此感到非常无奈，好像我一出生就背负了一笔巨额债务，总是有人在我面前和背后指指点点。”
可类似的苦恼很难被世人理解，用今天的话来说，甚至容易被质疑为“凡尔赛”，这也让“孙子”们只能独自消愁。2
讲究门第、家学的中国人尤其愿意把子孙与父辈紧紧相连，谚语“虎父无犬子”“老子英雄儿好汉”等，无不昭示着文化惯性里对名人与伟人后代的精神、身份想象。
不过，在这条想象的“文化传承”路径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环境与时代。
环境、时代、个人经历的诸多不同，造就了祖先与后辈的不同人生轨迹。
虽然周海婴在回忆录里承认，长子周令飞在性格上与鲁迅有着颇多“隔代遗传”的相似之处，“自主性很强”“凡事只要認准了要干，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周令飞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去世17年了，沧海桑田，个体的家族记忆如何能掩盖时代洪荒？
因此，周令飞对祖父的了解和认知，也和其他人一样多半是听来、读来的。不过，因为多了一份家族内部的视角，对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非文化符号的鲁迅，他多了一份直观感知。
周令飞的名字“令飞”，倒的确是许广平、周海婴母子俩商量后为了纪念鲁迅而采用的鲁迅诸多笔名中的一个。
但这是出于中国人重视家族、血缘，纪念父辈的一种情感惯性，与思想精神、文学价值之类的东西关系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自己儿孙的期待，在其遗书里已交代明白：“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如果说，作文、作诗、作画都算一种技能，可以耳濡目染，也可以代代相传，那文学和艺术，则像一种带有灵性的、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复杂产物。它不可投机，不可强求，正如叶圣陶之子叶兆言曾提到写作与家庭没什么关系：“这不像中医，有独门秘方可以代代相传。”
从前有人问周令飞：鲁迅的“两棵枣树”，分别有什么含义？周令飞一时答不上来，只觉得“是文学上的一种技法”。
《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教材必选文，学生时代的周令飞也难以理解，他曾在采访里坦言，自己对祖父的认知甚至是“一片空白”。
鲁迅的文化遗产不是周家子孙单独享有的，而是百年来不断被解读、铸炼的国民性瑰宝，要透彻地消化这份瑰宝，不仅需要人生阅历和岁月的积淀，还得有一种跨时代的悟性。祖辈的精神财富，不足以供子孙后代消耗与消解。
好在，鲁迅其他几个孙子似乎也走出了各自的路。次孙周亦斐，从小喜欢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名企业家;三孙周令一，曾在日本广播学会北京办事机构担任摄像记者;孙女周宁远嫁日本;还有个侄孙去香港做了演员，名叫许绍雄。
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更别说像祖父那样“弃医从文”。表面看来，鲁迅那句嘱
咐“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倒是整体得到了彰显。3
相比10年前，今天的鲁迅似乎更多被置于一种属于年轻人的热闹中。
“热闹”和“狂欢”是不一样的，“热闹”还包含了一层可爱可敬的亲近。
以2021年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为例，鲁迅趴在地上嚼着辣椒写《狂人日记》的那一幕，令青年雀跃。但周令飞觉得有点夸张，他知道的情况是，祖父是个很讲究、有条理、爱整洁的人，买东西带的牛皮纸包装要一一打开、叠好，再把系在上面的绳索谨慎地缠起来，甚至在去世前几个小时，他都会专门从床上下来，走到桌子边，写下便签：“我病重了，赶快找医生来。”
这些真实而无奈的细节，在时间中逐渐被遗忘，一个人身上最具英雄主义的、对文化精神遗产最具启发巩固作用的特质却被保存下来，且加以放大。
其实，真实的鲁迅不是只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他也是温和、敦厚、慈祥的，“他的笑容比严肃多”。
进入21世纪，年过不惑的周令飞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在还原真实的鲁迅上。
他帮助父亲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与父亲合写文章《鲁迅是谁》，办展览，出版《鲁迅零距离》，逐渐认识了和蔼可亲、幽默风趣的祖父。那些从书本里得来的斗争性和刻薄，并非不存在，而是只存在于鲁迅的文字和特定人生阶段，但并未作为性格基因延续下来。
历史的结局往往是概括性的：鲁迅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为他揽聚了太多俗世荣光，笼罩在他的头上，将他神化，革命者、政治家、思想启蒙家、民族脊梁或精神战士等“鲁迅形象”不断浮现出来，真实的鲁迅反而越来越远了。
日本作家竹内好则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强调把鲁迅化为一种观念，便是把文学本身固定化了。唯有否定鲁迅的象征，才能从鲁迅自身中产生“无限的、崭新的自我”。
不过，当今天的年轻人闲谈鲁迅与柿霜糖和茴香豆的渊源，研究他的“两棵枣树”，笑着讨论“鲁迅孙子的胡子有多像鲁迅的”时，有人认为这是将伟人偶像化了。我倒觉得，这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以后，拥抱“真实的鲁迅”的一条生动的注脚。
诚如鲁迅自己在《三闲集》里说的那样，“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同样无聊，过誉与过贬都是对真相的消解。
（凉若摘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