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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沙伯泉和志生邮票行
沙伯泉（1906—1990），回族，北京人。北京牛街回族中有5个家族从事邮票行业，沙氏家族是其中之一，以沙伯泉为首，沙岳川、沙永华等也是邮票商人。
20世纪20年代末，当前门外劝业场遭受火灾之后，沙伯泉将他原本经营的“德瑞斋珠宝店”迁到了东安市场内的南花园中间，改名为“志生图章行”，制售图章。那时候，东安市场里已经有几家邮票社在营业，主要顾客是距此不远的协和医院里的那些集邮人士，中国的、外国的都有，买卖做得还很红火。沙伯泉上小学时就喜欢收集邮票，这时候在东安市场见到这么多邮票，而且还看到买卖邮票竟然可以赚钱，就动了心思要改行做邮票生意。大约在30年代初，沙伯泉将“志生图章行”进一步更名为“志生图章邮票行”，名称中增加了“邮票”两个字，正式加入邮商的行列，主要经营中国邮票。他的广告刊于1937年1月在郑州出版的《甲戌邮刊》第4卷第1期。
为了做好邮票生意，沙伯泉很注意学习集邮知识，先后申请加入中华邮票会（第366号会员）、新光邮票会（第510号会员）和甲戌邮票会（第172号永久会员）等国内多个集邮团体，积极订阅集邮报刊，并在这些报刊上刊登自己的邮社广告，加强在业内的宣传，扩大自己在集邮界的知名度。在京城的邮商群体中，同时加入三大邮票会的人，屈指可数。沙伯泉经营邮票的方针是“信誉为主，薄利多销”，争取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贱”，以此赢得顾客的信任（见沙伯泉的《邮苑漫忆》一文）。
沙伯泉的邮票进货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上海的著名邮商陈复祥、严西峤、钟韵玉、朱世杰等为他提供邮票的货源；二是他在门市经营邮票时有人送来的邮票，或者到愿意出售邮票的人家里去收购邮票。在门市收进的大宗邮票里，有不少珍品，如蒙古首次“白5分”邮票，一次就收进500枚，蒙古首次1分至1元全套邮票有6套。大约1934年，沙伯泉还一次收到50多套首次加盖“限新省贴用”歪头半分至1元新票。北京大学教授、著名集邮家刘半农逝世后，沙伯泉从他遗孀手中收购到500多套“西北科学考察团”邮票，这些邮票都经他之手陆续转售出去，卖到全国各地。当时住在北平西城的集邮家石先生，曾任广州海关高级职员，沙伯泉与他较为熟悉，多次为他配过蒙古邮票，后来，石先生去世后，他的遗孀有意出售石先生的遗集，经过沙伯泉的介绍，最终以800元的价钱卖给了英国路透社驻京记者易恩培。在这部遗集中，就有著名的北京老版帆船图的贰圆宫门中心倒印等名贵邮票。1934年，沙伯泉听到一位姓胡的邮局职员说，北京邮政管理局二楼计核科出售早已停售的北京二版航空和“限新省贴用”加盖邮票，沙伯泉闻讯后立即前往，一次就购买了一批。1937年，沙伯泉进一步将“志生图章邮票行”改名为“志生邮票行”，将图章去掉，彻底成为邮票专营商。广告刊于1946年5月1日北平出版的《北平邮刊》第9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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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沙伯泉还买过清代光绪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后人）收藏的，由上海中华邮票会周今觉主编的著名邮刊《邮乘》，一共买了6个整套和若干散本。当时，那桐去世后，他家后人的管家不懂邮刊的行情，每本《邮乘》只卖一角钱，较当时邮刊的市价低了很多。后来，沙伯泉转手高价出让给那些资深集邮人士，最后一套《邮乘》售与了北京著名集邮家周贻白教授。北京邮学家刘肇宁手里曾经也珍藏过一套《邮乘》，就是沙伯泉出售过的6套中的一套。
沙伯泉自任志生邮票行经理，职员有沙永泰、沙永华及沙岳川，广告刊登在1943年8月出版的《万邮简报》第4-5期合刊。从广告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营业重点就是华北六省加盖邮票。沙伯泉除了继续在东安市场南花园设立门市部外，还设了一个函购部，地址是王府井大街梯子胡同10号，广告刊登在1946年3月1日北平出版的《北平邮刊》第7期。1944年元旦，沙伯泉还在当时出版的《邮话》杂志上刊登新年祝福广告，见《邮话》1944年1月1日出版的第25期。1940年，沙伯泉加入日本东京切手协会，从该会购进大批邮票，其中有未正式发行的华北六省加盖邮票。1943年，沙伯泉又购进日军占领南洋群岛、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时使用的加盖邮票。沙伯泉与他的二弟沙岳川合编过《华北六省加盖邮票》的小册子。1947年1月，沙伯泉还出版了《沦陷华北六省加字目录》。
1944年，志生邮票行曾接待过两位农民打扮的顾客，他们请求沙伯泉帮助出售晋冀鲁豫边区发行的各类邮票。从此，志生邮票行开始出售解放区邮票，不过这对沙伯泉来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毕竟那个时候，北平还处于国统区。这两个人后来又来过数次，每次都是送些解放区的邮票过来，直到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1948年，沙伯泉又组织“沙氏服务社通讯拍卖会”，广告刊于1948年12月1日北平出版的《北平邮刊》第2卷第6期。这种通讯拍卖业务，一直持续到1952年才停办。
1948年6月，北平邮票会成立，沙伯泉任理事，兼广告股、拍卖股和服务组的负责人。沙伯泉极少写文章，估计是不善文笔，他只发表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北平邮刊》第2卷第3期上，名为《北平邮票会之展望》。1948年9月，在北平举办的邮展上，沙伯泉展出日伪政权时期全部邮票。
关于沙伯泉，吴鸿选是这样描述的，“该行票品货源丰富，有成套国邮新旧邮票、插册任选邮票、各种外国新邮和袋票等，有时还偶尔有一些珍罕票品，适合各种类型的集邮爱好者选购。在当时北平各邮商中，沙的高档票品较多，品相也好，别处买不到的，在他那里可以买到，但价格也稍高。由于他经营比较灵活，业务发展很快，成为当时声望较高的邮商”。
沙伯泉在《邮苑漫忆》中回忆自己的邮商生涯时说：“我一生卖过多少邮票，自己也记不清了。1933年至1949年这十几年内，经我出售的仅大龙、光复、共和票就有150多套。当时，我还集了一部有大龙、万寿、帆船、烈士像并包括新疆、滇省、吉黑加盖在内的邮集，这部邮集于1947年售给北京饭店酒吧柜经理（匈牙利人）奥理斯了。”
作为北京的知名邮商，沙伯泉与施秉章不同，沙伯泉一直在东安市场持续经营邮票30多年，经营风格是稳扎稳打，低来低走，高来高走，积累的商誉深厚，联系的顾客众多。他结识了住在北京和经常来京的几乎所有资深集邮家，如陆志韦、夏衍、周贻白、袁寒云、林崧、柳亚子、崔显堂、水泗宏、美国人胡德本、英国人尼尔森、美籍华人谢和平、美国人劳克斯、德国人伊大夫等。
其中，胡德本，美国人，中国话讲得十分流利，曾任保定区公理会牧师，抗战时期到过解放区，1940年左右来到北平，他带来的晋察冀边区发行的“全日徽”、“半日徽”和“抗战军人”等名贵邮票，一部分换给了沙伯泉。尼尔森，英国人，也会讲中国话，曾任广州海关高级职员，1935年他退休后到北平旅游，发现沙伯泉的集邮柜台有不少邮票珍品，遂主动联系购买。有一天，沙伯泉应邀去六国饭店看望尼尔森，并仔细欣赏了尼的邮集，里面珍品林立，包括小字当一元新票、大龙阔边四方连新票和“万寿”加盖短距24分新票等，令沙伯泉大开眼界。后来沙伯泉为了跟外国人交换邮票，还想办法搞到一些英镑，估计是从北平的黑市上换的，因为那个时候，跟外国人交换就必须使用美元或英镑，法币、金圆券人家根本不收，沙伯泉利用手里的英镑，从尼尔森手里买来8套民国初年发行的“光复”、“共和”纪念邮票。谢和平是一位美籍华人，时任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劳克斯是美国人，时任协和医院外科主任；还有一位伊大夫是德国人，也出任过协和医院的内科主任一职，这三位都是北平地区喜欢收集中国邮票的外籍人，与沙伯泉等东安市场的邮商都较为熟稔，因为协和医院距离东安市场，可谓近在咫尺。协和医院的大夫当中，集邮者众多，还有一位叫伍长庚的大夫，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也开始收集中国邮票，据沙伯泉了解，其“大龙”邮票和伪华北政权六省加盖邮票基本齐全。
据沙伯泉回忆，1949年以前，曾经在北平东安市场经营邮票的商铺有8家左右，分别是杨寿臣的瑞臣幛料店、白旭华的华记邮票社、沙琪的中原邮票社、季子荣的美丰邮票社、韦诚起的诚记邮票社、赵子泉的泉记邮票社、杨启明的东亚邮票社、沙伯泉的志生邮票行等。另外，还有5家邮社的经营地址散布在北平其他地方，如班子华的华通邮票社、李纪润的华北邮票社、施秉章的环球邮票社、张月臣的月臣邮票社、苏耀南的庚辰邮票社等。
赵人龙在《北京集邮回忆》一文中提及，“1956年北京市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邮商沙伯泉停业，以60元代价将全部邮学书刊卖给姜治方，据说有一板车之多”。其实不是停业，而是转业。沙伯泉的“志生邮票行”于1957年正式并入东安市场的工艺品第三门市部，简称“特艺公司”，内设一个集邮柜台，仍由他主持集邮业务，直到1963年，集邮专柜撤销。期间，大约是1960年前后，北京集邮家周贻白（1900—1977）曾在沙伯泉的这个集邮专柜买过“蓝军邮”“紫军邮”和“黄军邮”横双连各一件，价格是40元人民币。跟沙伯泉一起并入特艺公司的还有沙琪的中原邮票社、季子荣的美丰邮票社、赵子泉的泉记邮票社等经营规模较小的邮票社，同一时期，杨启明的东亚邮票社并入了国营的中国集邮公司。
1990年，沙伯泉在北京离世，享年85岁。
（责编：焦冰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