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孙明君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沈约被称为一代词宗,是齐梁文学中的领袖人物。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武进(今江苏丹阳)人。公元502年,萧衍建立萧梁王朝,在位四十八年,谥号武皇帝,庙号高祖。沈约与萧衍,同为萧齐时代“竟陵八友”中的文友,萧梁时代两人成为君臣关系。沈约与萧衍之间,在齐梁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令后人感慨的往事。
一
沈约年长萧衍二十三岁。沈约与萧衍最晚相识于齐永明五年(487),这一年竟陵王萧子良正位司徒,移居鸡笼山西邸,招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有名的“竟陵八友”。是年,沈约四十七岁,萧衍二十四岁。在萧衍步入仕途之前,沈约已经在官场上干得风生水起了。
沈约出身于南朝高门士族,其家族虽然不如北方南渡的王谢家族,但在南方士族中也是赫赫有名的武力强宗。《晋书·周处传》载:“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沈约的祖父沈林子是宋征虏将军,宋封为汉寿县伯。沈约之父沈璞,宋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太子刘劭弑其父宋文帝,宋明帝兴军讨伐。义军到达时,沈璞未能远迎,由此招来杀身之祸。十三岁的沈约潜逃异地,直到朝廷赦免。沈约起家奉朝请。蔡兴宗闻沈约之才而善之,在他担任郢州刺史和荆州刺史期间,引沈约为记室参军。蔡兴宗曾经评价沈记室可为“人伦师表”。齐建元年间,沈约任征虏记室,带襄阳令,他的顶头上司是萧赜之子萧长懋。建元四年(482)三月,齐高帝卒,萧赜即皇帝位,是为武帝。六月,武帝立萧长懋为太子,史称文惠太子。太子对沈约甚为赏识,《梁书·沈约传》曰:“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永明二年(484)正月,武帝次子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沈约来到了萧子良门下。后来沈约兼任过尚书左丞、御史中丞、车骑长史等职。
萧衍父萧顺之,字文纬,齐御史萧道赐之子,齐高帝萧道成族弟。萧顺之曾任齐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等,死后赠镇北将军,谥号曰懿。萧衍建立梁朝后,追尊为太祖文皇帝。萧衍生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梁书》本纪云:“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巴陵王即皇子萧子伦,永明二年(484)七月萧子伦被封为巴陵王。永明五年(487),萧衍名列“竟陵八友”。后任南郡王府文学。《南史·范云传》云:“子良筑西郊,游戏而已。而梁武帝时为南郡王文学,与云俱为子良所礼。”或以为南郡王当指萧昭业。
萧衍和沈约相识之后,沈约虽然名气较大,但萧衍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梁书·沈约传》曰:“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梁书·武帝本纪》云:“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沈约传》曰:“高祖在西邸,与约游旧。”同书又载:“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可见萧衍对沈约的政治能力并不看好。萧衍对沈约的看法不是孤立的,《南史·刘系宗传》载齐武帝之言:“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此语一说为齐明帝所言。不管是谁所说,足以说明很多人都把沈约看成是不能经国的纯粹书生。
在仕途上,沈约和萧衍各走各的路子。相较之下,萧衍很早就显示出突出的政治才能。在齐武帝去世前后,朝廷形成了两种政治势力,一是竟陵王萧子良势力,一是郁林王势力。竟陵王集团中有王融和萧衍、范云等文士;郁林王集团中则有西昌侯萧鸾等人。《南史·梁本纪》载,永明十一年,“及齐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王融、刘绘、王思远、顾暠之、范云等为帐内军主。融欲因帝晏驾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负图,视其败也。’范云曰:‘忧国家者,惟有王中书。’帝曰:‘忧国欲为周、召?欲为竖、刁邪?’”在关键时刻,萧衍果断退出了竟陵王集团,暗中投靠了西昌侯萧鸾集团。萧鸾先是拥戴郁林王兄弟为帝,很快就攫取了皇帝宝座。
在惊心动魄的皇权争夺战中,相对于运筹帷幄之中的萧衍,沈约似乎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摆布。萧鸾集团得势之后,沈约因为以前与萧子良关系亲近而被贬为东阳太守。《梁书·沈约传》曰:“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公元494年,先后有三个皇帝登基,因而有三个年号:隆昌元年、延兴元年、建武元年。年号虽然不同,大权则一直掌握在萧鸾手中,沈约对此看得明白,他政治立场的转变也不算慢,是年冬十月,齐明帝萧鸾即位时,沈约即作《贺齐明帝登祚启》。由于他的倾心投靠,很快就进号为辅国将军,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终于,他与萧衍殊途同归,一起成为明帝朝的重要大臣。明帝卒后,沈约作《为齐明帝遗诏》,迁左卫将军,寻加通直散骑常侍。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沈约六十岁,以母老表求解职,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
在文学创作上,两个人也走了不同的艺术道路。永明年间,沈约和王融、谢朓等人大力提倡四声八病的永明体。对所谓的四声八病之说,萧衍不感兴趣。《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的代表作家主要是沈约、谢朓、王融等人。沈括《梦溪笔谈》中说:“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梁书·沈约传》也称:“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在萧齐时代,萧衍不仅对于沈约的政治才能不放在眼里,对沈约提倡的声律说也不太留心。对于什么是四声,他向来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在他贵为天子之后,臣下用“天子圣哲”去恭维他,也没有激发出他的兴趣。
在竟陵八友中的王融、谢朓去世后,沈约分别作有《伤王融》《伤谢朓》。沈约与王、谢两人,都属于高门士族,在文学上也有相同的理念。王融和谢朓的早逝,让沈约在新文学的道路上失去了羽翼。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两位朋友前后被杀,沈约不畏人言,作诗悼念朋友,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量。这与谢朓死后,取消儿女亲事的萧衍形成了鲜明对照。
二
在齐梁之际,政坛纷乱,其中最有政治智慧的人物当推萧衍。永明十年(492),萧顺之卒后,萧衍隐居东郊之外。《南史·范云传》称:“永明末,梁武与兄懿卜居东郊之外,云亦筑室相依。”隆昌初,萧鸾篡立前后,与萧衍密谋废立之计。建武二年,萧衍作为冠军将军、军主,随江州刺史王广北上义阳。建武四年,魏帝南下攻雍州,齐明帝令萧衍赴援。建武五年三月,萧衍北上邓城,与魏军交战,全师而归。建武五年,东昏侯即位,萧遥光等擅权,萧衍与张弘策密谋叛齐。永元二年十一月,萧衍在襄阳正式起兵。
在萧衍建立萧梁政权的过程中,沈约功莫大焉。连萧衍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以前低估了沈约的政治能耐。《梁书·沈约传》曰:“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他日又进。……高祖命草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梁书·沈约传》载,萧衍对范云说:“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梁书·范云传》:“初,云与高祖遇于齐竟陵王子良邸,又尝接里闬,高祖深器之。及义兵至京邑,云时在城内。东昏既诛,侍中张稷使云衔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参帷幄,仍拜黄门侍郎,与沈约同心翊赞。”《梁书·沈约传》引述陈吏部尚书姚察评语说:“至于范云、沈约,参预缔构,赞成帝业;加云以机警明赡,济务益时,约高才博洽,名亚迁、董,俱属兴运,盖一代之英伟焉。”他把沈约和范云一同看做协助萧衍成就帝业的英伟之士。
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表现,梁台建后,沈约担任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齐中兴二年(502)四月,梁武帝萧衍受禅,改元天监。《梁书·沈约传》曰:“高祖受禅,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邑千户,常侍如故。又拜约母谢为建昌国太夫人。奉策之日,右仆射范云等二十馀人咸来致拜,朝野以为荣。俄迁尚书左仆射,常侍如故。寻兼领军,加侍中。”天监二年(503)十一月,沈约母亲去世,梁武帝亲出临吊,并以沈约年衰为由,遣中书舍人断客节哭。天监三年(504)正月,沈约任镇军将军、丹阳尹。《梁书·沈约传》曰:“服阕,迁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关尚书八条事,迁尚书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陈让,改授尚书左仆射、领中书令、前将军,置佐史,侍中如故。寻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天监九年,沈约转左光禄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给鼓吹一部。天监十一年(512)正月加左光禄大夫、行太子少傅沈约特进。后来加特进,光禄、侍中、少傅如故。作为一介书生,能达到“朝野以为荣”的显赫,已经难能可贵了。
在梁帝国的文艺舞台上,沈约扮演着重要角色。《南史·刘峻传》:“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萧衍的文集编成后,沈约为其写作了《武帝集序》。《序》云:“日角之主,出自诸生;锐顶之君,少明古学。……我皇诞纵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内发,疏通外典,爰始贵游,笃志经术。究淹中之雅旨,尽曲台之奥义,莫不因流极源,披条振藻。若前疑往滞,旧学罕通,而超然直诣,妙拔终古,善发谈端,精于持论。置垒难逾,摧锋莫拟;有同成诵,无假含毫。兴绝节于高唱,振清辞于兰畹。……上与日月争光,下与钟石比韵,事同观海,义等窥天,观之而不测,游之而不知者矣。”《序》中对萧衍的文学才华和文学成就进行极力吹捧。萧衍本来就是文士,对郊庙音乐非常重视。沈约遵照萧衍的旨意,为梁帝国重新写作了郊庙音乐。据《隋书·音乐志》:“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爰诏凡百,各陈所闻。帝又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齐永明六年《仪注》奏《隶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辞并沈约所制。今列其歌诗三十曲云。”当此之时,沈约是大梁帝国的御用文人和文坛领袖。
萧梁时代,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争论异常激烈,范缜《神灭论》在天监六年(507)问世之后,梁武帝与王公朝贵六十馀人著文围攻。沈约响应梁武帝的号召,先后作有《答释法云<难范缜神灭论>》《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文,对范缜进行驳难。
单看以上史实,沈约不仅是萧衍政权建立时的得力助手,即使在萧梁政权建立之后,也不遗馀力地为之效劳,并得到了梁武帝的器重与赏识。
三
在不明底细的人眼里,萧衍与沈约之间的君臣关系着实让人羡慕。其实,沈约内心知道萧衍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心腹。那些表面的风光,不能掩饰沈约内心深处的悲凉与失落。《梁书·沈约传》曰:“约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谈。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用事十馀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同书又载:“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立宅东田,瞩望郊阜。尝为《郊居赋》。”《梁书》本传曰:“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勉为言于高祖,请三司之仪,弗许,但加鼓吹而已。”《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二年》:“众谓沈约宜当枢管。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在大梁帝国的宫廷里,沈约是一个孤独寂寞的老臣。
关于萧衍为什么不重用沈约,有些人认为,因为萧衍出身于低级士族,而沈约出身于高级士族,萧衍与沈约的摩擦显示出此期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其实,在萧衍眼里,沈约的问题无关出身。沈约的缺点除了所谓的“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谈”之外,也有萧衍眼里的“轻易”问题。说沈约“轻易”并不是萧衍的污蔑。《梁书·沈约传》曰:“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萧衍虽然贵为皇帝了,在沈约眼里还是一个会护短的“此公”,他心中并没有仰视神坛上的皇帝。萧衍气量的狭小,也通过这件事暴露无遗。
在萧衍心中,“昧于荣利”和“轻易”并不是沈约的最大毛病,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沈约政治品格的了解。《梁书·沈约传》曰:“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如果说在这件事上沈约是为了争宠邀功,尚可以理解,那么,沈约后来的政治表现,也让萧衍对他有了更多的猜疑与防范。《南史·齐本纪》:“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邑而迁帝焉,以问范云,云俯首未对。沈约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梁武颔之。于是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引饮一升,伯禽就加摺焉。”并不是说萧衍是受到沈约的蛊惑才萌发杀掉齐和帝的心思。要除掉齐和帝本来就是萧衍的预谋,沈约的劝说坚定了萧衍的想法。而萧衍通过类似事件也看清了沈约性情中凶狠的一面。前面所谓的“轻易”只是萧衍的托词,萧衍也不想把话说得太透。虽然沈约以为自己对梁帝国已经做到了鞠躬尽瘁,但在梁武帝眼里,还是不放心把宰相大权交给沈约这种人。
沈约死前,与萧衍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天监十二年(513)沈约卒,时年七十三。《梁书·沈约传》曰:“诏赠本官,赙钱五万,布百匹,谥曰隐。……初,高祖有憾于张稷,及稷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尚书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复论。’帝以为婚家相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高祖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具以状闻。……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有司谥曰文,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云。”张稷死后,君臣间的对话惹恼了萧衍。雷霆之怒,让沈约惊吓而病。沈约病中反思齐和帝之死,深感内疚。他请道士奏赤章于天,是想寻找自我安慰,但这样的事让萧衍恼怒异常,因此在给沈约上谥号时犹耿耿于怀。“隐公”虽然不好听,毕竟还在公侯之列。比起那些脑袋搬家的大臣来说,沈约最后也算是得到善终了。
萧齐时代,沈约与萧衍一起列名于竟陵王门下,也曾经是齐明帝朝廷中的同侪;到萧梁政权建立后,萧衍和沈约变为君臣关系。两人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彼此之间既有过亲密的合作,也产生过一些隔阂和芥蒂。两人的摩擦越来越激烈,最终在彼此交恶中,沈约离开了人世。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