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葛剑雄
编者按：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大移民，历次移民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推动了迁入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葛剑雄、王子今、张齐明、黄雯兰等四位学者从不同角度，绍介了中国古代移民的类型和特点，以及自两汉开始北人南迁对“江东”“江南”各方面的影响。
以往三千多年的移民史涉及数十个政权和民族的数千万人口，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我将历史上的移民归纳为五种主要类型。
一、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
从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征发数十万人征服南越起，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地的移民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迁移都是零星、缓慢、无组织的。公元初的两汉之际曾经出现过一次人口南迁，但持续时间不长，而且多数人在北方恢复安定后又返回故乡，没有成为真正的移民。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大批北方人南下避难，以北方移民为统治集团的蜀国和吴国的建立使多数难民在南方定居。以后又出现了三次黄河流域的汉人南迁的高潮：从4世纪初的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到5世纪中叶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从唐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至唐末五代，从北宋靖康元年（1126）到南宋后期。这几次南迁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时间持续百年以上，移民总数都在百万以上。其中第三次南迁的馀波一直延续到元朝。即使在这几次高潮以外的近千年间，北方人口向南方的自发的、开发性的移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秦汉至元末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类，这绝非偶然。
地理环境方面，秦汉以前黄河流域气温较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生产。黄土高原或黄土冲积平原土壤疏松，原始植被不太茂密，较易清除，在金属工具不普及的条件下更容易开垦；而长江流域气温偏高，降水量太大，过于湿热，疾病流行，排除积水困难，土壤多为粘性，原始植被茂密，缺乏铁器就难以开垦。黄土高原比较平坦，在水土流失不严重时有大片的“原”和“川”（台地、高地或河谷平原），华北平原更是成片的大平原，交通便利；而长江流域地形复杂，山岭崎岖，平原面积小，河流湖泊多，交通条件差。
西汉末年，黄河流域自燕山山脉以南、太行山和中条山以东、豫西山区和淮河以北这一范围内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7.6人。这一地区的面积占西汉疆域的11.4%，而人口占60.6%。如果以淮河和秦岭为界，北方的人口占80%以上，南方还不足20%，许多地方还基本是无人区。西汉后期，在人口稠密的关中、关东，已出现不少人均土地很少的“狭乡”，无法使人人有地种，更不能养活新增加的人口；但在长江流域，到处是有地可垦的“宽乡”。这一有利条件吸引着北方无地少地的农民南迁，西汉和东汉期间，都有大批来自黄河流域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自发迁入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
在黄河流域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无法就地救济时，由于它的北方、西北和东北大多是游牧民族或非汉族的聚居区，自然条件也不理想，除非发生战乱，灾民一般不会迁去，所以灾民主要的流向还是南方的长江流域。灾民的南迁本来是临时性的，在灾害过后应该返回故乡。但南方自然条件的优越在东汉以后已经很明显，加上地多人少因而比较容易获得土地，一部分灾民就此在南方定居。
秦汉开始，黄河流域一直是政治中心所在，这一特殊地位引出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战争动乱特别多。异族入侵、内部叛乱、改朝换代都以夺取现政权的首都为最终目标，首都附近往往是战争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地区。战乱时百姓的逃避方向不一，但仍以南方为主。中原王朝在北方无法维持时，也以南迁为主要退路。政治中心南移不仅带走大批人口，而且大大提高了移民的素质。后果之二是黄河流域贵族、官僚、地主、豪强集中，土地兼并剧烈，赋税负担沉重。不仅贫苦农民生计不易，就是中小地主也常常有破产之虞。而南方赋税较轻，土地较易获得，还有很多官府暂时管不到所以不必纳税的地方。如元朝初年，北方赋役特别繁重，流民南迁者络绎不绝，以至官方不得不设立关卡查禁。
随着年平均气温的下降，黄河流域早期开发的优势已逐渐转化为劣势。在农业人口大量进入黄河中游开垦后，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沟壑发育，大片的原和川不复存在，也造成下游水患不断。黄河的决口改道不仅毁坏大量农田，还扰乱了水系，淤塞湖沼，抬高地下水位，加速了土地的盐碱化。
南方农业生产的不断进步，包括10世纪起双季稻引种的成功，为日益增加的人口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粮食。至元代，南北人口之比达到了中国人口史上的极点，南方的实际人口估计占总人口的80%以上。
14世纪后期的明朝初年，朱元璋组织了大规模的由南而北的移民，并鼓励百姓迁往人口稀少的地区，今江西、浙江、江苏和安徽的南部都有大量人口输出，江西成为最大的移民迁出地。由于南方的人口继续增长，再也无法容纳外来移民，本地人口也开始向山区和上游迁移，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人口南迁至此结束。
二、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
按其目的，这类移民又可分为五类。
政治性或控制性移民相传商放夏桀于南巢，商的遗民被迁至宋和洛邑，春秋战国时被灭诸侯的宗族被迁，秦始皇灭六国后迁其国君和宗族于内地，说明此类移民由来已久。
从秦始皇开始，将政治上潜在的敌对势力迁入首都一带。秦始皇迁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西汉迁关东豪强于首都长安及附近的陵县（因皇帝陵墓而设置的县级政区），百馀年间移民及其后裔达一百二十万，几乎占关中人口之半。此后的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凡是一个政权灭了另一政权，无不随之进行一次规模不等的移民，亡国君臣、都城百姓，甚至某一重要地区的主要人口，都被战胜国迁入其首都或指定的地区。
首都迁移时，为了加强和巩固新都的地位，也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如曹魏移民于洛阳一带，北魏孝文帝将平城（今山西大同）、代郡一带百馀万人迁往洛阳和河南，武则天移民于洛阳，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迁入数十万人口等。
随着中央集权体制和地方行政统治的加强，唐代以后，这类迁移的规模已大为缩小，一般只涉及少数人口。
掠夺性移民这类移民的目的，既是削弱对方，也是增强自己，并利用所掠人口充当士兵、奴隶、工匠或农业劳动力。在敌对政权间的战争中，当一方短期占领对方领土时，往往采用这一手段。北方游牧民族尚未以夺取中原为目标时，也经常在缘边地带掳掠人口，有时甚至深入内地。如匈奴对西汉、突厥对中原、契丹和辽对华北、蒙古和元对金、后金和清对明朝北方，都曾掠走数十万至百万以上的人口。分裂时期，各国间掠夺性的移民特别频繁，如十六国、南北朝期间。
惩罚性移民相传尧曾将“四凶”流放到边远地区。战国后期，秦国已实行将罪犯迁往蜀地的法律，并规定其中部分人终身不得返回。秦汉以后，有期或无期的流放已成为一项正式刑罚，而专制君主往往任意扩大流放的范围。如，秦始皇将贾人（商人）、赘婿（结婚后招入女方家庭的男子）迁往边疆，动辄数十万；汉朝时一些大案经常产生数万流放对象；朱元璋将江南富户迁往自己的故乡安徽凤阳，并对他们实行严格的管制。
这类对象中的一部分，可以定期或不定期返回原地，另一部分则就此定居于流放地，甚至子孙都不许迁离。统治者往往将流放与地区开发和巩固边防结合起来，以新开发地区和边疆为流放地。这类移民的数量一般相当大，多少有些积极意义。纯粹的惩罚性移民多选南方、西南、西北、东北等生活条件差的地方，这些移民数量不多，多数有返回的机会，其中不乏官员、文人，对迁入地文化水准的提高有不小的作用。如清初汉族流人促进了东北文化经济的发展，并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记载。对具有政治危险性人物的迁移，则以与世隔绝为第一要求，所以处于闭塞山区、交通十分不便的房陵（今湖北房县）长期充当这样的场所。
民族性移民中原成为华夏（汉族）的一统天下后，其内部的移民不再具有民族特点。但华夏对周边民族的迁移、尤其是以行政或军事手段实施的移民，往往还是以民族为单位。如西汉迁越人于江淮之间及迁匈奴降人于西北边区，东汉迁南匈奴于塞内，东汉及魏晋迁羌、氐等族人口于关中，十六国期间后赵、前秦等政权将各族人口迁至都城附近，唐朝将突厥等各族降人迁至长安一带、将高丽民户迁于中原各地，辽将渤海人内迁，明初内迁蒙古降人等，都是这类性质。这类移民有时超过百万。如果被迁民族安置在汉人较少的地区，又比较集中，迁入民族能够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如东汉的南匈奴、十六国时诸族。如果迁入中原内地，置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很快就会融合于汉族之中。
军事性移民一个政权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巩固边防或达到某项军事目的，往往需要将部分人口迁至边疆或军事要地。除了通过轮流征调兵役以外，还要有固定的人员或定居移民。由于迁入地一般生活条件差，又有一定的危险性，仅仅依靠招募或资助还得不到足够的人数，所以经常采用强制手段，或者与惩罚性移民相结合，以罪犯充数。在中原王朝开疆拓土期间，这类移民数量最多，并能与边疆地区的开发结合，收到较好效果，如西汉、唐朝和明朝的前期。而在国力衰退阶段，一般只能组织少量纯军事性的移民。战乱中的相持阶段或乱后的恢复阶段，这类移民政策也会与地方的经济恢复相结合，以军人或退伍军人为主实行屯垦，如三国时的屯田。这类移民是否成功，能否巩固，关键是移民是否能有安全的环境并能就地生产足够的粮食。否则，依靠强制手段集合起来的移民是不可能真正定居的。
以上类型的移民都不是自愿的，往往在迁移过程中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只要与经济开发结合，符合实际需要，这些移民政策还是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有的移民虽然在经济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对政权的巩固、政治中心的稳定、边防的加强和迁入地区的经济恢复等，都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以后，除了清朝入关前有过掠夺性的移民外，这类强制移民基本已成为历史。明初的移民已是强制与鼓励相结合了，相当多的移民是在移民大潮的带动下自发、自愿迁移的。根本原因是庞大的人口数量所产生的压力，以至在中国内地已很难找到大片的人口稀疏区供统治者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很高，即使遇到天灾人祸后出现人口下降，但依靠自身的增殖和毗邻地区的补充，很快就会复原，没有必要从外地迁入大量人口。太平天国战争后的长江下游平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世纪后期，清政府虽然对移民东北和台湾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但即使没有这些措施，迫切需要获得土地和生计的过剩人口也会迅速填满这最后两大片移民的乐土。
三、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边疆的开发性移民
在正常情况下，人类总是选择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从事生产。丘陵山区与平原相比，一般存在气温低、日照时间短、灌溉不易、耕种不便、土地面积小、运输困难等缺点，所以除非有天灾人祸，在平原上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开发利用之前，人们是不会转而开发山区的。即使进入山区，也限于其中条件较好的局部，或者从事矿冶、采伐、养殖、狩猎等非种植业生产。
黄河流域及其以北也有丘陵山区，但因气温低、干旱缺水，利用和开发更加困难。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长江流域和南方是北方过剩人口理想的移殖区。对北方无地农民来说，第一选择自然是迁往自然条件更好、土地富馀的南方。
到明朝中期，南方的人口已突破一亿，能够开垦的平原、缓坡地和低丘地基本都已加以利用。开发山区已成必然趋势，成千上万的流民已不计效益和后果，自发涌入山区。但长江流域山区的开垦也有很大障碍，由于坡陡、土薄，灌溉和保水非常困难，只能种植对水土肥要求不高的旱地作物。早熟稻尽管生长期较短，用水量较小，也只能在能保水的缓坡地或梯田栽种，无法扩大到山区。
从16世纪开始传入中国的美洲粮食作物红薯（番薯）、玉米、花生、土豆及时解决了这一难题。这些作物对土壤、灌溉、肥料的要求较低，完全适合干旱的山地种植，不会与水稻争地，这才使南方山区的开发成为现实。
明末的严重自然灾害和持续战乱大大削减了人口，也推迟了向山区的移民。经过17世纪后半期的恢复，移民高潮终于在18世纪不可避免地再次到来。从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从浙闽丘陵到云贵高原，大片原始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被清除，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几乎都种上了玉米、番薯。立竿见影的好处和充足的粮食吸引来了更多的移民，也刺激着已经定居的移民以更快的速度增殖人口。在越来越多人口的不断蚕食下，南方内地山区很快趋于饱和，到19世纪前期，移民高潮已成馀波。
由内地向边疆的移民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赵国在开疆拓土后向河套、阴山以南的移民，燕国向辽东和朝鲜半岛的移民。这类移民在秦汉时已有了很大的规模，但只是出于政治或军事目的，并不是人口增加的必然需要，因为黄河流域的过剩人口完全可以迁往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地。
但到18世纪前期，南方已经开发殆尽，北方的人口也达到了空前的纪录，一遇天灾，流民很难再找到避难就食的场所。所以尽管清政府不断重申禁令，却挡不住百姓向东北的迁移。在内地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移殖边疆已经无需强制，问题是如何找到既适合农业生产又可以容纳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开发区。在开放东北的同时，内蒙古南部也开始放垦，接纳汉族农业移民。西北、西南边疆、台湾岛和其它适合耕种的海岛，也都成为毗邻地区输出人口的目的地。
边疆的开发也有一个从平原到山区的过程，一般总是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先成为移殖区，以后从平原扩散到山区。
由平原向山区的移民基本上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仅官方从未作过系统的规划，就连官僚地主或学者文人也几乎没有参与，移民绝大多数是既无资产又无文化的贫苦农民，少数是企图发财致富的无业游民，因而不可能作必要的准备和起码的投入，完全是盲目的、急功近利的掠夺式生产。在开发过程中，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都受到严重破坏，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还导致江河淤塞，水旱灾害频繁。这方面的恶果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地方政府或民间团体还制定过种种禁止流民进入或禁止开垦山林的规定，但在人口增长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流民或过剩人口并没有选择的馀地。
对边疆的移民因受到禁区开放过程的影响，并不是毫无规划，晚清对东北和台湾的移民就是考虑到了巩固边防的需要，但多数情况下还是处于自流自发的状态。
四、北方牧业或非华夏族的内徙与西迁
部分牧业民族或非华夏族曾经与从事农业的华夏族共同生活在黄河流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今山西、河北、陕西、山东、河南境内都还分布着戎、狄、胡、夷等族。以渔猎和采集为生的民族有可能向南迁移或迁入黄河流域人口稀少的地方，但坚持牧业的民族却只能向北、西两个方向迁移，因为只有那里才有适宜牧业的气候和大片不受农业民族影响的游牧场所。羌、狄、戎、胡等族的主体都迁离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到战国时，秦、赵、燕等国在北界筑起长城，秦代和西汉又续修长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分割的态势已成定局。
与农业民族相比，牧业民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弱，因此在严重的、大范围的灾害发生时，只能作长距离的迁徙。在与南方农业民族接触和交往中，牧业民族得到了粮食、纺织品、金属等物资，以后又增加了茶叶和其他日用品，并逐渐养成了使用、消费这些物品的习惯。汉族统治者则往往以断绝这些物资的供应为对抗手段，使牧业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
对牧业民族来说，南下或内徙是最方便的途径，但当中原政权军事实力强大时就无法如愿。为了逃避自然灾害和敌方的军事打击，只能选择前途未卜的西迁。秦汉之际游牧于敦煌、祁连山之间的乌孙与月支（氏），因受到匈奴的军事压力，于公元前2世纪先后迁往今伊犁河、伊塞克湖一带和伊犁河上游。在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打击下，又迫于汉朝军队和南匈奴军队的联合进攻，北匈奴的一支自蒙古高原西迁中亚，以后又进入欧洲。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回鹘于9世纪灭于另一个草原民族黠戛斯，馀众的主体西迁至今新疆和中亚，少数南迁的只能向唐朝的边将投降。
在中原政权军事失利和政局混乱时，牧业民族或逐渐迁入内地，或随着军事入侵进入黄河流域，甚至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地。由于汉族在文化、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加上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改变必然导致这些民族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内迁的民族多数最终接受了汉族文化，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在本民族的政权灭亡、汉族政权重新建立以后，融合的速度更加迅速。凡是牧业民族的主体迁入汉族地区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几乎很少能重新迁出。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五、东南沿海地区对海外的移民
中国的东南沿海，从杭州湾至雷州半岛，分布着一连串面积不大又互不相连的平原，在平原之间是丘陵或高山。在这些平原的背后，一条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将这些平原与中国内陆分割开来。这样的地形条件，尤其是在人类的生产力低下、原始植被尚未清除的情况下，这些平原与内陆的联系遇到极大的障碍，相互之间的陆上交通也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海上交通，特别是沿岸近海以及附近岛屿之间的航行成为有效的手段。
这些地区远离华夏文明的中心，这里的早期居民都属百越系统，秦汉以来虽然已逐渐被大批迁来的汉人所同化，但毕竟还不如内地汉人那样向往中原。这种非向心性甚至离心性的心态和习性因地域和地形条件不同而异，一般说来以闽中南和粤东沿海最为突出。
这些平原的范围不大，农业生产潜力有限。但由于海洋能提供鱼、盐以及其他丰富的水产品，对海外的贸易更能带来巨大的财富，所以对沿海人民具有比土地大得多的吸引力。东南沿海地区本来人口就少，西汉时又将今浙江中南部和福建境内的越人迁走，福建几乎成为无人区；东汉末和三国期间的南迁、永嘉以后的南迁带来的移民，最初主要定居在今浙江北中部和江西北部，进入浙江南部和福建的还很少。直到唐朝安史之乱前，尽管福建的人口已经有了很大增长，但还没有出现地少人多的矛盾。在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再次南迁的连锁影响下，唐末开始有较多人口迁入福建。经过五代期间和北宋前期的开发，到北宋后期，福建有限的土地要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已经显得相当困难。由于毗邻的浙江、江西的平原地区同样人满为患，不可能成为福建人口的移殖区，移民只能从福建西南部进入人口相对较少的广东东部。但广东东部的平原面积不大，山区能够容纳的人口更加有限，所以这一出路能维持的时间不长。在这种情况下，移殖海外必然成为主要出路。
秦汉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的疆域版图，汉族很快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民族，汉文化随之取得主导地位。从此，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政权，统治者都持以中国（中原）为中心的观念，实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放、中外交流相当频繁的阶段，当时的政府主要也只是允许外国人来中国贸易、求学、游历或定居，而不是同时允许中国人也这样做。明初实行海禁，清初执行迁界，都严格禁止百姓出海谋生。当地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平均生活水准越来越低，冒险非法出境的移民则越来越多。
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两种统治者无法控制的因素，大大加快了移民海外的进程。一是本地的人口压力；一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对廉价劳动力和初级产品的迫切需求，以及它们所采取的残酷无耻的掠夺手段。这些国家在殖民地利用华人劳工生产经济作物和矿产品，又使用华人从事本土的开垦和建设。鸦片战争后，招募、诱骗、掠夺华工的规模和数量激增，华工的去向也从东南亚扩大到北美、南美、澳洲和欧洲，部分幸存的华工成为在这些国家的定居移民。而且随着沿海口岸的开放，输出移民的地区已不限于闽粤沿海，通商口岸和列强某些据点也成为移民的集合地。移民仍以贫苦农民为主，但也逐渐扩大到其他阶层，包括一些上层人物。
到20世纪，中国在海外的侨民和外籍华裔已有数千万。由于这一迁移过程经历了好几个世纪，所以除了在集中输出地对缓解人口压力有较大作用外，对全中国早已极其庞大的人口总量来说，影响是很有限的。但中国的海外移民对所在国和中国本身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贡献和影响之大，已为举世公认，是无法简单地用人口数量来衡量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