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础，置于木柱底部而承托之，因位置不显而在中国古典木构建筑中较少为人注意。然而事实上，柱础在几千年间的建筑形式与结构演变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古建筑夯土为基、叠木为宇，柱础正当其间，是整体结构转换的关键部位。古代柱础主要以石为材，乃因重压之下石胜于土。石质柱础在建筑木构部分因年代久远或其他因素毁去之后，仍可为研判建筑的原始面貌提供重要的历史信息。
一势朴形拙
典型的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结构特点是以木柱担负屋架与屋盖之重，作为承托整个建筑重量的功能性构件，柱础起源极早。新石器时代的建筑尚多以木骨泥墙结合独立木柱混合承重，木柱插入地中，柱下用白灰或土混合石子、陶片夯筑坚硬，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西周镐京宫殿建筑仍在普遍使用。但少量柱础会凸出于地面之上，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815号房址一柱础“中间凹陷成锅底形……外壁直，白灰制成，与居住面接触部位，可看出居住面向上卷起与此柱础外壁连成一体”（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著名的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中使用了大量整石柱础，虽有部分仍埋于柱洞之中，但也有部分露于地表，已与后世柱础做法相近。夏、商、周三代的柱础做法处于多样化而规制尚未统一的时期，即便使用整石柱础，也多采用不加雕琢的天然块石，反映出其纯粹的功能性作用。商代亦有铜质柱础见于殷墟，是当时高等级建筑做法的特例。
图1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主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考古》2006年第10期）“柱础”一名最早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山云蒸，柱础润。”虽然直至秦汉时期，大型建筑仍在使用土木混合的方式承重，不过随着木构架逐渐完善，木柱不再需要插入地中以保证稳固，柱础顶部遂普遍露出地面。西汉长安城中宫室柱础即是如此，一些柱础上表面凿錾为平面，如长乐宫建筑遗址所见，并逐渐出现了与柱径相合的凸起形式。下部础身或保留天然造型，或整体凿錾为方形且入地甚深，与后世柱础形态相近，说明其形制正处于演变时期。个别柱础甚至有陶质者，如陕西千阳尚家岭秦汉柱础，皆为中心开设圆孔的圆柱形。
西汉景帝阳陵陵庙建筑遗址中央有一巨大的石柱础，自古暴露于地表，俗称“罗经石”，曾被认为是阳陵营造的定位基准，考古发掘后乃知是建筑中心柱柱础。其础上圆下方，中心有对应建筑“四正”方向的十字线刻，而其周边四门立柱柱础之上亦有十字线刻。古人一向重视建筑营造之初的“立中”与“辨方正位”，对于大石础所属的陵庙中心建筑而言，其十字线刻无疑仍具有确定建筑“四正”的意义。无独有偶，曹魏邺城三台上也保存了一件表面刻有十字的石柱础，出土于“核桃园村西南1.5公里处”（河北省临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漳县志》，中华书局，1999），近年原址已经考古发掘，确定为一座正方的北齐佛塔塔基（参国家文物局《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6），该础为承托塔刹柱之用。千年后的湖北唐崖土司衙署遗址中，亦出土有尚在原位的刻画十字柱础，说明该做法延续深远，也说明这些不为人注意的石础，实际上保存了珍贵的建筑营造过程信息。
图2尚家岭秦汉建筑陶柱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千阳尚家岭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
图3带有十字刻线的汉景帝阳陵陵庙都柱础石（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文物出版社，2004）
图4汉长安城未央宫少府遗址柱础及柱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秦汉至南北朝，独立而不依附墙壁存在的木柱柱础表面中央一般皆有一孔，证明当时柱底面皆出榫头，可插入柱础中央预留的“卯孔”中，如千阳尚家岭秦汉殿址、未央宫少府、北魏洛阳永宁寺、北魏洛阳太极殿、邺城核桃园佛塔所见各类柱础。这一现象暗示当时建筑木构架结构尚不能独立稳定，既需要厚重的夯土墙作为依傍，又需要柱下设置榫卯，通过柱础与台基紧密扣合，这一做法亦颇与早期建筑习见的柱插地中存在着某种联系。隋唐以后因大一统而南北交往密切，南方更加成熟的木构架技术传入北方，木构架自稳定能力大大加强，而梁架的愈发厚重亦使得建筑木构更加沉重，也有助于稳定，带卯孔的柱础遂逐渐销声匿迹。柱础由地下升至地表、由有孔逐渐变为无孔，见证了中国古典建筑木构技术的“进化”历程。
柱础之下有“磉墩”作为基础，多埋于地下，然而汉长安城未央宫少府遗址中发现有位于地表之上独立设置的磉墩，硕大的体量排列齐整，颇为引人注目。其形式为覆斗形夯土外包石板，上立础石，虽在地上，对于建筑使用空间而言却仍在木地板之下的中空空间内，当时并不为人所见。北魏洛阳永宁寺现存础石则为三石叠置，以利稳固。北魏洛阳太极殿柱础无一幸存，然而其偏南却整齐排列着间隔均为6.8米的巨坑，内有疑似磉墩的红砂石块，由此可推定大殿开间尺度约合当时的24尺。
魏晋南北朝以前，础石以结构功能为要，装饰功能尚不凸显。汉晋之际，柱础装饰艺术开始迅速发展，如出土于曹魏许都遗址一带的四神柱础，继承了东汉以来盘龙石柱柱础的风尚而更富变化，发展至南朝则成其帝王贵胄陵前的蟠龙柱座，影响直至唐高祖献陵陵前与初唐李寿墓前的石柱柱础装饰，绵延数百年。晋时更提及了万里之外的大秦建筑是“屋宇皆以珊瑚为棁栭，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晋书·四夷列传》）。北魏的柱础装饰艺术通过高浮雕、透雕手法表现得曼妙无比，如大同出土的以司马金龙墓为代表的种种石帐座及河北定兴北齐义慈惠石柱座，集北朝装饰艺术之大成，仙人鼓乐、怒放莲花、卷草流云等图案皆受外来影响颇深，开唐宋时代础石装饰艺术兴盛之先声。图5山西博物院藏北魏造像龛（作者拍摄）二覆莲叠瓣
大约从北朝后期开始，柱础形制趋于上圆下方，上部设计为覆钵形。其造型实例最早可见于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山西博物院藏一北魏仿木建筑造像龛中也可见到膨大的覆钵柱础，邺城核桃园所出者亦属此类。至隋唐时，两京宫殿更大量应用此类柱础。隋仁寿宫（即唐九成宫）出土柱础数量众多，有些柱础中心仍存在卯孔，可见尚未完全摒弃早年的形制做法。宫中覆钵式柱础主要为重要建筑或大型建筑所用，小型建筑如回廊等处所用柱础多不起覆钵、直作方形。隋唐洛阳城九洲池亭阁遗址方形础石上，还保留着早期的圆孔形制。这种方石圆孔形制的柱础广泛应用于当时城门的“排插柱”之下，汉长安城城门即已使用，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长安城宫门亦有发现。此类础石关系到承托门上夯土以至城楼的重压，特别以稳固为要，因而“古制”得以稳定传承，直到13世纪元上都宫门仍在使用。
这一时期柱础覆钵部分或作素面、或为覆莲形，与当时佛教大盛有直接关系。迄今所存唯一的唐代大型木构佛殿——佛光寺东大殿即使用了覆莲柱础，莲瓣肥厚，中央凹下，仿佛不胜木柱重压，颇具匠心，更有阻止木柱柱脚位移的稳固功能。此类覆莲装饰早在5世纪北魏早期就已被应用于柱础之上，平城遗址即有出土，且其方形区域亦雕有精美的卷草纹饰。响堂山、天龙山北齐石窟中亦有若干覆莲柱础，且有在覆莲上又加仰莲之例。响堂山石窟中又有石柱中部、上部加莲花之例，与柱础莲花相映成趣，佛教色彩十分浓郁。史籍中也有莲花柱础的文字记载，颇为传神：
初，休之在洛，将仕，夜梦见黄河北驿道上行，从东向西。道南有一冢，极高大。休之步登冢头，见一铜柱，趺为莲花形。休之从西北登一柱础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转。休之咒曰“柱转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寻寤，意如在邺城东南者，其梦竟验云。（《北史·阳休之传》）
图6唐兴庆宫出土覆莲柱础（作者拍摄）九成宫遗址中有柱础半为粗錾素面、半为覆莲，乃是匠人以可见部位凿为莲花、馀者不做而成。唐太宗昭陵寝宫遗址出土覆莲柱础莲瓣达十六片，反映出佛教艺术浸润下的帝陵建筑装饰特色。长安兴庆宫出土一柱础覆莲作重瓣，瓣上皆有花饰，甚为华丽，与玄宗时期审美风尚华丽奢靡不无关系。玄宗时更出现了有关柱础的“祥瑞”：“（天宝）七载二月，于大同殿修功德处，玉芝两茎生于柱础上。”（《旧唐书·礼仪志》）大同殿在兴庆宫中，“修功德处”意指此殿内有礼佛空间，其柱础生芝，堪为双重祥瑞。又前文述及《淮南子》云“山云蒸，柱础润”，这是古人观察气象的反映，即当天空欲雨时，空气湿度增大，石柱础上便有水滴凝结。《史记正义》亦言“天欲雨而柱础润，谓同德者相应”；《大宋宣和遗事》又语“霜降而丰钟鸣，雨至而柱础润”。由此推知，在佛教影响之外，以水生植物作为柱础纹饰得以流行千年，可能也有“同德”的意蕴隐含其中。
图7唐洛阳宫明堂中心础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精华》，科学出版社，1993）当时柱础的流行装饰除覆莲外，亦有其他纹样。长安大明宫出土一柱础覆钵部饰繁复葡萄卷草纹，与此宫中出土的同类纹样方砖风格一致，比之大量发现的海兽葡萄纹镜，可知此纹饰为皇家建筑所用，以示崇丽。广州南汉宫殿遗址中则发现有十六狮子造型的柱础，《南汉书·高祖纪》载南汉皇帝“暴政之外，惟治土木”，这件造型独一无二的柱础，正是其宫室奢华的物证。
大型建筑柱础下磉墩的做法亦十分精致，法门寺塔考古中曾发现唐代方形木塔的磉墩（发掘报告称之为柱础，似不妥）做法是“夹有比例很小的白灰粉渣夯土筑成……在当时设计的位置上挖出方形基槽，然后填入拌杂有白灰的细净黄土，层层夯打而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法门寺在唐代为皇室崇奉，其供养“佛指舍利”的大型佛塔乃是全寺之核心建筑，应代表了当时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准。
唐时大型木构佛塔仍多使用心柱，虽目前尚未发现实例，但洛阳宫中两座建于武氏秉权时期的特殊建筑却是重要的例证。其一是平面为八角形的“明堂”，础坑之内存有巨大的方形中心柱础石，由四块方形巨石拼合，上有圆形刻线两圈，径为3.87米、4.17米，由之可知心柱甚巨，上部建筑宏伟异常。《旧唐书》载“明堂”顶部有“大火珠”以为装饰，火珠正是固定于这一巨大中心柱的顶端。其二是“明堂”西北、平面为圆形的“天堂”，础坑之内有三石拼合的柱础，上部圆形刻线直径1.78米，体量亦巨。大础石周围又有方形小础石一圈环绕，当为支扶中心柱的小柱所用。其外又有承础石两圈，为四石拼合。可见其上建筑甚巨，“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馀尺”（《旧唐书·礼仪志》）。当时的“百馀尺”合今三十馀米。重压之下，础石下遂设四石承础以分散受力。在奈良法隆寺“若草伽蓝”，也有一件早期佛塔刹柱大石础保存于荒草之中，雕凿粗犷天然，古风浓郁，时代大致与中国隋朝相当，可为旁证。
图8邺城赵彭城佛寺塔基中心柱础及其下舍利砖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由秦汉建筑“都柱”发展而来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塔及礼制建筑的中心柱，往往被赋予神圣意义，其柱础之下的空间甚至成为埋藏神圣或“厌胜”之物的所在。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及核桃园佛寺塔基中心础石之下皆有舍利瓶或石函，内藏“佛舍利”及种种供养之物（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为后世佛塔地宫之滥觞。法门寺唐塔虽不设中心柱而改为方形夯土结构，但其地宫供奉“佛指舍利”的“灵帐”亦处于塔平面之几何中心位置。而隋唐洛阳宫天堂下两圈柱基槽间的夯土中，还曾发现一具小孩遗骨（参宫大中《洛都美术史迹》，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与史籍所载一事似不无关系：
冬十月，将改作明堂。讹言官取小儿埋于明堂之下，以为厌胜。村野童儿藏于山谷，都城骚然，咸言兵至。上恶之，遣主客郎中王佶往东都及诸州宣慰百姓，久之定。（《旧唐书·玄宗本纪》）
可见这种杀害生人埋于建筑之下的“厌胜”做法，官方并不欲民间知晓，以至于史书将此类事件指为“讹言”。直到千载之后，这一盛唐开元年间发生的离奇事件终于在考古发掘中得以暴露真相。
三缠枝蔓花
《营造法式》记述柱础有六种名字：础、磶、磌、磩、磉，而北宋当时“谓之石碇”。宋代柱础继承了唐代柱础的造型特点，而在细部装饰上愈发精致多样、变化万端。其营造制度是：
其方倍柱之径。谓柱径二尺，即础方四尺之类。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若造覆盆铺地莲华同，每方一尺，覆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莲华，其高加覆盆一倍。如素平及覆盆，用减地平钑、压地隐起华，剔地起突亦有施减地平钑及压地隐起于莲华瓣上者，谓之宝装莲华。……（柱础）方四尺，造剔地起突海石榴华内间化生（四角水地内间鱼兽之类，或亦用华）……方三尺五寸，造剔地起突水地云龙（或牙鱼、飞鱼）……方三尺，造剔地起突诸华。方二尺五寸，造压地隐起诸华……方二尺五寸，造减地平钑诸华……方二尺五寸，造仰覆莲华……方二尺，造铺地莲华五功。
图9应县佛宫寺院内残柱础（作者拍摄）
减地平钑、压地隐起、剔地起突皆是石雕做法之名。可见北宋时期的柱础营造施用了繁复精巧的石雕技艺，内容题材包含各种动植物题材，丰富多样，且随其尺度大小而规制不同。杭州南宋太庙遗址出土的一件雕饰极其华丽的大型石柱础，覆盆遍布剔地起突雕成的云龙，因出土于供奉皇室祖先的太庙，可判断其为当时柱础的最高等级。
在《营造法式》颁布之前近七十年的景祐三年（1036），宋仁宗下了一道禁止奢侈的诏书，称“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宋史·舆服志》）。可见北宋中期，“雕镂柱础”已成为朝野并行的时尚，以至被朝廷视为奢侈而加以禁止。据此看来，《法式》所谓柱础雕刻做法有度，大约是指规范后的宫室、寺观柱础形制。
图10山西长子民居柱础（作者拍摄）
图11唐崖土司柱础束竹造型（作者拍摄）与宋并立的辽金地区柱础亦承唐宋之风，雕刻追求精巧繁复，装饰题材种类繁多。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太祖陵建筑遗址有一雕饰壸门、神兽等图案的柱础，为辽代皇家建筑柱础形制之例。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院内曾散置一大型柱础残件，覆钵上遍布麒麟、云纹等，或为佛宫寺辽代殿宇所遗。在大型宫观庙宇建筑中，覆莲形础石仍十分流行，直至元代仍然如此，今所见元中都、上都出土的建筑础石皆以莲花为尚，大概与元廷崇尚藏传佛教有关。
至明清时，官式建筑则一改唐宋以来柱础雕饰富丽之风，转为简素至极的柱础，称为“柱顶石”，顶面圆形凸起曰“鼓镜”，其腰由此前的“覆钵”式外凸转为内凹，通行于宫殿、坛庙、陵墓建筑中。民间建筑中的石柱础却愈见雕饰富丽，如保存较多的今山西一带的明清柱础，有四棱或八棱造型、中有束腰、形瘦而高者，有方墩者、覆斗者，有缩微建筑造型者，间有狮子等圆雕动物造型，装饰题材自由丰富、不拘一格，民间趣味浓郁。一些偏远地方的土司官衙建筑，虽在整体规模上仍受等级法度制约，但细节上亦有种种耐人寻味的个性，如鄂黔之交的唐崖土司衙署，发现有形态多样的束竹柱础，与其地域多竹的特点相得益彰。
图12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王宫建筑柱础（作者拍摄）柱础并非汉地传统木构建筑独有，在中亚地区传统平顶木构建筑廊下，也往往能见到一种独特的石柱础，细高而下方上圆，布满类似《营造法式》所谓“减地平钑”雕法的纹饰。最为独特之处是其与木柱间以露出的圆榫结合，榫包铁皮，在整个柱、础组合造型中有如“细腰”，以上部屋盖重压而求得平衡稳固，颇具力学之美，其内凿圆榫而与木柱结合的做法也与中国汉唐之际的柱础类似。中亚作为陆上丝路的核心地带，此中折射出的历史信息值得继续研究。
柱础虽为建筑构件，却往往见证着历史上的建筑乃至人事兴废。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一北朝造像，竟由一覆钵形有孔柱础改造而成，当为某宫殿或寺观废毁后，佛教信徒取其础石、刻经籍宝像供养之。而《隋书》又载曹魏正始年间所刻石经于北齐时自洛赴邺，隋初又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隋书·经籍志》）。世道轮回，堪为一叹。而今所见大量古代建筑遗址中，木构俱毁，唯存础石列如棋子，演绎着虚空的古代空间尺度，成为建筑史家所珍视的“无字密码”。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