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问世以后，很快就有了几种修订重编本，以蜀医唐慎微所编《证类本草》影响最大。但用“滚雪球”方式编成的《证类本草》，在保存文献方面固然重要，学术思想则晦暗不明，与同一时间成书的《本草衍义》比起来，实在有天渊之别。
《本草衍义》也是针对《嘉祐》与《图经》的有感之作，作者自序作于政和六年（1116），称“搜求访缉者十有馀年”，故其著作年代当稍晚于唐慎微的《证类本草》（1082-1108之间），和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1092）。
作者寇宗奭，据《郡斋读书志》著录《莱公勋烈》一卷，有谓：“皇朝寇宗奭编，宗奭，准之曾孙也。编集仁宗祭准文，及赠诰、墓碑、传志、赞诗，等为此书。”因知其为真宗朝的名臣莱国公寇准的后裔，当时的身份为“承直郎澧州司户曹事”。《衍义》著成，通过提举荆湖北路常平等事刘亚夫进呈，交送国子监太医学①审定，得到“用心研究，意义可采”的评语，于是“特与转一官，依条施行，添差充收买药材所辨验药材”。收买药材所乃为革除官药采购中“伪滥之弊”而设，隶属于惠民局或和剂局，颇有些像现代的药检所，就寇宗奭而言，也算用其所长。
①“太医学”为徽宗朝新设的机构，宣和二年（1120）罢。政和六年（1116）曹孝忠奉敕将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改编修订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曹的结衔里有“提举太医学”一项，即太医学的总负责。因为这样的缘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记》中还提出疑问：“政和六年，曹孝忠又奉命校勘慎微之书，何以寇氏一不议及。”其实，曹孝忠监修的《证类本草》当年九月前已经成稿，而太医学对《衍义》的审定工作要到十二月才告完成，自然谈不上将其内容牵连入《证类》。
《本草衍义》书前“付寇宗奭札”所谓“添差”，是在正员之外额外差遣，而寇宗奭的“添差”，更可能是“技术顾问”的意思。但目前所见《衍义》的各种版本，首题皆作“通直郎添差充收买药材所辨验药材寇宗奭编撰”，却有些疑问。按，承直郎为正六品，通直郎为从六品，焉有受到表彰“特与转一官”，反而降一阶的道理；且不署著作人的正式职务，仅写添差兼职，更显得不伦不类。原因在于南宋以来，“寇宗奭”三字即被书贾利用，托名为《新编类要图注本草》或称《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的作者，署名上突出寇的“职业身份”，正可以用来招徕读者。而事实上，寇宗奭虽然精通医药，似乎也亲自处方治病，但一直在州县担任实职，并非职业医生。
《衍义》多处提到作者历官南北之所见闻，唯有一处与医药有关。桑寄生条，先感叹真桑寄生难得，然后谈到自己亲身经历：“向承乏吴山，有求药于诸邑者，乃遍令人搜摘，卒不可得。遂以实告，甚不乐。盖不敢以伪药罔人。邻邑有人伪以他木寄生送之，服之逾月而死，哀哉。”从语气来看，作者的身份可能是陇州吴山县（今陕西陇县一带）县令，接上峰的要求，遣人在所辖范围内访求桑寄生，无所收获，于是据实禀告，上级很不开心；邻县采送伪品，服者中毒而亡。因为涉及死亡事件，不便直指，故隐晦其词。
从《衍义》附刊的“付寇宗奭札”来看，寇宗奭应该是主动将本书“申尚书省投纳”，由尚书省批转太医学审读，获得允可以后，才由侄子宣教郎知解州解县丞寇约于宣和元年（1119）正式雕印出版。按，宋代有关于书稿送审的法律条文，《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云：“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这是仁宗天圣五年（1027）的诏令，针对的只是文集，医药书似不在其列，但《衍义》乃是专为批评两部官修本草而作，再结合寇宗奭官员的身份，送审当是题中应有之意。
《本草衍义》书影一（日本宫内厅藏庆元元年刊本）应该是应付送审的缘故，本书序例共有三卷，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在谈论安乐之道、摄养之道，远远偏离药学主题，颇与徽宗皇帝御撰的《圣济经》同调。序言开始有一大段颂圣之语，表扬当今圣上对医药学术的重视：“所以，国家编撰《圣惠》，校正《素问》，重定《本草》，别为《图经》。至于张仲景《伤寒论》及《千金》《金匮》《外台》之类，粲然列于书府。今复考拾天下医生，补以名职，分隶曹属，普救世人之疾苦。兹盖全圣至德之君，合天地之至仁，接物厚生，大赉天下。”
然后才转入对《嘉祐》与《图经》的批评，语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指责二书“撰著之人，或执用己私，失于商较，致使学者检据之间，不得无惑”。再说自己的工作：“今则并考诸家之说，参之实事，有未尽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如东壁土、倒流水、冬灰之类）；隐避不断者伸之，以见其情（如水自菊下过而水香，鼹鼠溺精坠地而生子）；文简误脱者证之，以明其义（如玉泉、石蜜之类）；讳避而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如山药避本朝讳及唐避代宗讳）。使是非归一，治疗有源，检用之际，晓然无惑。”
其间涉及的例证可以稍作阐释，以明本书的体例。东壁土载《别录》，陶弘景解释说：“此屋之东壁上土尔，当取东壁之东边，谓常先见日光。”《衍义》设问：“南壁土亦向阳久干也，何不取？”然后自作答词云：“盖东壁常先得晓日烘炙。日者，太阳真火，故治瘟疟。或曰：‘何不取午盛之时南壁土，而取日初出东壁土者，何也？’火生之时，其气壮。故《素问》云：‘少火之气壮。’及其当午之时，则壮火之气衰，故不取，实用此义。或曰：‘何以知日者太阳真火？’以水精珠，或心凹铜鉴，向日射之，以艾承接其光向聚处，火出，故知之。”当时的认知思路如此，倒也无可厚非，金元时期流行的“法象药理”，即由此滥觞。后来朱丹溪作《本草衍义补遗》，即将这种“理”推而广之，如鲫鱼条说：“诸鱼皆属火，唯鲫鱼属土，故能入阳明而有调胃实肠之功。”以至于李时珍都嫌其“以诸药分配五行，失之牵强耳”。
《本草衍义》书影二（日本宫内厅藏庆元元年刊本）菊花水为《嘉祐》新补药物，引《荆州记》《抱朴子》等，谓南阳郦县北潭水“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衍义》不以为然，驳斥说：“菊生被崖，水为菊味，此说甚怪。且菊生于浮土上，根深者不过尺，百花之中，此特浅露，水泉莫非深远而来。况菊根亦无香，其花当九月、十月间，止三、两旬中，焉得香入水也？若因花而香，其无花之月合如何也？”
玉泉载《本草经》，名实历来聚讼，寇宗奭注意到经文中两个字的特殊用法，经云：“生蓝田山谷，采无时。”寇指出：“今蓝田山谷无玉泉；泉水，古今不言采。”经又云：“人临死服五斤，死三年色不变。”寇说：“古今方，水不言斤。”于是推断“玉泉”实为“玉浆”的讹写，《衍义》云：“今详泉字，乃是浆字，于义方允。浆中既有玉，故曰服五斤。去古既远，亦文字脱误也。采玉为浆，断无疑焉。”
山药条《衍义》说：“山药，按《本草》，上一字犯英庙讳，下一字曰蓣，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为药，今人遂呼为山药。如此则尽失当日本名，虑岁久以山药为别物，故书之。”按，山药原名署预，一作署豫，或作薯蓣，始载于《本草经》。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名薯药，又因宋英宗讳曙，改为山药。据高似孙《剡录》引张师正《倦游杂录》云：“薯蓣，唐代宗名豫，改为药。英庙讳上一字，却呼蓣药。温公送薯蓣苗诗：‘客从魏都来，遗我山薯实。’则曰山薯。王荆公王岐公和蔡枢密山药诗，则曰山药。黄鲁直和七兄山蓣汤诗，则曰山蓣。”或据《宣和书谱》王右军有“山药帖”，韦应物句“秋斋雨成滞，山药寒始华”，韩愈诗“僧还相访来，山药煮可掘”，遂谓薯蓣改称山药不源于避讳。其说不妥。薯蓣别名甚多，《山海经·北山经》云：“景山，其草多薯藇。”郭璞注：“今江南单呼为薯。”《广雅》云：“玉延、薯藇，署预也。”见于本草，尚有诸署、山芋、土薯、修脆、儿草等名。“山药”与“山芋”一音之转，唐以前固然有此称呼，但毕竟少用，唐宋时因薯蓣名称太过复杂，更兼以避讳的缘故，称呼颇为不便，故宋元间逐渐统一以“山药”为本品的正名。
《本草品汇精要》鸬鹚图《衍义》全书二十卷，序例三卷，各论十七卷，各论部分完全依照《嘉祐》药物顺序排列，但“内有名未用及意义已尽者，更不编入”。即旧本草“有名未用”涉及的药物，《图经》新增的“本经外草类”“本经外木蔓类”，皆不予讨论；《嘉祐》《图经》意思已经完备的条目，不再赘言。实际收载药物四百七十种左右。
《衍义》略近笔记体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求面面俱到。如糵米条说：“此则粟糵也，今谷神散中用之，性又温于大麦糵。”芸苔条云：“不甚香，经冬根不死，辟蠹，于诸菜中，亦不甚佳。”寥寥数语，言简意赅。而椿木叶条辨椿与樗，石蜜条论石蜜为白蜜之讹，水银条斥不死药为妄诞，不惜数百言，以穷尽其义。难怪《宝庆本草折衷》称赞说：“阐幽索隐，切中事情，尤有助于医学矣。”以笔记体例著书，如果内容为著者亲见亲历、所思所感，则是上乘之作。《梦溪笔谈》有“药议”一卷，谈医论药，深中肯綮，为此类作品之极则。《衍义》踵武其后，亦有摭取《笔谈》的观点而发扬光大者。
关于地磁偏角的记载，以《笔谈》为最早，有云：“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衍义》详载其法，并有解说云：“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其法，取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盖丙为大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物理相感尔。”
又如鸬鹚条，陶弘景云：“溪谷间甚多见之。此鸟不卵生，口吐其雏，独为一异。”《拾遗》云：“其类有二种，头细身长顶上白者名鱼蚊。杜台卿《淮赋》云：鸬鹚吐雏于八九，衔翼而低昂。”《图经》也相信鸬鹚吐雏的传说，有云：“今水乡皆有之。此鸟胎生，从口中吐雏，如兔子类。”寇宗奭经过亲自考察，对此提出异议：“尝官于澧州，公宇后有大木一株，其上有三四十巢。日夕观之，既能交合，兼有卵壳布地，其色碧。岂得雏吐口中？是全未考寻，可见当日听人之误言也。”
李时珍表扬《衍义》“参考事实，核其情理，援引辩证，发明良多，东垣、丹溪诸公亦尊信之”，然后专门指出：“但以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是其误也。”不分卷丹与百合情有可原，而混淆兰草与兰花，则错得离谱。按，《本草经》所载的兰草，一名水香，生大吴池泽，陶弘景说：“方药、俗人并不复识用。”此后的注释家虽有纠结，但基本肯定其原植物为菊科佩兰Eupatoriumfortunei之类。《衍义》的说法与众不同：“兰草，诸家之说异，同是曾未的识，故无定论。叶不香，惟花香。今江陵、鼎、澧州山谷之间颇有，山外平田即无，多生阴地，生于幽谷，益可验矣。叶如麦门冬而阔，且韧，长及一二尺，四时常青，花黄，中间叶上有细紫点，有春芳者，为春兰，色深；秋芳者，为秋兰，色淡。秋兰稍难得，二兰移植小槛中，置座右，花开时，满室尽香，与他花香又别。唐白乐天有种兰不种艾之诗，正谓此兰矣。今未见用者。”寇宗奭所指称的兰草，实指兰科观赏植物蕙兰Cymbidiumfaberi一类。后来《本草衍义补遗》也沿袭其误，此如李时珍指出：“二氏所说，乃近世所谓兰花，非古之兰草也。”
关于本书的书名还有可以补充者。“衍义”是一种著作体例，推衍经义的意思，如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说：“率天下而为魏了翁、马廷鸾、真德秀、丘濬之徒，手把《三通》，躬述衍义，犹不如田千秋不学无术，足以富民。”衍义之书，一般以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为代表。《苌楚斋随笔》说：“书之有衍义体，始于宋之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厥后明邱濬继之，撰《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国朝强汝询更撰《大学衍义续》七十卷。”但真德秀的年代显然晚于寇宗奭，故也有根据《郡斋读书志》等题书名为“本草广义”，遂怀疑此书原名《本草广义》，南宋避宁宗赵扩的名讳，改作《本草衍义》者。如柯逢时影刻本后记说：“《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均作广义，疑宣和所刊，当名广义；迨庆元时避宁宗讳，乃改广为衍。”
按，今存《衍义》以庆元元年（1195）附刻于《大观本草》之后的江南西路转运司段杲修刊本为最早，而庆元元年恰好是宁宗即位之元年，因此书名题作“本草衍义”，似乎也可以缘于避讳；《涉园所见宋版书影》载“《证类本草》淳熙十二年（1185）刻，海源阁杨氏藏”，此本亦附刻《本草衍义》，并没有题作“本草广义”，可见避讳的说法不成立。
其实，柯逢时已经注意到，原书序例有“衍摭馀义”的字样，“似不属可为改广为衍之证”。不仅如此，前引作者自序也说：“今则并考诸家之说，参之实事，有未尽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这两处“衍”字，皆是推演之意，但仔细推敲，仍有细微不同。在批评《嘉祐》“其间注说不尽，或舍理别趣者，往往多矣”之后，说：“是以衍摭馀义，期于必当，非足以发明圣贤之意，冀有补于阙疑。”此处用“衍”“摭”表达谦逊的态度①。后一处“未尽厥理者衍之”，则是中性用法。两处“衍”并不是“广”所能替代。
真正反映本书著作旨趣的，是序例中这样一段话：“智者养其神，惜其气，以固其本。世有不谨卫生之经者，动皆触犯。既以犯养生之禁，须假以外术保救，不可坐以待毙，本草之经于是兴焉；既知保救之理，不可不穷保救之事，《衍义》于是存焉。二者其名虽异，其理仅同。欲使有知无知尽臻寿域，率至安乐之乡，适是意者，求其意而可矣。”此处“衍义”与“本草”对举，并非专指己书，乃是因经之义而推衍之的意思②。换言之，《本草衍义》不仅原书名即是如此，应该也是“衍义体”的先声。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①有意思的是，寇宗奭自说此书属于“衍摭馀义”，而《宝庆本草折衷》誉之为“推衍奥义”。两相比较，谦辞与敬语，一目了然。
②《四库提要》称《大学衍义》云：“是书因《大学》之义而推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