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李商隐的《蝉》诗是一首咏物的名作，但它并“非漫咏”（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1138页），而是把蝉与“我”巧妙地结合起来写，从而达到了遗貌取神、物我冥一的境界。但从章法结构上看，这首诗却又截然地分为写蝉与自写两个部分。尽管纪昀认为此诗“前半写蝉，即自喻；后半自写，仍归到蝉。隐显分合，章法可玩”（同上），却没有具体说明前半的写蝉与后半的自写是如何衔接的。“隐显分合”的具体过程不清，人与蝉就貌合神离，所谓“仍归到蝉”也就还只停留于表面的章法上。刘学锴、余恕诚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对此诗的按语注意到了这个衔接的问题：“此诗章法纪氏谓前四写蝉，后四自写仍归到蝉。然五句薄宦梗泛之感实缘蝉之抱枝栖梗而生，何氏谓此句‘双抱’，良是。六句由薄宦梗泛而思故园，自是顺理成章，然此句如纯属自写，似与题脱节。颇疑此亦‘双抱’写法，明为自写，隐亦写蝉。蝉之幼虫生长于树下洞穴中，至若虫、成虫阶段，方栖息于高树，‘故园’或指此”（同上，1140页）。此按语从咏蝉出发，故而处处以蝉为依归，这鲜明地体现在试图从蝉的身上为纯属自写的“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两句寻找客观的依据，也就是试图回答这两句与蝉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虽然由人对故园的回望联想到蝉的幼虫、若虫、成虫这样的生理历程未免有些想多了，但为全诗探寻章法上的完整及人蝉结合点的思路却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问题是，把人的故园还原为蝉的洞穴，是否就解决了诗的前后两部分分写蝉人的对立态势了呢？笔者以为不能，并以为这样一个让人迁就蝉的还原法既显得牵强，实际上也是不必要的。这首诗虽说以蝉为题，却不能将它视为是以蝉为唯一对象的咏物之作。我们实在不必为它去构建一个只有蝉的叙述空间。事实上，这首诗不仅叙述了“蝉”的故事，也同样叙述了“我”的故事。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双层的叙述空间。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去抹杀其中的一个故事，而是去讲好这两个故事，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大树里的故事
那么，这首诗里叙述的是哪两个故事呢？是“蝉”的故事与“我”的故事。“蝉”与“我”分属这两个故事的主角，也同为诗中的情境主体。尽管存在于不同故事的两个叙述空间里，或作为各自情境的体验者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彼此却并非相安无事。两者既然共同存在于一首诗中，就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彼此间是一个相互渗透、融合、映照与互补的关系。
先看蝉。诗的前四句写蝉。但怎么写的呢？是把蝉设计在了一个巨大而无情的绿树中。当然，在现实中，树也是蝉的栖居之所。蝉离不开树，正如人离不开他赖以生活的天地一样。从这个意义上看，树就是蝉的天地。但现在，这个大树被心理化了，异己化了，异化到蝉的对立面去了，成了它既无力抗拒又无从诉说的存在体。于是，这棵无情的绿树就显得那么的巨大与笼罩一切。“无情有恨何人见”（李贺《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之二）呢？“天高但抚膺”（《哭刘司户》）。结果只能是让有恨蝉迷陷于无情树的无边碧绿之中了。
对我们来说，从蝉的心理体会树的态度，最直接的结果无疑是使我们自己穿越成那只特定时空中的蝉。我们化身为蝉了，也就是我们成功地走进了蝉的故事与情境中。这个情形，大概也正是故事与情境的设计者所预期的一个理想的结果吧。在蝉与树的心理互动中，一个叙述的空间也由此构成：树撑起了这个空间，而蝉则提供了这个空间的全部心理内容，蝉的一切心理活动无疑都是在这棵大树里完成的。我们也正是在这棵大树的情境规定下去构建一只蝉的心理结构图的。大致上，这只迷失在色彩中的蝉所能从这棵树身上得到的也就这么多了。
但这是否就是负载在这只蝉身上的所有的内容了呢？如果这首诗仅有前四句，那么便是；但这首诗没完，所以不是。在这蝉的故事之后，诗的后半还有一个“我”的故事。这个“我”的故事不仅直接承续着蝉的心理故事，而且反过来也渗透、补充与丰富了蝉的心理内容。即，我们只有在通读领会了整首诗之后，才能对这只不光与一棵大树发生关系同时也与“我”发生关系的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那么，这是一只怎样的蝉呢？据说它吸风饮露，这自然是古人对蝉这种小昆虫的错误认识。实际的情况是，蝉用它的针状口器刺入树干吸取汁液，不仅如此，它还用它针形的产卵器在树枝上打孔产卵。因此，如果是基于现在人们的生物知识，那么，这只古代的蝉就显得太不懂事了，即便它仍要固执地以为这棵为它输送营养、提供产床的大树是“碧无情”的，这样的“无情”也只能是它的表面上的幻觉了。在这幻觉的外表之下，是蝉对树的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树对蝉的大地般深沉的养育之恩。正如近距离地了解了一片远帆下琐碎的生活活动会多少破坏掉它的诗意一样，了解了蝉相对于树的生活活动后也会多少破坏掉古人心目中蝉的诗意。但我们不必纠结于此。了解蝉的自然习性是一回事，让蝉叫出心中的苦，替人叫出心中的苦，则是另一回事。并且，当让一只蝉如此违背“本性”地怨恨一棵树的无情时，恰恰说明了这只蝉已不完全属于它自己，它已经是一只依据人的文化本性而活的蝉，一只文化蝉、意象蝉。因此它从树中体验来的心理实质上便是一种文化的心理。一只蝉只要进入了人的文化的创造品中，比如一首诗中，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了。我们之所以还这样细析，是为了在这只不知好歹的蝉与养育它的树之间紧张对立的心理纠葛中适时地加入第三方——人的因素。这个人的因素便在蝉对树的自以为是的怨恨声中具体地表现了出来。但蝉为何要如此地发出气殚力竭的恨声呢？在加入了人的因素后，就不仅仅是因为“高难饱”这点肠胃上的问题了。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具体的人的因素是什么。这是《蝉》这首诗的后一半要交待的。
我们暂时先换个角度，从一个观者的角度去认识这只蝉。我们所以能够意识到这只蝉的存在，了解到它的特殊处境与心境，全是由于从一位观者的眼中见出。这个观者，不是纯粹抽象的观察视角，也不是什么旁人，他就是诗中的“我”。这个具体的此时此地的“我”，他在想什么呢？他的处境如何呢？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眼中的那只蝉的形象，以及凄绝的蝉声里所蕴含的具体的心理内容。当然，我们现在还蒙在鼓里，现在的这个“我”还很抽象；我们不了解他，因此也附带地不了解这只蝉的完整的意义。下面就进入到诗的后一半，也就是“我”的故事中。
二迷途者的故事
在“我”的故事里，“我”是一个迷途者，一个在人生的旅途中失去了方向的人：既没有归宿，也不知何往。回望故乡，故乡已远成一片平芜。回是回不去了，今后又将流落何方，只有天知道。在一个犹如云水迷茫般的无限的时空中，“我”处于一个前后失据、漂泊不定的中间位置。这是一个退则无所退、在已非所在而往又无所往的典型的迷途状态。诗句“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所揭示出的“我”的生存状态，大体便是如此。那么，“我”是谁呢？很明显，这个“我”就是进入到诗中情境里的作者，代表的自然不会是别的什么人。因此我们还是稍稍回顾一下作者的现实人生。
这位《蝉》诗的作者生活于风雨飘摇的晚唐，一生沉沦下僚，辗转幕府，过着薄宦梗泛、穷愁飘荡的生活。他的履历大致如下：在大约十岁前，他跟着父亲奔波在浙东浙西之间——他的父亲也在依人作幕。十七八岁时因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开始正式入幕，此后他的人生就与幕府紧紧地纠结在了一起。二十二岁左右入华州刺史崔戎幕，几年后又入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三十六岁左右随郑亚去了桂林，这是他从此远离长安、天涯泛梗的标志。一年后失职回洛阳，三年后又随卢弘止（止，一作正）到了徐州，不久，卢弘止死，他再次失职。失职的第二年，他大约四十一岁，又随柳仲郢去了四川，在那里度过了最后四五年的幕府生活。幕罢回长安后两年，他就因病回到洛阳，不久便去世了。
以上是他的一个极为简略的人生速写。他的短暂一生基本就在这几个幕府中耗去了。总体上，正如他撰写了一辈子的公文一样，事件琐碎，内容重复，情节单调，实在构不成一个故事。但他的故事不在这里，而是在他的诗中。一个处在无限时空的中段茫然四顾不知何往的形象，才是他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形象是从作者漂泊的真实一生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他蕴含了作者心中全部的人生领悟与情感经验；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是一个艺术的形象。因此，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眼中见出一只蝉的处境时，这只蝉的意味便显得不一般了。此时再说这只蝉的凄苦欲绝的叫声里传达的仅是属于它自己的“高难饱”的怨恨，就显得远远不够了。它的恨里被增添进了新的内容。这个新内容便是“我”的身世之恨，是广漠的时空里前后无依、进退无路的人生之恨。在这之前，我们的这只蝉还只是一个固执于此时此地的缺乏历史与未来的单薄存在，但现在由于“我”的加入，它也具备了某种身世之感，并为此觉得迷惘起来。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机缘吧，它开始沉陷于一棵大树的无边的绿色之中。此刻是五更时分，本非鸣叫之时，但它显然已被这棵无情之树牢牢地框住了。它入迷了。
以现在的这个“我”看蝉，尽管似乎表面上一切都没有变样，尽管它依然是在“徒劳恨费声”，但它的心理内容无疑变得丰富具体了。这些新的意味，在诗的前半部分，我们是怎么也读不出来的。正如前文所述，这是由于“我”的加入才产生的效果。在蝉的故事里，就这时的我们而言，“我”是一直隐身着的。这个隐身的“我”还只是个抽象的存在，还纯粹是个观察的视角。我们只是隐约地觉得有一个躲在蝉的心灵深处的人在借着蝉的叫声表达着什么。但上述的这种看法却并不符合诗的事实。实际的情形应该是，这个“我”从头至尾既未隐身，在诗中也是一点也不抽象的，他一直都那么具体，也就是说，从他看到蝉的第一眼起，从他没看到蝉的第一眼起，他便早已是后面故事里那个迷途者的形象了。只不过对我们来说，对他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正是取消掉这个过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还原出这首诗的历史真实。现在，故事进
入到第二个层面，还原开始了：当隐身在“蝉”故事中的那个人（“我”）明朗地站出来时，“我”出现在了一个前后茫茫、无所归依的时空之中。当他开始以独立的形象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回过头来深化了蝉的心理故事。而蝉呢？它也不是自唱自的，它一直都不是，现在，它的令人气绝的叫声使得“我”的故事中的那个迷途者不再沉默。
结语
我们在讲述诗的后一半时，不得不把“我”的故事与“蝉”的故事合二为一，这是由于在“我”的故事中本已包含了“蝉”故事的全部意蕴，两者实难分开，并且我们还需要把从“我”的故事中得到的东西带回到“蝉”的故事中，以便更好地认识这只与“我”有关的蝉。现在，故事都已讲完，我们应该可以概要地说一说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了。
我们回顾一下，文中说“蝉”是被设计在了一棵巨大而无情的绿树里，而“我”则被设计在了一个前后茫茫无所归依的时空之中。总之，前者的空间是有限的，固定的，后者的空间却是无限的，不定的。这就决定了“蝉”可以有针对性的鸣叫，向树鸣叫。它在树这个“漠然无动、油然自绿”（钱锺书语，周振甫《李商隐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9页）的封闭的框子里的鸣叫，正像现代诗人冯至在《原野的哭声》里所描述的那个原野上没有停息的啼哭：“像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冯至《十四行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6页）而“我”却只能在一个无法定位的空间里保持沉默。由此可见，“蝉”与“我”各在不同的故事空间里，出于各自的欠缺需要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成的关系。二者需要整合。“蝉”需要从“我”身上获得一种不确定的身世之感，而“我”需要从“蝉”身上获得具有针对性的鸣叫。然而，二者的这层互融互补的角色关系，在诗的章法上却是截然分为写蝉与自写两个叙述空间。这多少使人觉得这首诗咏物不彻底，乃至有些前后“脱节”，但正如上文所揭示的，写蝉即是自写，自写也即写蝉，二者终归为一。这样的一个结论或许使我们又回到传统的说法上去了，但这却正是这首诗独特和精彩的地方。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