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伦敦到广州
1804年，伦敦传教会决定派马礼逊（RobertMorrison）赴华，并将掌握汉语和翻译《圣经》定为首要目标，而宣道却并不在短期计划内（参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大象出版社，2008，25页）。1807年，马礼逊动身前往中国。临行前，伦敦会给了他一份《工作指示》和一份《基督徒告诫书》。前者再次将学习汉语、编纂汉语词典和翻译《圣经》定为工作重心，而后者则希望他成为一名“和平使者”（参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第1册，大象出版社，2008，51-52页）。
伦敦会的务实态度为该会传教士的活动定下了基调。居住中国期间，马礼逊着汉服，吃中餐，能熟练使用筷子，甚至留起了辫子（参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31页），并为在澳门出生的二儿子取了一个中国味道十足的名字——“马儒翰”。在此期间，他也很好地完成了编词典和译书的工作。1812年，伦敦会派米怜（WilliamMilne）到中国，协助马礼逊的工作。1814年，二人向伦敦会提交了一份决议书，其中包括十项内容，第四项是“在马六甲出版一种旨在传播普通知识和基督教知识的中文杂志，以月刊或其他适当的期刊形式出版”（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65页）。次年，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MonthlyMagazine，简称《察世俗》）。尽管是一份宗教刊物，但《察世俗》并非一味传教，而是“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1822年，米怜病逝，刊物随即停办。次年，米怜的助手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简称《特选撮要》），这份杂志基本沿袭了《察世俗》的办刊方针。1826年，《特选撮要》停刊。两年后，同为伦敦会传教士的纪德（SamuelKidd）在马六甲刊印《天下新闻》。与前两份期刊不同，《天下新闻》开始从宗教刊物向世俗刊物过渡，但大约只发行了一年。
之后接棒的就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简称《东西洋考》）。这份杂志的创办者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FriedrichAugustGützlaff，又译郭实猎，郭实腊等）。1803年，郭士立出生在普鲁士的一座小镇，早年跟随一名铜匠学徒。18岁进入柏林的教会学院学习。20岁前往鹿特丹，进入荷兰传道会。1827年，郭士立来到巴达维亚，与麦都思同住，并向其学习马来语和中文。两年后，他辞去荷兰会职务，开始为伦敦会服务，后于1831年前往中国。与马礼逊相似，郭士立积极融入中国文化，他穿中国服装，起中国名字，还为中国人看病（其生平参见伟烈亚力《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0-61页）。他甚至还认一郭姓华人为义父，以“归化华人”的身份进入广州（参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8页）。1833年，他创办的《东西洋考》在广州问世。这份刊物陆续发行到1838年前后。
郭士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创刊的缘起：“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可用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又，悉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纂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12页）上文表明，郭士立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是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传播西学，另一方面是争取获得地方当局的认可。这种务实态度是刊物得以在中国立足和长期出版的必要条件。《东西洋考》是对之前三种刊物的继承和发展，它们的“血缘关系”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封面版式上看。《察世俗》和《特选撮要》基本一致：封面中间是竖写的刊名，刊名右侧有一句中国警语，如“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左下方是编者的署名，上方是用中国年号计年法标注的出版时间；《东西洋考》的封面也是由刊名、警语、署名、时间四部分组成，只是把警语从刊名的右侧移到了左侧。
其次，从办刊方针看，《东西洋考》沿袭了“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的传统，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创刊号的序言为例，全“序”凡827字，共引述中国经典16处，其中孔子语10处，孟子语2处，朱熹语1处，另引《尚书》《诗经》《礼记》各1处。全部引文共344字（含“子曰”“诗云”等引导语），占全序篇幅的40%左右，“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的意味浓厚。在论理上，这些引文也使用得较为恰当。作者用孔孟之语来证明“鼎兴正道，黜斥异端，阐发艺文，是君子之专务”。什么是正道？“夫自上帝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仁义礼智”似乎成了中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之后，作者引用“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语来论述“国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水源则一”。既然“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那么“善读者”自然应“不轻忽远人之文”（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3页）。
第三，《东西洋考》完成了《天下新闻》开启的转变，成为了一份世俗刊物。《东西洋考》涉及颇广，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宣教的内容，但宗教已经退到了次要位置。编辑《察世俗》时，米怜化名“博爱者”，宗教意味较浓；而郭士立创办《东西洋考》时所使用的化名是“爱汉者”。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察世俗》到《东西洋考》，宗教色彩在逐渐减弱，融入中国文化的意愿在逐渐增强。1838年，麦都思又在广州创办《各国消息》，这份杂志已经基本去除了宗教方面的内容。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封面综上所述，1840年之前的华文期刊基本上都是由伦敦会传教士创办的，伦敦-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六甲-广州是这些刊物发展的基本脉络。《东西洋考》是发展的关键节点，它实现了以下几个转变：从中国境外办刊向境内办刊的转变，从宗教刊物向世俗刊物的转变，以及从影响有限到影响较大的转变。那么，《东西洋考》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二开眼看世界的窗口
鸦片战争之后，先进开明的中国人急需了解世界，但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接触外界的机会有限。这时，《东西洋考》便成为他们开眼看世界的一扇窗。杂志最早刊登了拿破仑和华盛顿的传记，最早介绍了西式医院，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轮船、火车等西方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杂志刊登了许多介绍世界地理的文章，以及四幅带有精确经纬度和比例尺的地图：《东南洋并南洋图》《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俄罗斯通天下全图》《北痕都斯坦全图》（印度北部地图）。《大清一统天下全图》是鸦片战争前后最精准的中国地图之一，其馀三幅图则展现了中国周边的政治格局。
《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东西洋考》所传播的世界地理知识成为魏源创作《海国图志》的重要参考。有学者进行过统计，魏源引《东西洋考》13期，文章共24篇，其中多数都是地理文章。从《东西洋考》看，它刊出的世界地理文章共35篇，其中18篇被魏源引述。从《海国图志》看，魏源引录西籍约257处，其中有十分之一强引自《东西洋考》。又据统计，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也至少两次大段引述这份杂志。例如，卷四“欧罗巴”引录了《东西洋考》戊戌五月所载的《欧罗巴列国版图》一文（详见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27-30页）。
除了《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梁廷枏（nán）的《海国四说》也受到了《东西洋考》的影响。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广东顺德人。鸦片战争时期任职广东，是战争的亲历者。战争的失败触动了梁廷枏，促使他了解世界，《海国四说》便是他开眼看世界的成果。《海国四说》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四部分。《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的结尾分析了中西文化对历史长度的理解。依照中国典籍记载，“盖自万历九年……逆推至黄帝元年，凡四千一百七十八年，年代可考而知者止此”。而西方则认为人类历史有六千馀年，此说得到《东西洋考》的佐证：“近日西人所纂《东西洋每月统记》之称造天创地起，至道光十四年，为六千五百四十七年者同为据。”（梁廷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47-48页）《合省国说》则谈到了中西对“洲”的不同理解，中国有“四大部洲”之说，而西方则分世界为“亚非欧美”四大洲，“道光甲午，西洋人自称爱汉者，所刻《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中有《列国地方总论》一条……”，随后引用五百七十馀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四洲的情况（参梁廷枏《海国四说》，54页）。后文，梁廷枏还引《东西洋考》，讲欧洲人“扬帆偏西”发现美洲，掠夺当地贵金属，后“载银赴中国”进行贸易。这段材料初步理清了白银的全球流动，并将中国对外贸易纳入全球贸易网中。此外，《兰仑偶说》也至少两次引用了《东西洋考》中的内容。
《东西洋考》所刊载的历史知识同样值得关注。中国重视历史，所以《东西洋考》也开辟了史学专栏，并通过多个栏目介绍了埃及、希腊等国的历史。在杂志刊登的历史类文章里，最重要的是《东西史记和合》。该文由麦都思所作，初刊于《天下新闻》，1829年在巴达维亚印成单行本。《东西洋考》从创刊号起连载这部著作，将其介绍到中国。此书英文名称为ComparativeChronology，即“比较历史年表”。全文分上下两栏，上栏介绍东方史，即中国史，下栏是与之相对应的西方史，即欧洲史。《东西史记和合》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和合”，即求中西历史之融通。首先，从理念上看，《东西洋考》刊载的《史记和合纲鉴》提到：“自盘古至尧舜之时，自亚坦到挪亚，东西记庶乎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盖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各族继私风俗，故史记也不同。但诸国之体，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兹史记之和合，结其联络，及通疏远焉……诚使并结四海矣。”（《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252页）这与《东西洋考》“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的办刊目标一脉相承。其次，从“比较历史年表”的书写形式上看，一方面，“表”是“纪传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史中不乏比较年表，如《金史》卷六十的《交聘表》，以时间为轴，分上中下三栏叙述了宋、夏、高丽的历史。另一方面，西方也有修编年史的传统。被誉为“教会史之父”的攸西比厄斯（Eusebius）曾作《编年史》，这部书同样以时间为轴，左侧介绍“神圣”的历史，右侧介绍“世俗”的历史，两相对照。中西史学差异很大，而“比较历史年表”是它们为数不多的交集。换句话说，《东西史记和合》求到了中西史学的“最大公约数”。第三，从具体内容上看，“西汉纪”讲到明帝遣人去天竺求法，下栏对应的位置写耶稣道入印度，被当地人误传，弄出佛教来。这就成了西方版的“化胡说”，求同意味明显。此外，《史记和合》还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使用了“抬格”。
《东西史记和合》内文综上所述，《东西洋考》是先进中国人获取新知的重要途径。其中介绍的地理知识成为《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和《海国四说》的重要参考资料，介绍的历史知识则为中国带来了不同的历史视角。《东西史记和合》首次将中西史学置于同一框架中，既没有传统的“中国中心”，也没有日后泛滥的“欧洲中心”，是中西史学平等交流的一次尝试。无论哪方面的知识，都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三东风西渐与西风东渐
中国文化以其独特魅力影响了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地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中国皇帝是哲学家式的君主，中国的管理方式值得借鉴。他还在《风俗论》中赞美了中国的法制、德治和礼仪（参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249-251页）。英国学者托马斯·卡莱尔对中国的“文人当政”很感兴趣。他认为，将文人培养成执政者，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可贵（参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2005，190-191页）。到中国之前，马礼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也谈到了他对中国人的印象：“许多中国人都是举止文雅、知识广博之士，他们不亚于我们，甚至更胜一筹。”（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第1册，37页）
马礼逊的话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英国知识阶层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是伦敦会采取务实态度的重要背景。而伦敦会的务实态度又为麦都思、郭士立等人的办刊活动定下了基调，所以《东西洋考》才有“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的办刊目标。尽管西学东渐是近代史的主流，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在文化交流上，并没有绝对的老师，也没有绝对的学生，都是各领风骚数百年。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