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使事，是诗词在修辞上区别于白话诗的最根本的特征。只要翻开《全唐诗》《全宋诗》《全宋词》或任何一部古代诗人的别集，稍作统计就可以知道，不用典使事的作品，在古人的作品中是绝对的少数。简单说，学诗词而没有学会用典使事，便是完全不懂诗词的修辞术，写出的诗词哪怕格律无误，也终究只是符合格律的白话诗。当代的诗词创作者，号称有百万大军，但作品能达古人及格水准的却不及千分之一。很多人作诗填词非常用功，几乎每日一首，却总是不断重复自己，毫无进步，这其中固然有天分、才力、性情高下不同的原因，而根本原因却是不肯读书，不愿俯首学习古人，遂致不能用典使事，无法用典雅的语言组织诗句，进入不了真诗人之列。
用典使事包括引述古事与化用旧辞二途。前者人称之曰“事典”，或径称“典故”。后者则是消化了前人创作成果之后的翻新出奇，被称作“语典”。善用事者，是既要掌握事典，更须掌握语典的。这是因为，事典往往只是起到赋或比的效果，而语典则兼有兴的作用，使得文辞更加醇雅，诗意词意更加婉曲有致，能引起较高层次的读者更深远的联想。北宋诗人黄庭坚《与洪甥驹父书》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又曰：“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李清照《词论》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秦观词“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完全一空依傍、自铸伟词的作家绝无仅有，文化的层累式发展，才有了李杜苏黄、周吴姜张。
如杜甫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这样几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很多杜诗的选本，包括不少大学中文系教材，都未能注出“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这两句的出处。其实此二句出于《庄子》及《韩诗外传》。孔子的学生原宪居鲁，生活得非常清贫，同学子贡肥马轻裘来见，看到原宪的苦况，感喟说：“先生何病也！”原宪回答说：钱财匮乏谓之贫，学而不能身体力行才是病。我是贫，不是病。又侃侃而谈了一番学者为己、忧道不忧贫的道理，令子贡羞惭而去。“原宪乃徐步曳杖，歌《商颂》而反。声沦于天地，如出金石”。同样的典故，杜甫用过多次。如《秋兴八首》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车马自轻肥”之句，出自上典中的原文“子贡乘肥马，衣轻裘，中绀而表素，轩不容巷，而往见之”。有注家以为此二句出于《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则已误解诗意，不能得老杜的深心了。又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也是用同样的典故，不过是把原典的意思反着用了。
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有一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前人以为可与唐代擅长边塞诗的高适、岑参相颉颃。这首词看似一空依傍，其实结构、立意都是学的唐代诗人李益的七绝《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是用语典的一种特殊形式。不知其所从出，当然无碍于欣赏此词，但倘能明其出典，自然对这首词多了一层感悟。而学词者也可取以为法，懂得怎样从前人诗作中化生出新的作品来。
二须得无二字无来处
不过，“无一字无来处”的说法是文学性的表述，因为严格考究起来，每一个汉字都是前人用过的，更精确的说法是“无二字无来处”。汉语是以复音词为主的语言，二字即成词，但凡二字的词，都不能生造，都必须要有来历。而高明的诗家更注重“须得无二字无来处，不可有三字有来处”。三字以上，即为成语，古人是要力避用成语的，即所谓的“唯陈言之务去”。更不必说是四字的成语了。李详《媿生丛录》曰：“七字之内，不得用成语四字，五律不得用三字。”（参李洋《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502页）近代这一规律在文言文的创作过程中同样成立。近代学者陈衍《如不及斋文草叙》云：“昔昌黎论文，谓古者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用剽贼。剽贼者，间用古人成语；己出，则自三数字以上，必自己构造，凡古人已联络成句者，概不假借。”（陈衍《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696页）今天有很多青年出于猎奇心理写作“文言文”，满篇之乎者也，自以为很古雅，其实不过是沾了点文言语法的边的白话文。所以贻笑于大方之家者，便因不懂文言是雅言，既要用有来处之字词，又不能用有来处之成语。
用事典，用赅博的典故填实到诗词中，是用典的最基本的功夫。古人用事典毫不为难，一是自幼所读的童蒙读物《千字文》《三字经》《成语考》《幼学琼林》《声律启蒙》《龙文鞭影》等，提供了基本的、常用的典故；二是古人懂得用一种专门的工具书——类书。类书是把汉语的词藻、典故的出处、前人的精妙成句等，分门别类编在一起的工具书。唐代有《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宋代则有《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四大类书，明代有《永乐大典》等，清代类书则有《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成》等。便于作诗填词翻检的，则当推《艺文类聚》《渊鉴类函》《佩文韵府》这几部。老杜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曰：“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南宋诗论家严羽《沧浪诗话》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都是强调博览群籍、学习前人对诗人的重要性。但古之诗人词家，未必尽能读书破万卷、熟精《文选》理，却都能写出醇雅的诗词来，秘密便在于他们懂得翻检类书。所以，今之学者，要想学好诗词，先得从多翻检类书开始。在熟悉用事典之后，再多拿自己的习作与古人作对比，逐步替换掉无来历、意思浅俗的字词，就能慢慢对语典的运用得心应手了。
三深曲与典雅
用典的根本目的一是求深曲，二是求典雅。很多需要繁复的言语才能表达的意思，一经用典就会凝练深婉。如李商隐的名作《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诗据钱锺书先生解释，是自题诗集之作。大意是说：我的诗如五十弦之古瑟，每一弦每一柱都寄托着对逝去的光阴的悲伤（“思华年”的“思”音sì,是“悲”的意思）。我的诗写得迷离惝恍，多托于譬喻。而诗之风格，则如明珠有泪、良玉生烟，既有绮丽缛艳的文辞，更有着充沛的感情和热烈的生命精神。诗集中包蕴的情感能留待他日追忆吗？其实写每一首诗时的心情，就是惘然的。诗中二、三联连用四典：庄子梦为蝴蝶，醒后不知是蝴蝶化为庄周，还是庄周化为蝴蝶；古蜀华阳国杜宇号望帝，失位隐西山，时当二月，蜀人闻杜鹃鸟之鸣，都替望帝感到悲伤；南海有鲛人，眼中流泪成珠；杨伯雍在蓝田无终山种下玉石子，后得白璧五双，聘得徐氏好女。叠用四典，省却千言万语，表达的意蕴却非常耐人寻味。
而直白的时事、个人的一些直率的感情，一经用典，就会含蓄婉曲。如白居易《长恨歌》，写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开头却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用汉武帝听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而纳李延年女弟为夫人的典故，意思就含蓄了很多。元稹悼亡的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上句用《孟子》“观于海者难为水”，下句用《高唐赋》楚顷襄王夜会巫山神女之典，就比直接表达哀悼亡妻的情感要婉曲得多，这才能成千古名句。
假如要表达的意思是浅俗的，用典会增其雅趣。苏文擢先生指出：
一般文学都有俗事雅写之法，在古人中以东坡为最工此道。如赠王子直秀才中四句：“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水底重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把王秀才的家当全数出来了。本来说他有能读书的儿子，有几亩田，有一间屋，还有果园收租，原是十分浅俗之事，一经用了四个典来代入，加以对仗的工巧，顿觉风雅绝伦。（苏文擢《邃加室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360页）
苏诗所用的典故如下：《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曰：“使我有负郭二顷田，安能佩六国相印乎？”《南齐书·孔稚珪传》：“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三国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李衡于武陵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这样扫俗为雅，正是诗家的高明功夫，切不可轻慢地讥讽为“獭祭鱼”“掉书袋”“以学问为诗”。
四用典的赋与比
用典使事的第一种方法是赋法。
赋者铺也，托意于事，把典故事实铺叙一遍，使之成为一个或多个完整的故事，即是赋法。如魏晋乐府歌辞《折杨柳行》：
默默施行违，厥罚随事来。末喜杀龙逢，桀放于鸣条。祖伊言不用，纣头悬白旄。指鹿用为马，胡亥以丧躯。夫差临命绝，乃云负子胥。戎王纳女乐，以亡其由余。璧马祸及虢，二国俱为墟。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趋。卞和之刖足，接舆归草庐。
此诗押上古韵，与平水韵不同。诗旨由“默默施行违，厥罚随事来”引起。作者列举古来昏主（夏桀、商纣、秦二世、吴王夫差、秦穆公时邻国戎王、虢虞二国国君）不用忠言、施政行令与道相违的故事，作为“厥罚随事来”的例证。最后则说，贤人君子当善处衰世。你看只要有三个人谣传曾参杀人，连他母亲都要投杼下机，逾墙而走。楚国卞和不知此理，双足被刖，而楚狂接舆就懂得谦藏韬晦的道理，保全了性命。
又如《梁甫吟》：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齐景公时，齐相晏婴认为景公所蓄的三位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不知礼义人伦，又勇力难制，不如杀之。他使景公赐三位勇士二枚桃子，让他们各夸己功以食桃。公孙接、田开疆先取桃，古冶子勇力功劳皆过之，逼令二士返桃，二士羞惭自刎，古冶子也因内疚而自刎。这就是“二桃杀三士”之计。这首乐府诗敷演了这段悲壮的故事，用的便是赋法。汉末诸葛亮躬耕南阳，时歌《梁甫吟》以自遣。黄庭坚认为，诸葛亮是在感叹曹操专秉国政，杀杨修、孔融、荀彧诸贤士，有刺时之意。
辛弃疾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绿树听鹈。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从上片“马上琵琶关塞黑”开始，直到下片的“正壮士、悲歌未彻”，词人罗列的典故包括：汉朝乌孙公主刘细君及王昭君远嫁、废后陈阿娇辞别汉武帝谪居长门宫、春秋时卫庄姜送别戴妫赋《燕燕》诗、汉代李陵与苏武在河梁相别、战国晚期荆轲辞别燕太子丹入秦行刺，在易水慨慷为变徵之歌。作者学习的是南朝文学家江淹《别赋》的写法，为词之用典提供了全新的模式。
用典使事的第二种方法是比。这也是用典使事最常见的方法。
比，是诗六义之一，托于人、物，以与人、物相比类，今则称比喻。一般比喻可分为明喻、暗喻、借喻三种。明喻，是既有本体，又有喻体，更有比喻词“如”“若”“似”等的比喻。如李白《清平调》：“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是以明喻的手法用典。暗喻，是有本体，有喻体，但却用“是”“乃”“为”等词连接。初唐诗人王绩《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尔为培风鸟，我为涸辙鱼。”就是以暗喻的手法用典。而更多的用典使事，采取的是借喻的手法。借喻，是用喻体借作了本体，本体和比喻词都不会出现。如杜甫《秋兴八首》：“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就是借喻的比法。匡衡、刘向，都是作者的自况。意谓想学匡衡向汉元帝上疏，以获朝廷重用，却功名难就；希望能如刘向传经学给儿子刘歆，自己的孩子宗文、宗武却没有刘歆一样的资质，徒然伤感而已。李商隐《安定城楼》：“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也同样是借喻的比法。西汉贾谊慨叹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太息者六”，多次上书言事，却不获文帝信任，年仅三十三岁就去世了；东汉末王粲避乱荆州投靠刘表，作《登楼赋》以自遣。作者借以自比，表达了有志不获骋、只能寄人篱下的悲抑之情。（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