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一书是我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内容精博深邃，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被尊奉为“百世兵家之师”。直到今天，《孙子兵法》的许多合理内核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活动中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一关于《孙子兵法》的种种质疑
孙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遭到不少怀疑和攻讦。所谓怀疑，就是对他本人的有无和其著作真伪的存疑否定；所谓攻讦，就是对他思想体系以儒学的观点进行评估批判。对于后者，将在以后文章中详加剖析，本文旨在推倒加在孙武本人及其著作上的不实之词，涣释疑窦，揭明真相。
对孙武其人其书的怀疑事出有因，主要基于三方面因素：第一，详细记载春秋史事的原始史籍《左传》《国语》等书对孙武的生平事迹丝毫不曾涉及；第二，《孙膑兵法》在魏晋以后悄然亡佚，两孙子因而被人们混淆；第三，现存的《孙子兵法》一书中多少带有某些战国时代色彩。加上北宋以来疑古思潮的勃兴，孙武及其著作的真实性便成为一桩疑案。
的确，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现在有关孙子生平问题尚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疑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过于简略，仅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然后，就是一则“吴宫教战”的故事，迹近“小说家”言。最后来个概括性的评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不少问题都无法确切说明。孙武的家世背景、入吴动因、最后下落，都是后世追叙甚至杜撰的，方凿圆枘，难以自圆其说。
例如，孙子为田书(孙书)之孙，主要的依据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等材料的记载，多有可疑，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但按《春秋左传》，田书若参与齐国伐莒，当在公元前523年，从其统兵缒城克莒的表现看，田书此时应当青壮之年，否则“缒城”这样的行动，恐怕难以胜任。而孙子见吴王阖闾，至迟不会晚于公元前506年，能写出这样杰出的兵法，当时的孙子也当在三十岁之后，尽管古时早婚，但祖孙之间年龄之隔，按常理推算，实不太能契合。另外，先秦时期并无乐安这一地名，乐安之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汉代有“乐安县”，隶属于千乘郡，春秋时期既然无“乐安”，那么，所谓“食采于乐安”，又何从谈起？
又如，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记载，孙子奔吴的缘由是为了躲避齐国的内乱，“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这同样不合情理：田氏是齐国内部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最后代替姜氏，成为齐国统治者，将姜氏之齐，变为田氏之齐，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田氏代齐”。作为田氏的支蘖，孙子完全可以坐享田氏胜利的成果，而不必跋山涉水，为“避祸”南逃吴国。因此，所谓的“避祸”奔吴之说，似乎从逻辑上也讲不通。
再如，孙武最后的结局，历史上也是说法多样。或讲他“飘然高隐”，不知所终，《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尝云：“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或说他如同商鞅等人一样，被杀受戮，不得善终，《汉书·刑法志》载：“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分歧甚大，让人无所适从。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毕竟连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也讲不清楚的事情，我们今天在没有更多新出土文献做佐证的情况下，也只能存而不论了。
尽管细节上我们已无法追求绝对的历史真实，但是，历史毕竟还有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我们在孙武其人其书的考察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来尽可能接近并了解历史的本相。
众所周知，关于《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自宋代以来，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馀年。论争的焦点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其书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抑或如宋代叶适所言，为某“山林处士”(《习学记言》卷四六《孙子》，中华书局，1977)？在疑古思潮影响下，不少学者不承认孙子拥有《孙子兵法》一书的著作权，也否定《孙子兵法》的主体内容形成于春秋后期。这些怀疑意见总括起来，大抵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论说历史上本无孙武其人，《孙子兵法》十三篇系战国时人所伪托。主张这一说法的人主要有南宋的叶适、陈振孙，清代的全祖望、姚际恒和现代学者钱穆、齐思和等。叶适在《习学记言》卷四六《孙子》中指出：“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论定《孙子兵法》乃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兵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则云：“孙武事吴阖闾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全祖望继承叶适等人衣钵，在《孙武子论》中进一步发挥道：“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鲒埼亭集》卷二九，《四部丛刊》本)姚际恒在其《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中亦唱同样的调子，说：“然则孙武者，其有耶?其无耶……其书自为耶?抑后徒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今伪书考》，《丛书集成初编》本）到了现代，依旧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向孙武及其著述发出诘难怀疑之声。如钱穆说：“其人与书，皆出后人伪托。”(《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又如齐思和云：“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
他们的怀疑依据主要是两点：《左传》等史籍未载孙武的事迹，“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社会状况和战争特色，时代特征明显晚于春秋。由于这一派既怀疑《孙子兵法》其书，又怀疑孙武其人，态度最为坚决，故可以称作为彻底怀疑论者。
第二，历史上虽有孙武其人，但《孙子兵法》一书则断非其所著。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北宋的梅尧臣，清代的姚鼐，现代的梁启超、黄云眉等人。梅尧臣曾作《孙子注》，认为此书非孙武自著，而是“战国相倾之说也”(参欧阳修《居士集·梅尧臣孙子注后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一，《四部丛刊》本)。姚鼐的意见也相同，认为“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认为“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孙子》，《四部备要》本)。梁启超同意梅、姚等人的意见，指出“此书未必孙武所著。当是战国人依托，书中所言战事规模与战术，虑皆非春秋时所能有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考补证》（齐鲁书社，1980）中也认为“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
这派学者怀疑、否定《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的主要依据不外乎一条,即孙武是春秋时人，而《孙子兵法》“所言皆战国事耳”,书中所言战事规模及战术，“虑皆非春秋时所能有也”，因此书的作者不可能是孙武本人。由此可见，这一派在孙武其人其书问题上，实际上是采取了“存其人而疑其书”的态度。
第三，《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实为一书，其真正作者是战国中期的孙膑，即便并非如此，其书也是导源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持这一观点的有钱穆、陈启天等现代学者以及日本学者斋藤拙堂、武内义雄等人。钱穆在否定孙武其人其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道：“《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11页）斋藤拙堂在《孙子辨》中称“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江侠庵主编《先秦经籍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而武内义雄在《孙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中，虽然承认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各有著述，但却认为今本《孙子》十三篇从其内容看，“非孙武所著之书”，而“出于孙膑所作”（马导源译《日本汉学研究论文集》，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0）。至于陈启天的观点，则是折衷性的，他指出，“古人为学，均有传授。孙膑既为孙武之后世之孙，则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成十三篇，而署武之名以行世”(《孙子兵法校释》，中华书局，1947，41页)。尽管如此，陈启天仍认为，《孙子兵法》的真正作者为孙膑。
这一派的观点之所以提出，缘于《孙膑兵法》久已亡佚，而今本《孙子兵法》又多呈战国时代特征，故很自然地将孙武与孙膑混为一谈，将两部不同时代的兵书视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派的意见可以说是“张冠李戴”“李代桃僵”。
除上述三种主要怀疑论外，还有一些影响稍逊的否定观点。如清代牟庭在其《校正孙子》中所谓孙武就是伍子胥，二者实为一人的说法。
总之，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孙武的事迹不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记载，《孙子》一书所反映的战争规模、运动作战方式、注重诡诈权变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如主、将军等）的称谓、文体的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因此，《孙子》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而只能是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晚。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怀疑孙武其人其书的论点不以为然，并撰文予以辩解。主要代表有元末明初人宋濂，明人胡应麟，清人纪昀、孙星衍、章学诚，今人余嘉锡等。如宋濂《孙子辩》中道：“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诸子辨》，中华书局，1955）认为不能以《左传》等史籍不载孙武事迹而否定其人。又如孙星衍在《孙子略解·序》中也说：“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孙武)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问字堂集》卷三，载《孙渊如先生全集》，商务印书馆，1935）从著作体例的角度，论定孙武为《孙子兵法》的作者。
二《孙子兵法》出于孙子，成于春秋末年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关于孙武其人其书真伪的争论延续了千馀年之久，可谓是学术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聚讼。可是，种种怀疑、否定孙武其人其书的论点，多属猜测臆断，既与历史文献记载不合，也与地下考古发现相悖，因此不足据信。我认为，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证据确凿。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一批珍贵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0233号汉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0108号汉简上书“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种兵法同墓出土，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恰与《史记》等史籍关于孙武、孙膑的记载相吻合，这就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孙子》的作者不是孙膑。肯定论者据此认为《孙子》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千年聚讼”已“一朝得释”。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他们依旧坚持《孙子》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参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1979年第7辑；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我认为，《孙子》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孙武撰著《孙子》见于《史记》的明确记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1.孙武曾著有兵法，以此进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2.“十三篇”篇数与今传本《孙子》篇数相符。这是孙武著有《孙子》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战国前期人，他这里提到的“孙”，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膑，这表明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又《吕氏春秋·上德》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两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并著有兵法。高诱更肯定《孙子》凡五千言，与今传本字数相近。其他像《韩非子》《尉缭子》《黄帝内经》《战国策》《论衡》等典籍亦有类似的记载。这些情况表明，孙武善用兵、撰著兵书乃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共识。
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见吴王》及青海《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均曾提到“十三篇”（“十三扁”），且《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之内容与传世本《孙子》内容基本相一致(参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185页)。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武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
第二，叶适、全祖望、陈振孙、钱穆、黄云眉诸人以《左传》不载孙武事迹，而断言孙武非《孙子》作者，或进而揣度孙武与孙膑为一人，或以为《孙子》成书于孙膑之手，凡是种种，多属猜测之辞。因为仅凭藉《左传》之记载有无而论定孙武与《孙子》的关系，其证据显然是贫乏的。这一点宋濂《诸子辩》中即有反驳(见前文)。至于混淆孙武、孙膑为一人，或言孙膑作《孙子》，这一误解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澄清，毋需赘说。第三，否定论者常就战争规模、作战方式、文体特征考论《孙子》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进而判定其书成于战国年间，孙武非其书作者。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看，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一脉相承；而自晚期起，则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映为军队人数剧增，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方式改变。仅就作战样式言，即是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正相生等“诡诈”战法开始流行，过去那种“约日定地”“鸣鼓而战”堂堂之阵战法日趋没落。用班固的话，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孙子》与“古王者《司马法》”不同，集中反映这一历史潮流趋向实属正常。其次，在这一时代变革中，南方地区的吴、楚诸国乃得风气之先者。当时这些较少受旧“军礼”传统束缚的国家，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了埋伏、突袭、诱敌等“诡诈”战法，并经常奏效。孙武曾在吴国为将，深受当地军事文化影响，在其著述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事文化（包括战法）的特点。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参《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所附残简)，指的就是这层含义。所以，不能以战争规模扩大、野战机动性增强等现象来简单地和战国特征划上等号，更不宜由此而否定孙武的著作权。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孙子》一书中也明显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基本特色。如其言“合军聚众”，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主要特点。其言“穷寇勿迫”，其实就是早期战争“不穷不能”“战不逐奔”的翻版。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念，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特征中广义一面的联系。众所周知，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比较少。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退还；公元前612年，晋攻蔡，入蔡，为城下之盟而退师；公元前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等，都是这方面的显著事例。对这类传统的追慕和借鉴，遂构成《孙子》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他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言“仁”而未尝“仁义”并称以及“舍事而言理”的论述风格，均突出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种种情况表明，《孙子》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军事斗争艺术递嬗的深深烙印，它只能成书于春秋期间。
第五，有些被人们用来判断《孙子兵法》成于春秋晚期的史证，其实是一种治学不严谨状态下的“误读”。如，《孙子兵法》中有“焚舟破釜”的文字(仅见于“十一家注孙子”本，但皆不见于“汉简本”“武经本”“平津馆本”“樱田本”)，有人就联想到秦汉之际的巨鹿之战，联想到项羽“破釜沉舟”的典故，于是率而断言《孙子兵法》晚出。殊不知，早在春秋前期的秦晋王官之役中，秦军就用过这样的手段。是役，秦将孟明视统率秦师东渡黄河，为了昭示与晋军决一死战的坚定意志，孟明视采取了“济河焚舟”的做法，给晋军以极大的震慑，迫使其龟缩固守，不敢撄秦军之兵锋，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攻克晋邑王官，取得了春秋时期秦晋交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王官之战爆发于周襄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624年，早于孙子撰著兵书一百多年，孙子在其兵书中引为史鉴，留下“焚舟破釜”等文字，是完全合乎情理与逻辑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子》书中有后人所增益的成分。如其“五行”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主要是两类，一为“五行相生说”，一为“五行相胜说”。另外，还有一种“五行不常胜”说，乃墨家后学的观点。《墨子·经下》云：“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其含义是五行相遇固不免相胜，但并非确定不移，因种种机遇，且能生出变化来，大概是多方可以胜少。《经说下》记载：“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炭多也。”就是“毋常胜”之说。学界多认为，墨家后学的观点所反映的是战国中后期的思想，今本《孙子兵法》云“五行无常胜”，意思接近墨家后学“无常胜”之说，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孙子兵法》一书有一定的后人增附现象。再如，《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孙子兵法》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然而所有这一切，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孙子兵法》作者、其书成于春秋晚期这一基本事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