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竹记》作于贞元十九年（803）春，白居易时年32岁，考上进士已有三年，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在长安校刊书籍。“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尽管“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常乐里闲居偶题……》），而且“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但毕竟还是不错的起点，因为秘书省校书郎虽是闲职，品级不高，只是正九品上，职掌也与直接行政无关，但却为文词清华之选，是文人官僚初仕最有希望的途径，主要工作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技术型的，目的只是让刚释褐的士人，有一些工作的经验，远比县尉的工作性质单纯，元稹与白居易都是由此而进入仕途。上面诗题中提到的“常乐里”，据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位于朱雀门街东第五街常乐坊，是由兴庆宫往南的第二坊，东面离春明门很近，是白居易最初在长安定居之处。
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知名的大都市，白居易来到长安，首要的问题是住在哪儿？虽说他少年时就曾来到京城闯荡，但是真正在长安城落户还是到任校书郎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载：“乐天始至长安，与周谅等同居永崇里之华阳观。至选授校书郎，乃居常乐里，盖此为卜宅之始也。”所谓“卜宅之始”，即出自白居易《养竹记》所云“始于长安求假居处”。不过，据白居易自己永贞元年所作《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诗，居华阳观实际上是在常乐里之后，徐松的叙述尚有失准确。忽略这一细节，同现在的北漂一族相似，初入京城的白居易选择了租房。租住的房子就在长安城常乐坊内，房主原是已故相国关播，唐德宗时曾为检校尚书右仆射。《旧唐书•关播传》载：“关播字务元，卫州汲人也。天宝末，举进士。……建中三年十月，拜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十三年正月卒，时年七十九。”关相国去世六年后，白居易搬入关相国的旧宅，就住在其中被称作东亭的所在，宅院不大，倒很清幽。上引《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一诗还写道：“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馀。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勿言无知己，躁静各有徒。兰台七八人，出处与之俱。旬时阻谈笑，旦夕望轩车。谁能雠校闲，解带卧吾庐。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正可为《养竹记》一文参考。
住进相国府的第二天，白居易在东亭内四处走走，来到东南角，发现这里有一片竹丛，然而这片竹丛却枯黄憔悴，没有丝毫声色。他向相府里的老人家请教，得知这片竹子是已故相国亲手所植，相国六年前去世以后，府内房舍外租，房客常将竹子编筐子、做扫帚，乱砍滥伐，剩下的残竹不足百根，杂草丛生。爱竹之人白居易，有感而发，由物及人，写下这篇托物寓意的散文《养竹记》，以竹子为题咏的对象，将竹子比作贤人，赞美具有正直坚强品德的君子贤人，对肆意摧残竹子的行径表示愤慨，同时，深感人才的成功离不开环境因素，“地虽生尔材，天不与尔时。不如粪土英，犹有人掇之”（《寓意诗五首》其一），竹子和贤人都是由于使用者不同才显示出差别，所以提出应该正确培养和使用人才。
这篇小品文很短，寓意却深远，其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就是借物咏志。宋人刘挚（1030-1097）撰有《和洗竹诗》，洪咨夔（1176-1236）《题刘忠肃〈和洗竹诗〉帖》称刘挚：“《洗竹》和篇与白乐天《养竹记》同意，辟邪卫正，严矣。异时罢相，乃出于所善之杨畏，何荟翳托根之深耶！”刘、白写竹诗文意同之处，即在于借物咏志，辟邪卫正。宋人黄坚选编《详说古文真宝大全》评价白乐天《养竹记》说：“此作与濂溪《爱莲说》相似，一寄意于贤，一寄意于君子，非徒在于竹与莲而已也。白居易字乐天，其人乐易君子也。文字明白平正，不尚奇异深奥，亦与其诗大体相类云。”也看出这篇小品文借物咏志的特点。
白居易的《养竹记》，围绕着竹子展开，记叙中显真意，描写中有见识，二者自然和谐，看似无意，实则藏锋。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来赏读。第一部分开篇不凡，“竹似贤”（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744页），兼含贤德与贤人。以下用排比句式，将竹子的特征和人的高尚品性联系起来，表面写竹，实则写人。这一传统渊源有自。《吴越春秋•弹歌》所载“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还只是客观描写，至《诗经•卫风•淇奥》中的“绿竹猗猗”“绿竹青青”，已开始将竹赋予主观色彩。此后，写竹之篇绵延未断，以赋为主。如初唐许敬宗《竹赋》称其“惟贞心与劲节，随春冬而不变”，王勃《慈竹赋》美其“抽劲绿以垂霜，总严青而负雪”，盛唐吴筠《竹赋》赞其“不规而圆，不揉而直”。而真正确立以竹寄物寓意并比德于君子的文章，应该始于白居易的《养竹记》。文章从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四方面，写出人的品德节操，文字酣畅淋漓，不愧是大手笔。作者对竹的评价，其实就是对贤者的评价，作者对竹的特征归纳得精辟简练，隽永含蓄。古往今来，那些仁人志士不正是这样吗—虚中洁外，坚定正直，光明磊落，处逆境不折腰，陷污泥而不染，在史册上留下美好的一页。
白居易早年笔下的竹意象多用于比德，例如元和八年（813），他以“孤”“直”来喻其友元稹，《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写道：“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中心一以合，外事纷无极。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秋竹正直孤高的品格，见证了文学史上少见的一对挚友的金石胶漆般的友谊。《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又称：“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题卢秘书夏日新栽竹二十韵》则写道：“久持霜节苦，新托露根难。”说明守节之难，于是有《别桥上竹》的感慨：“穿桥迸竹不依行，恐碍行人被损伤。我去自惭遗爱少，不教君得似甘棠。”“迸竹”即迅猛生长的竹子，寓意积极进取。“甘棠”像是勤政爱民，德治化民。“竹”与“甘棠”意象的对比，反映出所憧憬的政治人格理想，以及这种憧憬未能完满实现的自惭。这些皆可与《养竹记》相互参读。
第二部分记叙作者的经历。由于拔萃选及第，在长安租了房子，在房子的东南，见到“丛竹于斯”，但“枝叶殄瘁，无声无色”。原来是主人辞世后，编筐的人砍竹子，扎扫帚的人割竹子。经过劫难，“刑馀之才”，还有什么生气，加上杂草丛生，美好的竹子已被折腾得惨不忍睹。这是多么让人痛心，痛惜之情随之变为愤慨之意。“居易惜其尝经长者之手，而见贱俗人之目”，不甘让竹子就这样面目全非地存在，于是除去杂草脏土，给竹子松土施肥，竹子从破败中解脱出来。“日出有清荫，风来有清声”，竹子是“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多么丰富的想象，那竹子富有情意，对自己的厄运不埋怨，对他人的扶持充满感激。这又是竹子象征意义的凸显。
第三部分卒章显志，是全文精华所在。结出文章题目中的“养”字，点出竹德须养，养竹之德，即养君子之德，贤者之德；与此前许敬宗、王勃、吴筠等人的赋竹之篇那种简单比德于竹的写法，至此真正拉开了境界上的间距。作者从竹子的遭遇，想到贤者被压抑。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各有其别。竹子和草木，就如同贤者和常人不能同日而语，不能使自己惊世骇俗，他们需要爱护扶持，只有这样，美的事物才有价值，贤者才能为国效力。所以在结尾处点明：此文不仅是“贻其后之居斯者”，同时“亦欲以闻于今之用贤者”。从比德于竹到养竹之德，白居易以《养竹记》写出自己对寓意于竹的文学传统的创新。
拓而言之，这一创新出自白居易对竹的热爱，从常乐里开始，还一直延续至“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旧唐书•白居易传》）的洛阳履道里。《吾庐》诗中写道：“履道幽居竹绕池。”《履道西门二首》（其一）则曰：“履道西门有弊居，池塘竹树绕吾庐。”《招山僧》亦云：“欲知住处东城下，绕竹泉声是白家。”大和三年（829），他在《池上篇•序》描述其履道里宅园的构成：“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文中又云“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环池而种的大片竹林，强化了园林的雅致情趣。“竹径绕荷池，萦回百馀步”（《闲居自题》），诗人或池畔闲步、或泛舟池中、或长吟、或酌饮，竹为其营造高洁脱俗的氛围。“日晚爱行深竹里，月明多上小桥头”（《池上闲咏》），“一酌池上酒，数声竹间吟”（《林下闲步寄皇甫庶子》）。触目可见的清竹，是成就履道里池台清幽脱俗意境的重要元素。《秋池二首》（其二）：“露荷珠自倾，风竹玉相戛。”《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深扫竹间径，静拂松下床。”《秋凉闲卧》：“露荷散清香，风竹含疏韵。”《池上作》：“岂如白翁退老地，树高竹密池塘深。华亭双鹤白矫矫，太湖四石青岑岑。”《小台》《立秋夕有怀梦得》《池上二绝》（其一）诗更两次用到竹的意象。《小台》：“六尺白藤床，一茎青竹杖。风飘竹皮落，苔印鹤迹上。”《立秋夕有怀梦得》：“露簟荻竹清，风扇蒲葵轻。”“回灯见栖鹤，隔竹闻吹笙。”可见竹林的幽静，竹间的清风，是白居易内心追求淡泊、闲适的向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而《池上二绝》（其一）：“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写竹阴里与山僧对弈的情境。清清竹阴，寂无人喧，唯闻下子之声，清幽绝俗的诗境，传递出淡淡的禅意。
竹意象本身所独具的幽静淡泊，常见于白居易笔下。例如《东楼竹》：“影转色入楼，床席生浮绿。空城绝宾客，向夕弥幽独。”《新栽竹》：“已觉庭宇内，稍稍有余清。最爱近窗卧，秋风枝有声。”幼竹还没长成，就已感觉到清静之感，更不用说挺拔的竹林是多么的幽静，难怪诗人如此喜爱并付之歌咏。《北窗竹石》：“筠风散余清，苔雨含微绿”“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窗外种竹，以竹为伴。《竹窗》曰：“是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独此竹窗下，朝回解衣裳”“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清风北窗卧，可以傲羲皇”，竹窗下如此宁静舒适，甚至可以傲视羲皇，可见诗人对闲适淡泊生活的欣赏。而一旦远离这种闲适之境，便产生深深的忆念，《思竹窗》：“惟忆新昌堂，萧萧北窗竹。”《玩松竹》：“幽怀一以合，俗念随缘息”“乃知性相近，不必动与植”，性情与竹的幽静特性相近，因此可以抛弃功名利禄俗念，安享淡泊闲适的生活。《题李次云窗竹》：“不用裁为鸣凤管，不须截作钓鱼竿。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诗人并不追求竹的功用，不作“鸣凤管”，不作“钓鱼竿”，只留着“雪里看”。
竹之幽静，令人以宁静安详，使人心绝尘虑；悠闲自得的情趣和理性思辨，于是在不经意间闪现。《池上竹下作》写道：“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外在的幽静与内心的虚静相映衬，营造出清幽绝俗的意境。《竹楼宿》：“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既是诗人以竹为伴的参禅生活的形象写照，也是清竹掩映之下禅机禅趣的自然流露。所谓平常心是道，白居易对竹的热爱与其佛教（尤其是南禅宗）修养密切相关，同时相互促发。像《湓浦竹》：“谁肯湓浦头，回眼看修竹？其有顾盼者，持刀斩且束。剖劈青琅玕，家家盖墙屋。”描写竹多盖房的平常事实。《食笋》：“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盈抱，抱来早市鬻”“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描写最平常的吃饭问题—吃竹笋。《洗竹》：“独立冰池前，久看洗霜竹。先除老且病，次去纤而曲”“小者截鱼竿，大者编茅屋”，描写洗竹的过程和分类。极为普通的小事，成为白居易歌咏的对象，既表明诗人对日常生活的留意，同时也是南禅宗的“平常心是道”这一思想的体现。
在白居易《养竹记》之后，延承其以竹寄物寓意传统并且继续发扬光大的散文作品有两篇值得一提，分别出自刑部侍郎刘伯刍的两位公子。一篇是刘岩夫的《植竹记》，文章明确提出“君子比德于竹”之论，并云：“原夫劲本坚节，不受霜雪，刚也；绿叶萋萋，翠筠浮浮，柔也；虚心而直，无所隐蔽，忠也；不孤根以挺耸，必相依以林秀，义也；虽春阳气王，终不与众木斗荣，谦也；四时一贯，荣衰不殊，恒也。垂蕡实以迟凤，乐贤也；岁擢笋以成干，进德也。”（《全唐文》卷七三九）一连列出竹的八大特点：刚、柔、忠、义、谦、常、乐贤、进德，这也正是君子应有的道德品性。另一篇是刘宽夫的《竹记》，文章认为竹之美，在于“群居不乱，独立自持，振风发屋，不为之倾，大旱干物，不为之瘁；坚可以配松柏，劲可以凌雪霜，密可以泊晴烟，疏可以漏宵月，婵娟可玩，劲挺不迴”（《全唐文》卷七四○），所谓“群居不乱，独立自持”，以及坚、劲、密、疏等，也从另一侧面道出竹之可以比德于君子的特点。
宋代三山先生林之奇（1112-1176）的弟子吕祖谦（1137-1181）编有《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集》，其中选录白居易诗文九篇，《养竹记》即为其一，其馀八篇是《江南遇天宝乐叟歌》《无可奈何歌》《长恨歌》《太行路》《座右铭并序》《太湖石记》《庐山草堂记》《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乾隆皇帝（1711-1799）有《题白居易养竹记》云：“潇洒白少傅，妙理寄清谈。自为养竹记，竹性颇能谙。森森抽枝筱，千头绿玉篸。欲疏不欲密，三昧还须探。亦思觅几个，琅玕栽宅南。”乾隆之弟爱新觉罗•弘昼（1712-1770）亦有《题白乐天养竹记》，诗云：“乐天爱竹取何意，取其劲直耸千亩。亭亭苍秀在我园，萧萧幽韵傍我牖。乐天记竹记何美，记其不凋与不朽。森森密叶待凤来，通中直外耐长久。想彼夭夭桃李花，与彼翠翠岸旁柳。秋风瑟瑟霜露寒，前日妖娇今皆丑。何如此君历四时，翠色不改挺操守。宜乎乐天作竹记，永与松梅为三友。”皇兄御弟二人的共同推崇，无疑对白乐天《养竹记》的广泛流传有引导之功。
而此前的宋代，吕午（1179-1255）《跋漕司佥厅壁书白乐天〈养竹记〉》曾云：“佥所改造既成，靓深闳丽，于王畿漕幕为称。堂后有隙地，同官相与种竹仅百个，翠叶交加，秀色可餐。每朱墨馀闲，启窗视之，心目开明，俗尘一洗。竹之有助于人如此。乃书白乐天《养竹记》于壁，庶几来者知所封植云。嘉定五年闰九月某日，新安某书。”早有先发之功。
续此佳话，1995年，这篇《养竹记》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教授题写，刻碑立于东亭旧址，石碑嵌入一面仿古的白墙之中，意在建构白居易题壁《养竹记》的佳话。白墙的后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翠竹。在西安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在教学主楼以东、东六舍以南的一块清幽之地，又重建了东亭，“东亭”牌匾由启功先生题写，环以茂林修竹，琉璃瓦墙。纪念亭的一侧，是雕塑家陈云岗创作完成诗人白居易的全身立像，昔日的一代诗豪，中立不倚，节概凛然，昂首眺望远方，似乎在追溯大唐昔日的荣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