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魏晋，由于门阀士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这个阶层代表的士族文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而作为其主体意识表现的个性精神和行为也就不断膨胀。“狂放”作为其主体意识和个性精神的表现，得到社会高度认同，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其中竹林名士又具有代表性。不过，与历史上狂放活动的文化内涵不同，竹林名士的狂则完全是脱离功利约束的自由之狂。他们在对现实失望和抛弃社会责任感以后，便以狂放的行为来表现他们对环境的否定和自我解脱：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
礼教要求人们循规蹈矩，温文尔雅，刘伶却非按相反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因为那些被汉儒奉为至圣的礼教，在魏晋文人眼里不过是一堆粪土和“尘垢囊”。他们也很清楚，统治者关心礼教的真正目的，是其政治统治的一种需要。因此他们的个性对礼教的冲击在开始时带有较重的政治色彩。因为魏晋的统治者往往借维护礼教之名来屠杀异己，孔融和嵇康均以违反礼教的罪名获罪致死。其馀的文人既不愿掉脑袋，也不肯违心地屈从统治者及其所维护的旧礼教。在一个不承认不容纳个性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的个性活动只能保持在社会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否则就只能像孔融和嵇康那样。这本身就是对个性的亵渎，也是魏晋文人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根源。他们为受到自己政治上的藐视对象的限制而痛苦，但人们承受痛苦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为了不超出痛苦的极限，他们便以饮酒来麻醉自己。甚至可以说，这些人饮酒的程度，与其痛苦以及个性显现的程度三者是成正比的。他们愈是痛苦，就愈是以酒浇愁，从而愈能显示出个性：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对酒的迷恋，已经到了非醉不可的程度，其背后显然有着难言之隐，这就是政治上与司马氏政权的不同见解。这一点史传中虽未明言，但从他一旦与阮籍、嵇康相识后便“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的记载中，足以证明这一猜测。况且他在干了几天建威参军后，终于因宣扬无为无用思想而被罢免一事（参《晋书•刘伶传》），也都与此说顺理成章。政治上的绝望，把他带入醉的境界；而酒精的刺激，又使他把自己视为世界的异己，使他“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名士传》）。他那篇著名的传世文章《酒德颂》，更是集中表现了他的傲岸绝俗的个性精神。
另一位竹林名士阮籍，其狂放和醉态也近于刘伶，然而其个性的社会批判意义也就更加突出。《礼记•曲礼》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偏偏和嫂子聊天儿，并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按常礼，母丧不食荤，可他在母丧期间却啖酒肉，神色自若。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阮籍却总愿意和邻妇饮酒，并醉卧其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参《世说新语•任诞》）。他的酒瘾—痛苦与个性也并不亚于刘伶，乃至于为酒而去求官：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世说新语•任诞》）
他这样嗜酒如命，也同样说明内心的痛苦程度和个性色彩的强烈。当王恭问王忱：“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忱没从正面回答，却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所谓“垒块”，就是因个性不得充分实现而否定世界，但为保全生命又不能像嵇康那样和盘托出，以此在内心产生的郁结之气。就连司马昭也承认：“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如果留心，可以发现，这些文人的个性表现在反礼教的同时，很注意不因之致祸。可以设想，这种“至慎”需要多少酒精的麻醉，是以多少痛苦为代价所做出的忍耐，这对他们的个性，又是何等严酷的戕害！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89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