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在南方
产房犹如子宫，温暖、动荡。虽然想象了很多困难，可等到临盆时，她才明白什么是生死悬于一线。
疼痛开始如同摇摆的线，接下来像织帛——不是织布，那种帛那样光滑——然后如同裂帛，华丽的声音让她大脑一片空白，可她分明听见自己喊了一声妈，接着就像一种彻底交代，一声啼哭缝合了刚刚破裂的世界……“妈！”二十年来，她第一次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而在此之前，她恨那个她叫妈的女人，正是这个女人在电话里嘱咐她选择剖宫产，说顺产受罪。她想，不就是生个孩子吗？她偏不按母亲说的来。
奇怪的是，就在女儿呱呱坠地之前，那么坚硬的恨突然柔软起来，在女儿第一声啼哭响起时，她忽然泪流满面，她也成了妈。就在那一刻，她知道，原来自己和母亲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远离过。
她拨电话，接通时大喊一声：“妈！”电话那头分明有些迟疑，片刻，那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二姑娘？”她说：“你当外婆了，十分钟之前，我生了个女儿。”母亲忽然哭了起来，哭声越来越大，说：“二姑娘当妈了，当妈了……”突然涌上来的亲情冲撞着喉咙，让她说不出话来，母亲一个劲儿地哭，于是，她默默挂了电话。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因为遥远的母亲，在秦岭之南。此时，她在乌鲁木齐。
她突然想起来，此时这里还是傍晚，老家已经夜深了，隔了两个时区呢。她想，这一夜母亲也会不眠……
那年春天父亲去世之后，生活眼看着变得捉襟见肘，母亲咬着牙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让你们念书。”
话虽这样说，可日子总得一天天过。
远在新疆的伯父写信来，说别的忙也帮不上，但可以帮着养个丫头，这就意味着她们姐妹仨之中有一个得离开。母亲立刻同意了。那年姐姐十岁，她八岁，妹妹六岁，排起来像个等差数列，家里还有多病的爷爷奶奶。重担原来还有父亲扛着，现在全落在母亲肩上。
伯父的那封信在家里起了作用，她们姐妹仨忽然都格外勤快起来，一个比一个乖巧。从小，她就是个敏感的女孩儿，她想自己被送走的概率只有三分之一。可她没有想到，那年暑假伯父回来后，她成了要被带走的人选。她大哭，她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好，是因为她压根儿不想去城里，她要留在母亲身边……姐姐悄悄问母亲能不能代替她去，母亲坚决说不，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被遗弃了。她哭哑了嗓子，恳求母亲，当然没有任何效果。她开始恨母亲，她想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可跟着伯父走的那天，她哭得死去活来。
从陕南坐汽车到西安，再从西安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坐了整整三天，她的眼泪就没停过。她一直在想：以后要是回家，怎么找得到路啊？
她一直记得走出乌鲁木齐车站时，她抬头看了一眼天，阳光那么强，她打了一个大大的饱嗝……
在乌鲁木齐待了一个冬天之后，她接受了现实，偷着跑回家是不可能的，虽然老家的地址她烂熟于心。
于是，她安心地待在伯父家，一旦情緒稳定下来，她就是一个好姑娘。老家的山水人物慢慢隐去，隐在心里，她恨，恨母亲狠心遗弃了她。
伯父隔一段时间会写一封信寄回老家，常常是姐姐回信，内容基本一样，只说家里都好。有一回，伯父要她给家里写信，她试着写“我挺好的”，写完之后，她撕了，她不想让母亲看到她写的字。
十三岁那年暑假，伯父带着她回了一趟老家。那么想回家，回到家她却摆出一副冰冷的样子。因为她看见家里多了一个男人，母亲让她管那人叫爸。她咬着牙，不肯说一个字。
她喝不惯家里的水，因为开水瓶里闪着油花。于是，母亲把锅和开水瓶洗了又洗。她想一个人睡，要干净的床单，于是母亲给她腾了一张床。
她的心是滚烫的，却包着坚硬的壳子。离开那天，她是蹦蹦跳跳走的，从回家到离开，她没有叫过一声妈。
只是，她默默地把平时省下来的零用钱放在母亲的枕头下，把那双新袜子放在妹妹的枕头下，把那支心爱的钢笔放在姐姐的抽屉里。
后来姐姐给她写信说，母亲哭了一场，重复着一句话：“等二姑娘长大了就会晓得的……”后来，她上高中那年又回去一次。那一次，她安静了许多，母亲头上已经夹杂了白发，她也想喊一声妈，可嘴巴像生锈了一样。不过那一次她肯叫继父一声叔叔。那年姐姐考上了师范学校，母亲高兴坏了，因为家里终于有一个“公家人”了。
后来，老家有人来天山淘金，母亲请那人带了几块腊肉过来，捎话让她考上大学后回去一趟……她回去了。母亲把整整一万块钱交给她，却不肯多说什么，只说：“给你准备的学费。”
再后来，家里装了电话，日子越来越好了，只是母亲越来越老了。母亲实现了她的目标，她的三个女儿都成了“公家人”。
她问母亲：“为什么当初不要我了？”母亲说：“等你当了妈，你就晓得了。”
这些年她想了很多办法来理解母亲，可好像都没用。她还是恨，恨母亲强硬地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向……就在此时，她当了妈，她很想念母亲，但怎么想，也不具体。
第二天傍晚，母亲出现在病房门口那一刻，她以为自己在做梦。跟在母亲后面的还有姐姐和妹妹。她一下子蒙了，只一个劲儿地哭。母亲伸着粗糙的手抹她的眼泪，直说：“坐月子，不敢哭啊……”原来母亲昨天夜里就出发了，让住在县城的姐姐和妹妹找车回来拉她，清晨就直奔西安，母亲实在忍不住，第一回大方地说：“咱们飞过去。”她迫不及待地问母亲：“当年你为什么不要我了？”母亲安静地说：“没能生个儿子，我在老家常受白眼。你爸劝我，只要三个姑娘好好念书都成器，也是一样的。他死了，这事我得办。让你跟着伯伯走，是因为你抓周时，一把抓了围裙，你姐抓的是毛笔，你妹抓的是算盘，别人说这是命中注定的。我心里打起了小九九，这老大老小抓的都是‘公家人’弄的事情，只有你抓个围裙，这不是锅前灶后的事情嘛。我就想，让你到城里去，城里台子高啊，说不定也会成器。”她眼里含着泪问：“就因为这个？”
母亲说：“还有一件事咧。有一回下雨，我让你们在道场的地上画以后弄啥，你姐画了带十字的药箱，你妹画了一台电视机，你画了一把伞。那时咱家墙上贴了一张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手里就拿着一把伞嘛。我又在心里打起小九九，莫不是你要成大人物？既然这样，那就让你到城里去，城里台子高嘛……”她隐隐记得，她画那把雨伞，是因为她不喜欢家里的破草帽，可是家里没钱买伞。
接下来的两天，母亲一直陪着她，总有话说，总说不完。她忽然明白，那么恨，其实就是那么爱。
第三天，回到自己家，她给母亲接好泡澡水，然后掩上浴室门。她听见母亲轻轻叫了一声，她打开门，母亲忽然羞涩地抱住双臂——曾经丰满的母亲，已经干瘪。
她说：“妈，怎么了？”母亲说：“我头一回用这么一大缸好水，舍不得。”她说：“那就住在这里，天天洗。”母亲说：“得回去，家里还有个老头子。”
她再一次落泪，母亲就像一棵水仙，努力地开，开出三朵花。她努力供给养分，等花开美了，剩下的才是自己，那么瘦弱干枯，甚至衰朽。
（大彬摘自《北京青年报》2022年1月13日，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