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曲艺的“海外”传播中，其原本所处的特定情境无疑被打破了，随之也就出现了若干类似于“水土不服”的疑问。究竟中国的曲艺艺术应当如何面对海外受众？是否会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呢？
一、曲艺的海外传播
1984年12月，侯宝林先生率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赴美国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地演出，掀开了中国曲艺文化海外传播的崭新篇章。自此，中国曲艺家的足迹逐步遍及全球各个大洲。这一系列的访问演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可以说是大陆演员推动曲艺海外传播的起步阶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春节期间，马季、赵炎先生访问新加坡，应邀录制了名为《笑一笑，少一少》的系列节目，其表演一时间被称为“颠倒众生”。在后来众多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曲艺人士的撰述中可以发现，此次访问最终为相声艺术在新、马等地的生根发芽奠实了基础，可谓功莫大焉。
近年来，中国曲艺的海外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海外交流展演活动逐步地“品牌化”“系列化”。以欧洲为例，自2010年首届“巴黎中国曲艺节”成功举办至今，已经在塞纳河畔连续开展了九届活动；同样，自2013年起，德国“中国曲艺周”展演活动也已经在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柏林和慕尼黑等地成功举办了四届。
这一品牌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曲艺海外传播的重要步骤。这意味着海外的曲艺演出不再是相对偶发的演出活动，而为海外观众带来了较为明确的期待。中国曲艺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在未来，通过各种形式走出国门的曲艺文化交流活动也将继续蓬勃发展。这些对于海外曲艺文化的培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海外文化传播不断繁荣的今天，如何让通过各种方式传播海外的曲艺艺术与文化在受传播地产生更大的影响呢？
每年一次或者两年一次的品牌曲艺展演，为海外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曲艺的窗户。这些远道而来的艺术家们为海外观众呈现的面对面的演出，必然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带来相应的影响和改变。但是，以曲艺艺术而言，仅靠每年一两次的演出活动，实际上并不能满足当地观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以人口分布相对分散的德国为例，海外的展演活动更是难以覆盖广泛的观众群体。这实际上也限制了曲艺文化进一步发挥其所应具备的文化交流的作用。因此，在持续推进曲艺文化海外传播的同时，促进曲艺的海外“落地”很有必要。
“传播”与“落地”自然存在区别。在这个层面上，曲艺如果没有在海外“落地”，则其实并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只有当“橘”真正地“生于淮北”的时候才需要考虑其移植时的水土问题。
二、“曲艺的海外”与“海外的曲艺”
那么，曲艺及其文化真的有可能在海外落地么？人们对话语的选择常常反应了观察视角的不同，其背后其实均暗含了某种前提设定。以国内的视角而言，广大的海外区域自然都属于“曲艺的海外”，是曲艺文化传播的接受方；而若从海外的视角来看，一种“海外的曲艺”未必不能成立，海外或许也能出现曲艺文化传播的主体。
落地自然是这一传播主体出现的前提。所谓曲艺的海外落地，其实现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例如，上述品牌化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本身即是初步落地的一种体现。但在这一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则应是海外曲艺团体、协会的成立和健康运作，并进而作为传播主体，持续地在当地发挥相应的影响力。这些曲艺团体实际上成为了当地曲艺文化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相较之下，它们可以更为频密地举办演出和其他活动，而且其与当地社会和民众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得以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海外进行曲艺艺术和文化的传播。
最终，这些努力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曲艺艺术及其所展现的文化最终能得到海外包括华人群体在内的普通民众的广泛接受、认可和喜爱，并呈现出艺术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这才是曲艺在海外最为实质意义上的落地。
曲艺海外落地的重要性，可以从其几方面的受众进行分析。根据《光明日报》的《2015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的数据，“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00万人”，这构成了数量极为庞大的海外曲艺受众群体。依照受中国语言文化影响程度的强弱，可以大致地分为下列四类受众。
首先，是海外的留学生群体。根据2016年《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的数据，2015年度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总数达到126万人，且在200020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数量以年均18.9%的增长率迅速增长。这构成了海外曲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一群体特点明显：在年龄上均为年轻人，且具有较高的知识层次。在其毕业之后，无论是归国发展抑或继续在海外生活，均将充实到各行各业之中发挥其作用。使广大的留学生群体认识曲艺，喜爱曲艺，无疑对曲艺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其次，是已经在海外定居，长期在海外生活、工作的群体。这一群体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已经获得所在国的“长居”身份或者入籍，但是在语言文化上仍偏向于中华文化的影响。他们对曲艺文化的需求，不仅在于丰富其文化生活，而且也在于构建相互之间交流的场域。
再次，被称为“华二代”“华三代”的群体是海外曲艺的重要受众。他们大多出生在海外，在国籍上多已属于外国人。在语言文化上，他们也是在所在国的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中文已经不属于其母语。他们一方面将参加曲艺演出视为语言学习和实践的活动，另一方面也将其看作自我文化的复归。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曲艺文化上所受到的影响，也将逐步通过其跨文化的交流，更为有效地传播到所在国文化中去。
最后，是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尤其是不断增长的中文学习者群体。中国文化及语言的影响力在海外不断拓张，许多学校都开设了汉语课程。据报道，汉语将被列为爱尔兰高考（LeavingCert）的科目之一。在这一大背景下，曲艺以其根源于语言、文化的特性，不仅是语言学习的手段，也完全可以成为多元文化交融中最为重要的津梁。
实际上，海外曲艺落地的实践早已逐步展开。在海外较为活跃的组织有如澳大利亚的合艺社、加拿大的群乐相声茶社、新加坡的坡曲社，以及在欧洲的法国“中法曲艺文化协会”和德国的“德国相声大会”等。以在法注册成立的“中法曲艺文化协会”为例，名下有“巴黎相声大会”和“巴黎书堂”两个演出系列，基本保持每个月举办两场曲艺演出，多年以来一直在为法国观众展现中国曲艺的特有魅力。
曲艺海外落地的重要性其实无须多言，因为只有落地才是最好的传播。曲艺的海外传播，不仅可以做“宣传队”，还应成为艺术与文化的“播种机”，使得曲艺艺术能在海外生根发芽，在未来得以茁壮成长。
三、所落之“地”：海外情境的确立
在海外曲艺的落地过程中，其关键在于找好所落之“地”，也即确立好曲艺文化的海外情境。
在这一情境中交织着两个“本土”。第一，对于曲艺艺术及其文化本身而言，中华曲艺文化是其最具本源性的“本土”。无论如何，曲艺都应当具备其本身的鲜明特色。对于海外受众而言，也正因其所展现的文化特色，才吸引了爱好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们去欣赏这一东方艺术；如果为了适应现代西方观众而一味地修正自身，反而可能会损害其艺术本身。因此，无论是在艺术规律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遵循其本有的规定性都是必须的。
第二，在曲艺海外落地的过程中，需要注重结合所在国的文化和生活特色这一“本土”，即所谓的“接地气”。曲艺本来就是一种最“接地气”的艺术形式，许多曲艺门类在不同地域的发展中都因不同的地方特色而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乃至构成了不同的曲种。但是，曲艺毕竟是中国的传统艺术，如何接通海外的“洋地气”着实构成了新的课题。对于这一课题的解决，最为重要的还是遵循“艺术来源于生活”的规律。某种程度上，只有长期生活在这一情境之中的作者，才最有可能展现出贴合当地生活的创作。因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曲艺的海外传播的确需要落地，需要那些本身就处于海外情境中的曲艺团体在“海外的曲艺”上的努力。
举例而言，如果在法国、德国或奥地利的相声演出中，适当加入法语、德语以及较为普及的英语内容，则必然会取得极好的反响。但是，这种外语的加入，并不是演员为了拉近与观众距离的“学说方言”式的简单使用，也不是完全通过外语进行叙事讲述，而是将特定情境中的语言进行常用语替换，进而既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而实际上又完全符合海外观众本身所处的语言情境。外语运用的另外一种情形，即是直接巧妙地利用这些外语的某些特点组织包袱，如通过学说不标准的法语，最后制造出一种带有唐山口音的法语的“笑果”。
除了在语言上贴近海外情境，在内容设计中也应努力体现当地特色。如在巴黎的相声演出中，在介绍购买机票的叙事中郑重其事地说明“要是买一张单程票就贵点儿，要是买十张一套的就能便宜些”，而具备巴黎生活经验的观众则立刻就会明白，这实际上讲述的是购买巴黎地铁票的过程。
在曲艺作品上的努力之外，在社团、协会的组织方式，演出的形式等方面，都需要适应其海外情境。一言以蔽之，落地的海外曲艺应当以包括华人在内的当地海外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呈现，这也是海外曲艺应遵循的发展之道。
四、结语
《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这句话本来所强调的，是《尚书》在阐释纵向历史上的作用。现在我们在横向的地理上也借用这一说法。所谓“疏通知远而不诬”，文化传播的一大功效也便在于“疏通”，即通过传播和交流的努力，使相互之间的了解和认知更加准确和清晰，以达到“不诬”的效果。而在“疏通”之后，更重要的一步在于“知远”。对于国内而言，海外自然属于“远地”；更具体的说，对于“曲艺的海外”而言，这块“远地”是植根于不同语言、文化交汇而成的特殊场域。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不断地了解这一场域，更好地认知这一块广袤的“远地”，并最终得以在“知远”的基础上完成“落地”。
故而，“疏通知远”的努力，所追求的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图景：一方面让海外受众能够不断了解中国的曲艺艺术和文化；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对海外情境的不断探索，最终使曲艺得以在海外落地、成长，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贡献力量。（作者：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候选人，法国中法曲艺文化协会联合主席）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