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广播里听王少堂说书是“文革”之前的1964年，刚刚上小学，扬州城的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都能收听。那时有线广播不曾通到家家户户，扬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在小街上数完上百块石板才能听到一节，还没有能够像几年后传达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或播放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唱段那样普及。那是刚刚经历过“三年严重困难”的日子，上午最后一节课总是肚子饿得咕咕叫。中午放学回来，紧忙着把饭扒下去，就等着从五灯电子管收音机里听书了，巴望王少堂说书，比得上最下饭的菜肴。几十年后，研究扬州评话历史，方知清代扬州也有俗说：“要听龚午亭，吃饭莫打停”，大艺术家的吸引力就是这样。听无线电收音机沾光一位1938年的老新四军，这位邱主任转业后与父亲同事，退休后一时没有回到江南丹阳乡下的家，暂住在我家厢房里。他借用公家的电子管收音机（那年头市面上还没有半导体的）听书，扬州评话与他的江南方音竟然没有冲突，每日津津有味准时开机等待（过早开怕耗电费钱）。我就趴在他的办公桌前盯着收音机看电子管在里面微微闪亮，听一个魅力无穷的苍劲声音从喇叭里流淌出来，心神立即就被抓住了，记不得此前此后听哪门学校功课这般全神贯注。大姐有女孩的羞涩，站在天井里听，下雨才挨在门边来。母亲双目失明，坐在正屋槅扇后面听，邱主任当然把音量开得比较大，还问徐师娘听得清楚不。邱主任后来回家乡，活到七十多岁，“文革”中不在了。母亲也辞世几年了，听王少堂说书是她三十岁失明以后最悦耳的娱乐，几年后有居民区“革委会”让人劝盲目的妈妈去跳“忠字舞”，被爸爸冷面挡回去。那段日子的午饭后听王少堂说书，是母亲那一辈人维艰生活中的幸福时光。父亲听书且熟读《武松》整理本，在他癌症最后的日子里，我把王少堂仅仅存世的一段录音（由扬州曲艺团刻录为光碟）放给老人听，只听他在轻微叹息。转眼我已经到了邱主任收听扬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年龄，阅历了不少世界雅俗文化，唯有王少堂说书这个俗世文化渗透在我血液中。后来研究扬州评话、与李真先生合著《王少堂传》等只是一种反哺。那些研究论著在我任教的大学体制中得不到承认，我却看得比有名分的专业教授、博导的教学、科研成果更有价值，研究扬州评话唯恐做得不好，有愧王少堂一辈艺术家。近年在新设专业的艺术理论课程中讲扬州评话，面对研究生，总没有和同龄的扬州老人说得起劲，只好自嘲那是属于老人的文化记忆了。
扬州评话演员王少堂、王筱堂、王丽堂三代合影其时有人闲话：正午12点前后，街上没有多少行人，都在听广播上王少堂说书。扬州的浴室业十一二点开张，来得早的澡客都不肯下池子，坐在铺位上听广播，什么时候书了结才脱底衣，跑堂的服务员也不作兴催，他们也要听书呢。那时扬州城就是东西南北两条十字大街，南北渡江路、国庆路、史可法路，东西江都路、广陵路、甘泉路常常站满了人听书。原来，百货公司员工好事，也不管商品能不能启用，把收音机接上扩音器和大喇叭，一条街成了临时书场。附近富春茶社吃茶点出来的，菜根香饭店午餐的，街边国营、公私合营、个体商店的营业员和业主都听书，极少有人在这种时候买东西讨人嫌。过路的也站住脚，莫忙，听完书再各执其事。国庆路的西边，就是往日王少堂坐镇扬州说书的大本营“教场”，如今不像进“醒民书场”了，省下茶钱、书钱，个个舒服受用听书。扬州城多大，书场就多大。
记得有位小学女同学，背简单的课文肯罚站，偏好絮絮叨叨在班上复述前一天听广播的书词。说到“杀嫂”一段，不知为何她潘金莲名字说不周全，满口嫂子长、嫂子短地把话说错，我心底下总在纠正，只是不如这位同学有表演欲望。有一天，我的优越感变成了虚无，武松正被吊打白虎山，五灯收音机坏了，我们老少呆在收音机边上，里面出来沙沙的电流声音，没有了武松……。第二天早早地，我、大姐跟着邱主任来到他退休的单位，那里装了有线广播。从家里出巷子经过转角代销店（买供应计划商品的粮栈），广播下面也都是等听书的老老少少，生熟面孔。赶紧走到我们的目的地，那里人少，父亲的同事中午大都回家午餐。仰望着挂在房檐下的木头广播盒子，靠想象补上了中间漏听的内容。大姐多了一项任务，回家要学说给母亲听。多年后自责：怎么就没有想到搀扶母亲去听广播，即使不跟邱主任走，去代销店也可以啊！她只要有带给我们快乐的事，总是不假思索就去做的。
从广播听王少堂的书，只闻其声，不见人形，只感受他的声音有一股磁性魅力，把老老少少的精神都凝聚到他说表的人事中。后来研究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才理清其文学性、音乐性、舞蹈性的综合艺术形态的特征。口头文学是通俗的，不然不会深入到我们刚刚入学的小学生心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扬州，真正能读会写的高小以上文化的听众少，俗人居多，王少堂的功夫就在让俗人在听书的过程中通往雅途，第一流说书人的使命是让俗人变成通人。扬州是文化古城，王少堂生活的时代，街面上人谈吐从不粗俗，他们也许就不看书、治学，却由书场中陶冶品行，其得到学问的途径是“耳治”，这也是扬州评话极盛的清朝乾隆年间的扬州府学教授金兆燕的论述。王少堂俗得那样雅，听他说书入耳舒服，往人的心窝膛里去，除了声音悦耳，便是这浅俗中的雅致与提升人情世/事理的认知。至于声音的音乐性，王少堂练过京剧、昆曲，发声清晰，归韵准确细腻，从韵头、韵腹到韵尾，感情的浓淡、智慧的天真世故都在里头，无不处理得有深人雅致的味道。听广播上的书，不能见到的就是那舞蹈性的动作与面部神意。王家说书，首推说表功夫，演意/义寄托于说表。王少堂登台的表演是神意具足，听广播而看不见他的眼神手势，固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领会神意与欣赏动作的机会，但仅仅有说表已经美不胜收了。且一般扬州人“听”书，主要启动声音感官。
1964年扬州广播电台播放的《武松》，不是王少堂七十五岁的现场演出，但也凸显了老艺术家的炉火纯青。他是光绪十五（1889）年出生，少年得志，中年享盛名，老来为天下师。北京侯宝林当面要拜王少堂为师，苏州姚荫梅不仅拜师，且随他在常州多日，听了整整一时节的书，他们可都是名动天下的艺术家。广播上放的录音应是在七十岁上完成，大致是整理本《武松》出版的时候，这个过程已难考证。李真先生和我写《王少堂传》，叙述他在1953年秋天在南京夫子庙魁光阁录《武松》《宋江》两部书，1954年春天转到新街口红楼书场录《卢俊义》《石秀》两部书，王少堂在台上说书，台下钢丝录音技术记录。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扬州广播电台播出的不是这个录音。未经整理的台上演出的《武松》与1959年出版的《武松》有出入，现在保留的武松进景阳镇与打虎的录音基本是整理本的路数。仅举道具证明，王少堂先生抵触肖亦五同志武松用哨棒的建议。他在南京说的是家传书，录音当然没有哨棒；电台播出的有，是王老妥协了的说法。当然，播放的书也摒除了“武大显魂”“蒋忠妻妾斗口”等迷信、沾黄的段子，这些都是“戏改”的成绩。那么，王少堂何时又重新录音的呢？而且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十年后交由扬州播，也不符合体制惯例。历史之难于还原，有些东西在公众记忆之外，于此可见一斑。
无论如何，这总是王少堂七十岁前后说的书。播音中有一种老者阅尽人情、悟透世/事理的世故哲学，语音语调都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苍劲感，它又是在娓娓而谈中缓缓渗透到听者心中。彼时的我只是一个小学生，听一位老太爷说人间世，没有教条的强势训导，态度通达到任谁都可与之论情理。他讲任何地方可能存在的道理，甚至分析老虎的习性、北方人洗澡，听众明知其未必真确，却宁可相信他老人家。这种谈话方式，就是上个世纪的扬州人际交往的方式，是一种与市井不即不离而又趋向雅致的扬州的市民文化，这是千百年造就而又不悖现代生活的艺术精神。王少堂人虽古稀之年，说话底气足、膛音响，仍然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人们都知道“王派水浒”的特点是“说表细腻”，他比父辈与书业同行尤胜一筹。这不需要理论家阐发，普通听众也能感受得到，他们不需要理性的解释，觉得王老先生怎么说都自然合理，也是最好。扬州人如着了魔一样地喜爱王少堂，偏好乃至信仰王少堂，广播把王少堂的书送到他们家门口、耳朵边，怎能不惜福呢？
实事求是地说，王少堂六十年代上广播并不是他自己再次选择“过电”。这一次被尊敬地安排上广播影响更广大的受众，对他的艺术发展与传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此番最高水平的扬州评话艺术与现代传媒手段结合，造福了无数听众，也构建了我这一辈人乐享这一本土艺术的心理机制。正是听王少堂《武松》的广播，激发了我探索本土文化的愿望，成就了我从三十岁上对扬州评话的研究。王少堂是我的艺术信仰的一部分，走到世界上任何与东亚相关的学术语境中，都努力从学理层面去讨论扬州评话，无论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还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或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我这一辈人是当年最幼稚的听众，听书的过程却是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它产生了深刻的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与吸收中滋养了我们。如果对外延不那么明确的“国学”重新定义，王少堂《武松》代表的扬州评话作为中国现代说书的艺术典范，一定是“新国学”中的一种重要元素。
王少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主动“过电”，也是评话历史的一段沧桑变化，及至八十年代，它几乎不存于世人的记忆中。王少堂在五十年代根本没有提起过，上海人淡忘了，扬州文化部门的人也不曾刻意搜求。直到1988年为纪念王少堂诞辰100周年，我和李真先生数次去镇江拜访七十多岁的扬州评话艺术家、少堂老人哲嗣王筱堂先生，听他根根节节谈王家书艺的继承与发展，才知道，王少堂于1934年去上海邱家说“堂书”尽乡谊，另外开辟虹口、闸北一带的扬州评话书场，还在电台拓展出现代传播的新空间。上海之行，王筱堂随行照顾，兼听“还魂书”提高书艺，在父亲悄悄回镇江续弦史惜玉夫人时，他还在电台代说了几天书。其时电台说书靠广告主出资包时段，王少堂先在华东电台说晚上十一点的书，渐渐征服了听众，继而被热捧，受大中华电台、中西电台之约在中午饭后的黄金时间说。1935年初，王少堂在上海广播电台和新开辟的书场两条线上双双获捷。还和梅兰芳、胡蝶一起参与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江西战事祝捷活动出风头，一时有“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之说。这样的活动，王少堂当然讳莫如深。我们从镇江回来，在扬州师范学院图史馆查了1931以后五年的《申报》，固然梅兰芳演出的广告是整版甚或两版，王少堂说书的广告小到与在地的滩簧、独脚戏一类演出等量齐观，仍然印证了王筱堂所言不虚。为此，李真先生根据我有限的笔记，凭他过人的记忆力结合其他来源的材料与想象（如王治平与王少堂的交往，就是他在江苏省交通厅与这位厅级上司日常交谈所得），并融入了一些对扬州评话的理性思考，开始为王筱堂写回忆录《艺海苦航录》。当时盒式录音机虽不难觅，但是我们真没有期待动用录音手段，而且备大量的录音器材也不是那时的个人经济条件所允许的。所以，我们就一次次上镇江，从第一次采访而后五次虚怀求教于王筱堂。我的分工便是着手写《王少堂评传》，其中许多文献是由筱堂先生的口述顺藤摸瓜得来的，也有循径采访在世的书场经营者，如一位还住在教场一带的一位陈姓老太。李真先生写《艺海苦航录》，一边与我讨论，一边说你从他那里受教得益，我也算是投桃报李。还有一点赘叙，王筱堂后来补充记忆：1959年江苏省评话流派会演，少堂老人的示范演出被电影制片厂摄录下来。关于说什么书，则语焉不详；经过文化的浩劫，胶片的下落自然不得而知了。
我以花甲之年追忆两段古稀的声讯，那是王氏父子两代人酷肖的喉音：王少堂娓娓动听说《武松》，声情茂盛；王筱堂侃侃而谈艺苑往事，兴致盎然。这两段不可磨灭的记忆，一段是五十多年前与扬州城几代人一起从广播里聆听说书表演的共同经验，一段是三十年前（1988）与李真先生一道听筱堂先生叙述少堂老人三十年代（1934-1935）的艺坛轶闻。其时，声闻上海滩的王少堂已经故去（1968）二十年，而今，忆念中风流潇洒的筱堂先生，已经往生（2000）十大几年了；而为王少堂传心、为王筱堂执笔《艺海苦航录》的评话作家、艺术理论家李真先生也辞世八年。一个时代的生活记忆，对一个艺术家口述过程的记忆，乃至对共同身临其境者的追忆，可谓是一个套叠的扬州评话前人辞世的叙事；唯一贯穿其间不死的，是扬州评话的艺术。
追回记忆不是简单的怀旧，记忆断片之间是否有逻辑的一致？两段电台说书各不相同，就主体作用的发挥而言，王少堂在上海更具有艺术主体的自觉性。他要在大都市中拓展扬州评话艺术的生存空间，要在那个现代艺术丛林中谋生存、求发展，不无与其他艺术一决高下的雄心。虽然上海不是下江方言的区域，扬州评话的语音劣势没有让他跌跟头，还能够赢得比拟梅兰芳的大名。不必否认，他在上海电台的成功，相当程度也借重了乡土人际关系。如果考虑五十年代初王少堂不在上海履行艺人登记，多少透露出他把握外埠生态环境的犹疑。六十年代在本土扬州录音播放的成功理所当然，但王少堂对这等事情不会太在意，他更看重培养后代艺人，录音的播放不如教学示范更上心，要不他怎肯拿出2000元人民币的巨款资助成立曲艺团呢？前者不会更其增强他的生前名望，后者才是他的主体性发挥的寄托，是他对身后的期待。但是，录音播放客观上强化了评话在扬州人文化生活中的分量，半个世纪以来不绝如缕。正如《武松》被整理掉不少他心爱的成分，但纸质印刷的著作，影响毕竟扩展到了世界汉学范围。将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这个纸质本应该列入现代名著的行列，哪怕它与口传的说书不尽相同。前后两段“过电”的价值意义并不局限于王少堂，从宋代繁盛的说话艺术，这千年活化石的存活更重要，孰料这录音只剩下一段？这个话题，于今说起来也不轻松呢，王少堂真成了古稀的声音！
（作者：扬州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朱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