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吴海涛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的建社初期，大部分编辑是来自上海各大书局和解放区的干部，或是1953—1954年间从全国各地调集的一批专家、学者和优秀教师，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教科书编辑。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开始逐渐有一批从高等院校毕业的年轻人进入人教社，在老编辑的带领下艰苦锤炼，成长为合格的教科书编辑。今天，这些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也都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教科书”。
其实，不少年轻人最初听到要来人教社给小孩子们编书，都是不太情愿的。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饶汉昌就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北大历史系毕业的王宏志也委屈得直掉眼泪。但当他们踏入景山东街45号，看到叶圣陶、戴伯韬、吕叔湘、吴伯箫、辛安亭、张志公、陈伯吹这些令人景仰的大专家们都在这里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地做编辑，当他们得知自己编写出来的教科书要为亿万中小学生诵读研磨，也都渐渐踏实下来了。王宏志分在了历史编辑室。人教社历史室一向名流如云，国内知名的隋唐史专家汪籛、王永兴，思想史专家邱汉生，宋史专家陈乐素都曾在这里工作，还有姚涌彬、吴雁南、金堤、王剑英、寿纪瑜、胡文彦、王小曼、陈梧桐、苏寿桐等，每个人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型编辑。老同志们对这个年轻的北大才女都很关照。王剑英先生对于室内堆积如山的藏书十分熟悉，王宏志查资料找不到出处或找不到书，只要求助他一声，哪怕登桌椅爬到很高的地方他也一定帮忙解决。年近六旬的陈乐素先生一次看到王宏志在写稿子，忍不住说你的字得好好练练，说得兴起还握住她拿笔的手教她，边写边说，“横要横，直要直，不要写得歪歪斜斜的”。小姑娘对这“手把手”的教学还有些不好意思，小学老师也没有这样教过自己啊，今后赶紧练字吧。
人教社一直有“五年也培养不出一个好的教材编辑”的说法，对年轻编辑的训练一向严格，年轻编辑都是在挫折中逐步成长的。进社初，饶汉昌自认为一个堂堂大学数学系高材生编写中学教科书，应该是手到擒来。编辑室尝试交给他一项任务：执笔为教材写一段颇有分量的新增内容，这使他好一阵兴奋。没想到，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初稿却在讨论会上被无情枪毙，理由很简单，中学生根本看不懂，二稿、三稿依然无法通过，他沮丧极了。老编辑这才告诉他：科学理论与中小学教材中的知识是两回事，教材应该深入浅出地以学生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介绍一些较深和较新的科学理论，这项本事才是一个教科书编辑需要长期磨炼的。于是，饶汉昌只好老老实实从头开始，第一项训练是回答读者来信。每年都有大批的老师、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来信就教科书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交流。饶汉昌每一次复信的初稿总是被老编辑改成“大花脸”，多少让他有些尴尬。但耐下心琢磨这些修改，又让他心悦诚服。慢慢的，他意识到这项训练其实是年轻编辑熟悉教科书内容、一线师生情况和打磨文字的好办法。和他一样，几乎每位初进人教社的大学毕业生，都是从答复读者来信开始编辑生涯的。另外，老编辑还教他广泛地积累资料，并做好分类存储，为教科书编写打好基础。平时在报纸、杂志和各类书籍上看到对编书有用的文章、事例、实验、插图、习题，他都如获至宝地扼要摘抄在活页纸上，这个资料库后来成为他工作中的“百宝囊”。
俄语教材编辑高宇征回忆，外语编辑室老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几乎就像带学生一样培养年轻编辑。他为他们制订了业务进修计划，从语言文字、教育理论、教学方法、逻辑学、辩证法，乃至写字改稿规范都一一具体指导。在他的带动下，外语室的年轻人掀起了业余学习的高潮，学修辞、学外语、学教育、学打字、背诗词、写文章……为使大家字迹工整，改稿清晰，张志公要求大家要“写”字，不要“画”字；涂抹字迹不许露“脚跟”，突“肩膀”；行内写不下的字、句，写在近侧的外边，加框拉到位。养成这些习惯实际是练就编辑业务的基本功。五六十年代，社里经常为青年编辑开设“语文讲座”，主讲人如叶圣陶、吕叔湘、吴伯箫、张志公、隋树森、朱文叔、王泗原、张中行、张毕来等，都是业内名家。年轻编辑听他们讲语法、修辞、逻辑知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常识，以及编写教科书的要求和方法等，如同又进了一次大学课堂。
五六十年代的人教社年轻人，都很幸运能聆听老社长叶圣陶先生的亲自教诲。尽管叶老还兼任着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但总会坚持抽出时间审读当年人教社新编的教科书，每个学科每年至少一本，并提出非常细致的审读意见。物理编辑董振邦至今还记得叶老把编辑室的同志们召去他办公室，大家团团围坐，听他一处一处地讲解。叶老最强调写课文要“写话”，语言一定要用地道的口语。比如物理课本在讲误差时写“测量的结果不会与真实值完全一致”，讲用量筒测液体体积时写“视线要同液体相平”。叶老认为，“与”“同”不口语化，这类情况口语中更习惯用的介词是“跟”。课本中单位换算的习题，原来都用“等于”，如“武汉长江大桥长1670米，等于多少公里？”，他建议将“等于”改为“合”，理由是：“合”是“折合”的简称，既口语化，又比“等于”少一个字。在清楚、准确地表达了意思的前提下，他要求教科书文字要越简明越好，能少用一个字就少用一个字。这种教科书的文风，也影响了几代人教社编辑。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年轻编辑逐渐上手开始编和写了，最初是教学参考用书，然后是阅读材料、编制习题，最后才是教科书的正文部分。几乎每个人都有第一次上审稿会“被毙”的经历，让人战战兢兢。王宏志还记得自己写的第一篇课文是《玄奘》，室主任邱汉生、苏寿桐组织全室的人讨论，事先将她写的初稿打印出来分发给每个人。她非常担心，怕稿子被推翻了，面子上过不去。结果，会上大家基本肯定了这篇课文的内容比较适当，也比较生动、浅显，虽也提出许多具体修改意见，但她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当然，他们距离一个合格的教科书编辑还很远，还需要不断磨砺。
年轻编辑还要经过的一项训练就是调查研究。生物教科书编辑叶佩珉在人教社工作54年，她已经记不得自己下过多少次基层。由于生物学课程与农、林、牧、渔等方面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起草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之前，编辑们都要到基层生产单位去调研。五六十年代，老编辑多次带领生物室的年轻编辑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并与生产大队和小队的干部，大田生产经验丰富的农民，队里饲养大牲口和猪、羊的饲养员开座谈会，或者个别访问。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基层实践是：深入中小学课堂。每新编一本教科书，编辑们总要将初稿拿到北京景山中学、二龙路中学或者丰盛学校等定点的实验学校试教，获得课堂反馈的一手资料，之后再修改和完善。那时候，一个年轻编辑的例行工作可能是这样的：上午骑自行车去学校听实验教师的一节课，之后和老师讨论这节课的得失，分析原因，初步提出修改教材或改进教材的建议。下午回到社里，向老编辑汇报并听取他们的处理意见。第二天早上，到了学校先将老编辑的意见转述给老师，确定当天上课的注意要点，接着继续听课、讨论。到了学期末，在老编辑的指导下，年轻编辑还要为学校编制测试题目，统计整理数据，收集学生作品，为实验研究获得各方面的材料。通过参与这样的教学实验和教材研制工作，年轻编辑经历了教育科研的全过程，取得了课堂教学的经验，掌握了以科研为依据并密切联系实际的教材编写方法。
这些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到了八十年代大都成为各个学科编辑室的专家、社级领导，甚至成为全国学科教育的领军人物。时光荏苒，岁月不居，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今天都是耄耋垂老、皓首白发。但那个火热年代的青春记忆，那些同大师们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都是他们一生的财富，也构成了人教社历史画卷中摇曳生姿的别样一章。
（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