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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著者,研究者

时间:2024-11-08 03:02:29


    囗牛瑞雪

[摘要]作为一类特殊的出版物,教材赋予了教材编辑特殊的职责,也造就了教材编辑的编者、著者和研究者等多重复合身份。文章提出,作为编者,教材编辑要执行更为严苛的出版时限和标准要求。作为著者,他们是“三结合”队伍中的一员,不仅要承担教材样章编写、教师培训等基础性工作,更要以全面育人为根本目标,以教育学、心理学、学科发展等相关理论作为编写的指导,在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教学的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完成教材编写的继承与创新。作为研究者,多种形式的研究为他们深入扎实地把握教材的科学性、严谨性提供了根本保障,也是他们作为合格的编者和著者的深度支撑。

[关键词]教材教材编辑教材编写教材研究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在出版领域里,有一类特殊的出版物——教材。它看起来朴实无华,闻起来淡淡墨香,读起来朗朗上口。但在这平凡的表面背后,它却承载着传承人类文明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培养国家栋梁的重要职责,承担着引领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重任。教材是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资源,是教学活动展开的基本凭依。在它无数光环的背后,有一群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工作的教材编辑。他们不仅与普通图书编辑一样,对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敏感而专业,而且有着与众不同的专业特点。

一、严谨而忙碌的编辑

毋庸置疑,教材编辑首先要做一名合格的编辑,要对教材的编校质量负根本责任。曾几何时,人们把教材奉为“圣经”,不容许它有丝毫差错,“一切以教材为准”就是教师面对学生的提问最权威和正确的回答,尽管这种看法已经有待商榷,但人们对教材的要求无疑还是最严格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虽然有三审三校的编辑流程作为教材质量的制度把控,而且内部和外部的审定程序只可能增加不可能减少,但教材毕竟是人为作品,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如果说可以给教材差错一个底线,那么这个底线也是极为严苛的万分之零点二五(一般图书是万分之一)。且不用说政治性和科学性错误,就是一字之差也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而教材编校执行的是“万无一失”的高标准,这也注定了教材编辑工作的“高风险”。

与一般图书编辑工作不同,教材编辑工作还有雷打不动的季节性和时间节点,春秋两季开学“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是教材出版社始终遵循的金科玉律。[1]若是赶上教材国家送审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教材的编印时间就会非常紧张,几乎全体编辑都会加班加点直至搭上几个不眠之夜,才能按时完成任务。

二、传承与创新的编写者

教材编辑,尤其是中小学教材编辑,他们与一般的图书编辑突出的不同点在于,他们不止是编辑,也是教材的著者(编写者)之一。教材是集体创作的结晶。一般说来,比较理想的教材编写队伍应该由学科专家和学科教育专家、一线教师和教研员以及专职教材研究编写人员构成。[2]学科专家把握学科知识的科学性;一线教师和教研员把握教材对于教学的适用性;而专职教材研究编写人员对于国家意志和教育政策的理解更为透彻,加上长期从事教材编写工作,他们要负责保证教材的思想性、继承性和创新性。这个集体的编著团队充分体现了专家引领,互助合作的团队精神。主编通常是学科教学的权威人士,但是教材内容的选定、结构体例的搭建也绝不是一人所定,需要经过周密甚至是激烈的研讨共同制定。当初步确定了教材的基本框架之后,编写团队就要开始撰写样章,也就是给整本教材编写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模板。样章已是成型的小型教材,各个教学模块、呈现方式等在样章中都已表现出来,成为编写组成员分工编写时的范例依据。可以想象,一套全新教材样章的撰写工作充满了挑战和困难,如何体现新的教材编写理念,如何安排教材中各个要素的关系,如何保证教材体系的基本稳定都需要细细思量、积极尝试。更多时候,样章的确定需要经过几轮“被批判—推翻—重新撰写”的过程,其中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都由教材的责任编辑来承担。确定样章之后,编写团队人员将分工撰写各个章节的内容。虽然责任编辑只承担其中一部分内容的撰写工作,但其实他是整本教材的组织者。客观地说,其他作者都没有该册教材的责编更了解教材的整体面貌和细节的处理情况。若遇到有读者来信来电咨询教材问题,那么责编是责无旁贷的首席咨询对象。教材责编在团队中还充当联络员的角色,沟通协调各方意见。查缺补漏的工作也由教材责编来负责,比如为一段文字配上适切的插图,为一项实验提供实施的创意,为一个探究项目提供可行性方案。总之,每册教材责编是都是教材编写的深度参与者,也只有长期稳定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才能胜任。

作为著者,教材作者与一般图书的作者也大有不同。一般作者极尽文笔之能事,突出表达最深邃的思想和情感。而教材的著者,不能运用华丽的辞藻,过于文学化的语言会冲淡学科知识的科学性;不能准确表达缜密的思考,只有深入浅出才能让学生体会得到,理解得了;不能任性地彰显自己独特的见解,教材是国家意志的传播载体,致力于共同价值观的塑造。在教材撰写的过程中,作者要用简单的话说深刻的道理,要把枯燥的知识作形象化的展示。虽然每位教材编辑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个性的文风,但是在教材编写中,一切要从学生的心理成长基础和需要出发,以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增长、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为旨归,要把学科逻辑和学生心理逻辑很好地结合起来。教材不是展示著者高超水平的舞台,教材编写者要蹲下身子来做知识与学生之间的桥梁。

基础教育教材编写者面对的读者是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形式的读者见面会——教材培训。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策划,没有签名赠售的营销技巧,而这些并不会阻挡广大读者积极参与这难得的见面会,以聆听编辑对于教材的解读。在新世纪之交,我国进行了第八次课程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教材也随之进行了大规模改革。面对新的教材,很多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无所适从。各学科教材编辑纷纷赶赴全国各地,宣讲新的课程理念,介绍教材结构特色,指导教学实践。以半天为一个培训单元,有的教材编辑一年的培训量多达三十个单元。教材培训工作主要集中安排在寒暑假进行,从省级培训到县级培训,教材编辑们马不停蹄地从一地转到另一地。条件艰苦的地区,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凉风,但是台上的讲者和台下的听者都无怨无悔。很多人都说中国的中小学教师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教师,你能否也能感受到,中国的教材编辑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编辑?

三、内隐而专注的研究者

编者、著者或培训者都是教材编辑的显性身份,他们还有一个隐藏起来的研究者身份。这就是说,教材编辑不一定具有一个响当当的研究员头衔,所谓研究者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潜心研究的心态和孜孜以求的工作状态。教材编辑的研究工作渗透在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研究叫回复读者来信。刚入职的教材编辑,往往还不能直接参与教材的编辑和编写工作,他们需要磨一磨心性,找一找感觉。回复读者来信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很有深意的研究工作,是每个教材编辑的必修课。读者在来信中反映了他们在使用教材中遇到的问题,反映出他们对于教材的多元关注点。新手编辑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仔细研读教材,查阅权威著作,向老编辑请教,再严肃地付诸书面表达。通过回复读者来信,编辑熟悉了教材,增长了专业知识,增强了沟通能力,还锻炼了文字表达能力。同时,他们也从一封封来信中,感受到了读者对于教材的关切程度,意识到教材编写的重大责任,认识到但凡教材未能交代明晰的,都会给师生使用时带来困惑。伴随着这项非正式的研究,年轻的编辑可以入门了。

第二种研究叫教学实践。教材必须适合于教学,不了解教学的实际,躲在屋里编写是不行的。教材编辑必须深入课堂,大量听课,这样才能了解教学的基本要素和规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至少要深入学校进行一年的教学实习。这些编辑跟随学校老师一起研讨备课方案,进行课堂观察,并亲自授课体验。我国老一辈的教材专家,十分注重到一线听课并做教学指导。长期跟踪式的田野调查研究有利于编辑不断反思教材编写中的问题,并促使他们发现教学中生动的创意,将其作为教材编写的素材。教育的理想未必与现实紧密贴合,如若不了解教学实际,只醉心于编写理论中的理想化教材,对于实际教学不但不会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会损伤教学效果。

第三种研究叫教材回访。即使经过专家论证并通过教材审定使用的教材,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教材编辑会有意识地到各地走访,搜集师生在教材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教材回访的形式包括问卷调查、座谈会、个别访谈等。教材编辑会及时整理并撰写专业的研究报告,提供给教材编写团队,将其作为教材修订或者编写新教材的重要参考。

第四种研究叫课题项目。随着教材编写专业化的提升,很多编辑不满足于工作中的研究工作,而是积极参与专项的学术课题研究中。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三十多年来承担了28项国家级的课程、教材研究课题,课题的主要成员都是本社的编辑。这些项目涉及我国教材发展的历史研究,国内外教材内容和质量的对比研究,教材和教学辅助资源如何配套的实践研究,以及对未来教材形态展望的前瞻性研究等。同时,针对人教版教材研制和试验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如教材纵横衔接、图文适切性、一线教学适切性等问题,人教社还会设定一些专项应用性研究课题。专业化的研究无疑是提升教材专业水平的重要路径。

多种形式的研究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各有功用。“教材编写者首先应是教材研究者。”[3]作为一个教材研究者,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带着一双研究的眼睛和一颗研究的心来从事教材编写工作。也只有以研究者的心态为依托,他们才能成为出色的编者和著者。教材编辑是编者、著者和研究者的复合体,他们承担着沉重的工作责任,也承载着厚重的教育期望,有时还背负了种种误解和批判。但是,这些又有何妨?这个平凡的群体凭借对教材出版事业的敬畏之心,在专业上精进精进再精进,始终不负这份职业的重托。

注释:

[1]《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丛书》编委会.教材多样化的探索和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2.

[2]课程教材研究所.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196.

[3]张贵勇.教材编写者首先应是教材研究者.中国教育报,2012-02-16(5).

(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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