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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洛峰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出版家。在抗日战争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热心出版并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党的出版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黄洛峰读书出版社马克思主义著作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涌现出了一批进步的革命的出版家。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家黄洛峰在热心出版并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有其独特卓越的贡献。
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从党和出版事业的关系角度这样评价黄洛峰：“其中一项突出而富有戏剧性的贡献，就是在黄洛峰主持下，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孤岛，公开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经典《资本论》全三卷，并且穿越战火硝烟辗转运送到大后方的重庆和根据地的延安；在抗战胜利之初，在光复了的上海，又重新印制和扩大发行了这部巨著……为这部大书的全译而费尽心力的王亚南、郭大力，功不可没。为这部大书的出版、发行而艰苦经营和巧妙周旋的黄洛峰，也功不可没。”［1］黄洛峰从步入出版界之始直到他晚年，一直比较明确自觉地把出版并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出版活动的重要使命。
黄洛峰，1909年2月6日生于云南省鹤庆县。1922年13岁时考入云南私立成德中学，与两年前入学的郑易里结为好友。1927年18岁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之时在云南省立一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被任命为中共云南易门、安宁、禄丰三县特委书记。1930年，留学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投入抗日运动。1932年到“上海妇女反日救国会”检查“三·八”妇女节活动时被捕，后被释放。1936年，在上海与李公朴、艾思奇、柳湜、郑易里共同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改名读书出版社）并长期任经理。抗日战争爆发后，读书出版社由上海迁至武汉、重庆。抗战后期，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当局颁布的一系列书报刊审查办法和检查制度，推行压制出版言论自由的法西斯罪行，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在黄洛峰的组织推动下，以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为核心组织了重庆出版业中的统一战线新出版业联合会，联合二十多家进步书店发表了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书，并开展了反对图书报刊检查的“拒检运动”，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撤销了对新闻书报刊扼杀的审查制度，取得了“拒检”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为壮大实力，集中经营管理，1948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成立，黄洛峰任管委会主席。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黄洛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至1954年11月，先后任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办公厅主任、党组副书记。出版总署撤销后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后任文化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65年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等。“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心遭受摧残，1980年11月4日逝世。
黄洛峰于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为中共“八大”代表；1959年后先后为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当选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六十年杰出出版家。
一、出版面向大众的《大众哲学》
读书出版社的前身是李公朴等于1934年创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读书出版社成立后，把出版面向具有初、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读者的图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李公朴、黄洛峰等主持下，陆续出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曾先在《读书生活》专栏上连载，从1934年1月第1卷第1期至1935年年底共刊发24篇文章，后结集出版。1935年出版之时，李公朴在为该书写的编者序中称它是用“最通俗化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2］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短短几个月连印三次，不久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唯物史观，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艾思奇不畏艰险，同年6月改名为《大众哲学》出版。出版家王士菁回忆《大众哲学》出版时写道：“在国民党反动派长期黑暗反动统治之下，进步书刊大都遭到查禁或焚毁，要读到一本好书是多么不易。在那茫茫黑夜中，一本好书在读者思想深处产生的影响确实是难以估计的。那时我们还没有可能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本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就像一支熊熊燃烧着的火炬，不断发出光和热，照耀着我们这一代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们的前进道路。”［3］知名作家刘白羽在谈到《大众哲学》及其作者对自己的影响时动情地说：“《大众哲学》点燃了无数人心灵的火花，引导无数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艾思奇“不但是我思想上的启蒙者，而且是引导我走向共产主义的领路人……延安的一个夜晚，我到毛泽东同志那里去，当我们谈到艾思奇同志时毛泽东同志对我说‘艾思奇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好人’。”［4］
《大众哲学》的出版，在当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1936年10月22日写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中，要求“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其中就包括《大众哲学》一书。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时期也曾多次读过这本书。
《大众哲学》从1936年出版至1949年先后印了32次，发行200多万册，成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当今，在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时，我们还可以从该书中得到启发。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号召全党要学哲学、用哲学，是党的一个好传统，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
二、在烽火连天的“孤岛”出版《资本论》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我党革命历史经验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起了变化。所以，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传播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如1921年9月，在李达的主持下，人民出版社就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出齐。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热心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家一直持续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工作。如在读书出版社成立之后，黄洛峰、艾思奇、郑易里共同制定的该社出版方针是：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长远任务和以抗日救国为现实任务。他们以战略家的眼光、大无畏的精神计划出版“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
郭大力和王亚南通力合作，从1928年开始翻译《资本论》，几经磨难，历经十年之久。其间曾与一家经济实力雄厚的出版社联系出版，却遭拒绝。两位译者与读书出版社联系出版。经过艾思奇、郑易里、黄洛峰商议，同意出版，并同译者签订了出版合同，双方规定：出版社每月支付郭大力40元作为预付版税；为保证支付资金正常使用，特意从出版社总资金中提出一半2000元在银行单列账户，作为专门支付译者使用；译者应排除一切干扰，按时完成翻译任务，等等。正当《资本论》翻译出版工作进行之时，形势突变。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8月13日战争硝烟在上海燃起，艾思奇奔赴延安，郑易里留上海租界，黄洛峰转移至武汉。郭大力将第1卷译稿交给郑易里。此后，为了人和译稿的安全，郭大力转回江西老家陆续进行《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翻译工作（其中部分由王亚南翻译）。郭大力将译稿寄往在武汉的黄洛峰，黄再将译稿分批寄给在上海的郑易里。为保证译稿质量，郑易里接译稿后对照日文校阅全部译稿，又请《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对照英文校阅部分译稿。由于大后方的印制条件远不如上海，黄洛峰果断决定派懂得出版的行家万国钧赴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帮助郑易里处理印制难题。历尽艰险，1938年8月至9月，这部200多万字的三卷巨著《资本论》终于在被日军包围的上海“孤岛”出版了，当时的知名人士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都曾预订了这部书，该书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它显示了黄洛峰、艾思奇等的远见卓识，也在现代出版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曾经有人为此写过这样一段虽然不确切，但也不无道理的话：“当年中共起家，得力于艾思奇《大众哲学》与郭大力、王亚南所译《资本论》两部书，六十岁以上的读者，或尚能忆起这两部书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不亚于数十万赤色大军。”［5］1978年，黄洛峰在揭批“四人帮”诬蔑三联书店的一次会上回忆：“‘读书’（即读书出版社）出了《资本论》，茫茫中国大地上，在党的领导下，举起了马列主义的火炬，虽然不大。那时出的马列主义的书，尽管翻译水平不够理想，但这工作是很有意义的。”［6］
《资本论》出版后，摆在黄洛峰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将书从上海运送到大后方的桂林、重庆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资本论》在上海印了3000套，第一批2000套包装了20大箱，从香港绕道广州，可广州当时已被日军占领，这批书在战火中全部损失。黄洛峰很快电告上海再印2000套，并将上海剩下的1000套满足当地需要外，其余经广州湾（湛江）内运，又不幸遭法国殖民当局扣留，幸由郑易里找到与法国总督有同学之交的人从中疏通，才运到桂林、重庆。为了将这批书运往延安，黄洛峰安排读书出版社桂林分社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办事处有车前往延安运送纸张和印刷器材，才把书安全送到延安。
《资本论》的出版是在特殊年代、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一方面，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搞分裂，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对进步文化进行“围剿”。因而“《资本论》的出版和发行成了双方关注的大事，马克思主义者为之欢欣鼓舞，而仇恨马克思主义者则恨之入骨！其焦点都集中在《资本论》发行人黄洛峰身上。他自己的精力，在这个时期，几乎全部贯注在《资本论》上，从译文、出版、印刷、运输、发行一直到到达读者之手，每道工序，每个环节，都刻印着黄洛峰和其他参与者辛勤劳动和闯关过卡的智慧”。［7］
任何一部书出版后，其自身的价值不可能由书本身自发地产生，只有通过图书评论和广告宣传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资本论》全译本第一版很快售完，由于在八年抗战之中，未能有机会再版。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洛峰下决心在上海再版《资本论》。但此时蒋介石挑起内战，国共两党和谈破裂。面对种种困难，黄洛峰义无返顾，终于在1947年将该书再版。为了扩大宣传，他和范用精心巧妙地制作了下则发行预约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