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编辑不应随波逐流做信息泡沫的推手，而应坚守不变的价值观，依托逻辑判断力、辩证思维力和历史观察力，成为众声喧哗中的稳压器。这不仅是新闻编辑的个体问题，更是专业新闻机构存在的理由和进路。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编辑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一、编辑：从“声音最大”到“最容易犯错”
在报社等传统新闻机构，编辑总是“声音最大”的那个人：他忙着打电话给记者核实细节，协调拼版人员和美术编辑设计版面，督促校对的进度……由于编辑往往在一个领域工作多年，他对于自己分工的版面熟悉并敢于担责，始终处于新闻生产的中枢。
然而，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当新闻编辑平台变成《人民日报》式的“中央厨房”、《广州日报》式的“开放编辑部”，甚至《纽约时报》式的“新闻实验室”时，编辑就成了“最容易犯错”的人：需要处理的稿件来自四面八方，有报社记者发来的新闻稿，更多则是网上传播的未经核实信息；面对的任务不再是截稿时间必须完成的一块新闻版，还要不断通过新闻网站、APP产品、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发布动态，以免落在竞争对手后面；既要负责自己熟悉的领域，又要随时处理完全陌生领域的信息。“声音最大的人”，现在变成了压力最大甚至是被指责最多的人：漏发重要新闻、错发虚假消息、慢发最新动态……
在融合发展的热潮下，新闻质量正在出现严重滑坡，这已成为业内外共识。居于关键位置的新闻编辑自然成为各种失误、差错的重要当事者。2016年4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报了15家媒体发布虚假失实报道的查办情况，其中，由于编辑工作失误、把关能力不足造成的失实报道超过一半。更严重的是，编辑普遍流露出新闻质量难以把控的疑虑。据调研，目前北京市主要新闻单位均已开设大量自媒体账号，其中一些著名账号如《北京日报》的“长安街知事”（同时运营同名APP产品）、《北京青年报》的“团结湖参考”，《新京报》的“政事儿”“剥洋葱”等已成为网络新闻重要转载源。考察发现，这些自媒体账号的运营主体其实都是编辑个人，内容往往根据资料整合发布，编辑个人能力决定了运营质量。由于人手有限，媒体官方微信、微博编辑普遍没有具体的领域分工。比如，《北京晚报》新媒体部三名编辑负责每天更新全部微博、微信、APP、头条号、搜狐自媒体平台的新闻，一名值班编辑在工作时间内需要面对近百名不同领域的记者，同时要监控网络热点。
高负荷下，新闻质量的稳定甚至成为苛求。《人民日报》检校组组长、主任编辑卢玉华介绍，尽管近几年报社新招检校人员全部为重点大学毕业生，但只能“管好”报纸版面，没有力量应对处理海量信息的“中央厨房”机制和以人民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北京日报》“长安街知事”APP责任编辑表示，其个人每天要负责全部稿件的内容质量审查，因为报社没有相应的编制来增加人员。
二、新闻编辑生产要素的三个变化
作为新闻质量的主要责任人，新闻编辑面对的质量风险，隐含着这一新闻生产关键岗位的要素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
（一）劳动对象：从面对半成品到直接面对原材料
新闻编辑的基本劳动是处理信息材料。《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认为，所谓材料就是“事物和事实的各种形态、各种性质、各种来源的表象、表现、反映和记载的总称”［1］。它既包括第一性的表象材料，也包括事实的叙述、转载、记载等第二性材料。过去，这些材料到编辑手上时，已经初步具备新闻的一般要素，他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取舍、核对、加工。现在，编辑要面对大量来自网络空间、未经专业核查的原材料，信息是否真实、内容是否准确、态度是否客观，以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判断。
以2016年北京“雷洋案”与2003年广州“孙志刚案”报道的比较为例。2003年，各媒体的国内新闻或者深度报道版的编辑上班时面对的，是来自成熟报纸（《南方都市报》）近乎完美的新闻成品：专门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在有经验的责任编辑帮助下，从选题开始全程合作，稿件一方面尽可能翔实地还原了被收容者孙志刚死亡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以极大克制抑制了个人情绪在报道中的渗透，保证了事实“第一性”。［2］其他媒体编辑在转载、评论、布置记者跟进报道时，也就有了基本可靠的出发点。后续报道虽经多层次扩散，但主体事实始终清晰，推动了社会共识的形成。
十几年之后，媒体编辑面对北京“雷洋案”时发现，始发报道来自“知乎”网帖，事实与情绪、猜测与臆想混杂其中，之后的跟进报道只能根据猜测或者片断展开，舆论迅速走向情绪化、片断化、极端化，甚至造成了由事件引发的社会情绪对立，事件本身的真相则被抛进了舆论的暗沟。
两例报道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可以看出，编辑的“劳动对象”十几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报纸的式微，舆论场中专业、可依赖的内容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自媒体的兴起和社交网络的泛滥，却产生了大量无序、待查证的碎片化原材料。
（二）劳动关系：从面对熟悉的人到面对陌生人
过去，编辑所接触的对象，主要是记者、通讯员和可信赖的信源（如新华社、重要合作媒体等）；现在，他需要和社交网络的匿名人士、微信上据称可靠的“内部人士”、APP弹窗援引的“外国研究人员”打交道，这些陌生人可靠吗？编辑们怎样才能确认自己不被欺骗？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他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了解、熟悉这些“陌生人”。同时，过去需要核实信息时，编辑的第一反应是给记者打电话，由后者找到跑口单位的负责人求证。现在，当他希望记者向有关部门深入了解信息时，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我们的官方网站上有表态。这就把编辑直接推上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前线。
（三）劳动者：从“稳定的时空感”到“紧迫的时空感”
“时间和空间，以及时间和空间的产物，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框架”。［3］在传统的报社，以截稿时间和发行范围为标志，稳定的时空感使编辑工作有条不紊。现在，编辑要同时面对两张编辑台：一张台前，他继续着有节奏的版面编辑工作，把新闻插进习惯的时空格子；另一张台前，他则在不断打破这种节奏，接收并处理突然到来的网络信息，许多时候，消息上网之后，他才发现标题中还有错字。
《人民日报》北京分社社长朱竞若这样形容这种变化：“现在的编辑压力巨大。过去我们就服务于《人民日报》，报纸以二十四小时为周期，内参以一周为周期；现在，人民网以分钟更新；《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更以秒速更新。”她形容这种状态为“疲于奔命的紧张。”［4］
正是在“疲于奔命的紧张”中，越来越多的编辑放弃了新闻价值底线，把传闻作为新闻，猜测作为结论，个人观点作为官方声音，成了“信息超载”的职业推手，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三、编辑：变与不变中的坚守与前行
新闻编辑面临的困境是新闻机构现状的缩影。应对新挑战，媒体需要从各个方向重新出发。在重新出发的道路上，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意识到，新的挑战更需要新闻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和价值观坚守。曾担任《时代》周刊主编、现任美国次国务卿的理查德·斯坦格尔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交流后，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写道，这是一场“关于（变化的）新媒体与（不变的）价值观”的精彩对话。［5］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郭庆光则概括说，新闻人需要坚持的核心原则不会变。［6］
关于新闻编辑的价值观，有各种表述，普遍强调要追求新闻的真实准确，推动公众知情和社会进步。那么，“编辑人”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如何才能坚守住“不变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坚守首先取决于对新闻编辑的定位：究竟是大编辑还是“新闻民工”？大编辑是媒体强调的一种理想化编辑角色，它要求编辑不局限于文字、版面、形式处理，而应该居于新闻的采集、整理、发布中枢，统筹各方资源。与之相对应的，是“新闻民工”。进入新世纪，中国媒体编辑发展轨迹掉头向下。在编辑思想上，网络造成的“鼠群效应”使过去稳坐中军帐的编辑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热点快速扩散迫使媒体急于表态，而不是拿出力量深入调查。在组织架构上，报纸纷纷取消深度报道部，转为跟踪网络快速报道的多媒体中心或机动团队。具体到编辑个体，则反映为对编辑能力的要求从主要强调策划、判断、组织信息转为快速复制、粘贴的执行力。
编辑的“新闻民工”定位不是优化了新舆论场的传播，而是不断吹大网络营造的信息泡沫。当噪声无处不在、新闻精品鲜见时，人们开始在良莠不齐的传播丛林中重新寻找那些具有判断力、分析力的大编辑。以“Curation新闻”（精选新闻）为代表，出现了雅虎新闻摘要、《纽约时报》“NYNOW”等一批致力于精选精编的新媒体，其操盘手多是资深编辑，在编辑思想上重新开始强调专业判断力。
这是理解今天新闻编辑定位的起点：回到重视自身价值和能力的大编辑理想，而不是沉沦于简单重复劳动的新闻民工现实，有了这个判断，才有从以下三个方向重新出发的可能。
（一）编辑的循证力：用逻辑和常识的力量核查新闻
近年来，关于事实核查类新闻的实践与讨论日益增加。美国杜克大学新闻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2月，全球共有96个事实核查类新闻项目，其中多数以独立网站形态存在，比较著名的“Politifact”网站还推出了自创的真实性测量仪。一些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循证新闻或者求证新闻，认为这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技术以及实证方法的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方式。［7］
这种“新的新闻生产方式”更可以理解成是对编辑循证能力的再强调：能否科学地使用演绎、综合、推理等逻辑工具和方法，在复杂的碎片信息时代开展有效传播。分析国内外事实核查新闻的基本模型，无论是利用大数据还是云计算，最终的核查仍然以编辑为中心。所谓的测量工具也是由编辑主导。在“真实性测度仪”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三人以上编辑评议小组，在审核记者提交的初步意见时，它依据的标准主要来自逻辑和常识——当事人前后说法的一致性，类似报道的真实性记录等。美国“卓越新闻项目”的负责人更把标准细化为编辑“怀疑性认知方式”的六步：识别自己所接触的是什么内容，识别一篇报道是否完整，评估信源，评估证据，确定证据和结论的关系，寻找到真正的新闻。［8］
（二）编辑的思辨力：用哲学原理还原割裂的事实
新闻工作者总在追求经得起考验的事实性真理，然而，“事实必须从整个事件的混乱状态中被挑选出来，然后才能编撰成故事以便以某种视角来讲述”。［9］
事物之间总有必然和偶然的联系，新舆论场的传播却越来越以割裂事物联系的面貌出现，新闻事件变成了脱离实际场景的片断、标签、流行语。轰动一时的“我爸是李刚”案中，最初的消息将事件定性为“公安局长儿子仗势行凶”后，媒体蜂拥而上，直到近一年后才有报纸还原现场发现，这是嫌疑人被抓时“求情”的话，而网络语境下的传播却“有意识”地将嫌疑人说话的内容与情境分割，为事件贴上了“官二代”标签。
如果说面对虚假不实报道，编辑需要利用常识循证，那么，面对被割裂的新闻碎片，编辑的责任在于重建事实与观点、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个别事实与整体事实的联系，以使新闻处于它自身所处的联系世界中。
（三）编辑的判断力：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当代
1917年，蔡元培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作序时，即提出“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也”。［10］作为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奠基者，甘惜分教授晚年也提出“新闻与历史同一论”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懂得这一点，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他将会懂得今天的事件的来源，他将懂得他的笔下非比寻常。他自己就是一个当代史家，他将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当代，他的观察就会深刻得多。［11］
只有站在历史高度考察新闻，才能使新闻报道从对一家一户的起居关注变成时代风貌的记录者，使新闻的“内容有远的东西、大的东西，具有时代的精神，时代的气息”。［12］可惜的是，快餐化新闻消费方式正在侵蚀对编辑的这一要求。今天，人们已经很难从媒体上看到如范敬宜当年所写的《两家子公社干部开始睡上安稳觉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这样“用事实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怀疑、抵触的同志”的报道了。相反，由于缺乏对历史的基本判断，许多报道像哈哈镜一样惹人发笑。
历史观对于编辑价值判断更起着基础作用。“新闻界有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目标的呈现与阐明的责任”。［13］“报社、记者都有各自的立场，或者说是历史观，这和他们的关心方向和对新闻的价值判断紧密相关。”［14］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把握世界新闻发展规律，看清今日各种现象的本质：网红新闻如同“黄色报纸”时代敏感主义新闻的翻版，而对于严肃新闻的社会期待，正推动网络时代“纽约时报”的出现。
总之，新与旧总是相对的。“我们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去哪儿了？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去哪儿了？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去哪儿了？”基辛格在讨论互联网时代信息、知识和智慧的关系时引用诗人T.S.艾略特在《磐石》的合唱词中的诗句后说，“信息要想真的有用，就必须被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经验之中，逐渐成为实用的知识”。［15］新闻编辑在今天遇到的所谓“新”挑战，其实是新闻世界里的旧问题：信息与噪声、表象与真相、事实与判断……编辑的任务仍然是寻找“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只是任务更加艰巨，既要在回归中坚守，又需要在分析新事物、新问题、新现象中与时俱进。
注释：
［1］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29.
［2］陈峰.孙志刚事件采访记.今传媒，2005（3）：28-29.
［3］PresidentoftheBritishAssociation，1934.CitedbyF.M.Cornford，“TheInventionofSpace，”inEssaysinHonorofGilbertMurray，London，1936.
［4］详见2016年4月11日朱竞若在北京市人大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5］详见2016年6月14日RUC新闻与传播公众号。
［6］详见2016年5月2日作者对郭庆光的访谈。
［7］傅华.论循证新闻的方法与意义——一种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生产方式创新.中国记者，2016（6）.
［8］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陆佳恬，孙志刚，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9］汉娜·阿伦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38.
［10］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71.
［11］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80.
［12］李普.记者甘苦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89.
［13］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8.
［14］中马清福.报业的活路.崔保国，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10.
［15］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97.
（作者单位：北京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