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除了概括介绍《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的主要内容、观点外，重点从编辑学学科史、学术史角度出发，论述了该书的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即系统总结了编辑学研究60年的历史，全面勾勒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脉络；系统阐释了编辑学的学科内涵，对编辑学学科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编辑学编辑学研究学科史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林中，编辑学是新学科、小学科。1949年，中国第一部命名为《编辑学》的著作在广州出版，标志着中国编辑学的诞生和编辑学研究的开始。从1949年到2009年，我国的编辑学从无到有，编辑学研究由浅入深，历经一个甲子的辉煌，研究成就斐然。2015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姬建敏编审的新著《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以下简称《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对我国1949~2009年编辑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释。
一、系统梳理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脉络
《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作为姬建敏同志主持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的结项成果，分引论、正文四章和结语三部分，煌煌43万余言。引论主要论述的是编辑学的产生、发展、研究现状及其编辑学研究60年的特征、意义、规律。第一章“原始科学阶段（1949~1978）的编辑学研究”主要论述的是1949~1978年我国编辑学研究的整体状况、重要著作。这个阶段的整体状况是编辑学研究零星、散乱，分为“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前和“文革”开始后两个阶段：“文革”前虽然没有形成气候、成果也不多，但“崭露头角，充满生机”，“文革”开始后则“满目萧飒，一派凄凉”。重要著作则集中在对书刊编辑学的研究上，像开创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李次民的《编辑学》、新中国第一部编辑学专业大学教材——《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我国第一部研究杂志编辑的学术著作——香港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台湾地区陈石安的《新闻编辑学》、荆溪人的《新闻编辑学》、张觉明的《现代杂志编辑学》等，香港、台湾地区的编辑学研究是这个阶段的亮点。第二章“常规科学阶段（1979~2009）的编辑学研究”先是十年为一个阶段系统阐述了1979~2009年我国编辑学研究从复苏、崛起到深化发展、转型的进程，即1979~1989年为复苏与崛起期，1990~1999年为深化与发展期，2000~2009年为研究转型期；再是全方位探讨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重要论著、重要人物、重要期刊、学科建设、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一纵一横，较为客观又简略地勾画了编辑学发展的历史向度。第三章“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学术理路探究”突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我国编辑学理论、编辑实践、编辑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其中对编辑学理论流派现象的研究，对“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内涵的解读，对多样化编辑形态的总结，对编辑史研究焦点的提炼等，都不乏创新性和时代性。第四章“我国编辑学研究的重点案例剖析”挑选的是在我国编辑学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编辑学会、《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栏目重点个案进行分析，前者是引领我国编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团体，后者是教育部高校社科学报“名栏”。结语是总结过去60年的研究，展望未来编辑学的发展。可以说，引论是形而上的宏观概述；第一、二、三章是中观层面的重点呈现——先以时间为序梳理了编辑学研究60年的历史进程，继以横向视角围绕史、术、论探究60年研究的学术理路；第四章是形而下的微观阐释；结语是高屋建瓴的全面总结，再加上附录“我国出版的编辑学著作一览表（1949~2009）”，可谓纵横交错，点面结合，前呼后应，立体、全面地展现了60年来我国编辑学发展的不同状况和编辑学研究的不同特征。
综观全书，“既注重编辑学研究60年整体风貌的扫描和观照，又突出编辑学研究当今困境与未来走向阐释和探讨”；既勾勒了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的基本脉络与逻辑线索，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原始科学阶段、常规科学阶段的学科史两阶段论等重要观点；既凸显了中国编辑学研究的系统性与发展历程，又具有扎实的材料基础和鲜明的理论取向，可谓一部全景式集纳梳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编辑学研究的精深之作。
二、深入研究了编辑学学科史
一部优秀的学科史必然是一部优秀的学科思想史。《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不仅系统书写了编辑学研究的历史，而且详细追溯了编辑学产生、成长的历史进程。该书以西方学者托马斯·库恩的“范式变革”的科学发展模式为依据，从原始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的维度和视野出发，全面审视了中国编辑学发展的路径，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编辑学的发展——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幼小、稚嫩，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9年抽枝、开花、结果，有着与新中国同命运曲折进步的重要特征；中国人自主创造的编辑学话语体系，既充分体现了中国本土实践经验，又具有国际示范价值，学科体系传播与建构充分彰显了新中国6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编辑学作为一个学科，编辑学理论、编辑实践和编辑史这三个部分是其基本构成，并且这三个部分作为编辑学学科的内在结构，“互相依存、互相推动、互为制约，共同决定着编辑学学科发展的进程”。其中，编辑学理论研究是编辑学科发展的基础，是“编辑学研究的重头戏”，是真正引领编辑实践发展和阐释编辑实践发展的学科内核；编辑实践研究是编辑学学科性质的必然要求，“编辑学不仅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而且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应用学科”；编辑史研究是编辑学科研究的文化基础和思想之源，是彰显编辑学学科发展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重要方面。鉴于此，作者专章（第三章）从理论、实践、历史三个层面深入解构了60年来中国编辑学发展的轨迹，强调编辑学研究的60年，从本质来讲就是一门学科发展的60年，编辑学的发展遵循并反映着一门新兴人文学科发展的规律，编辑学60年发展的最大成就是实现了从科学到学科发展的初步转变，建构起了历史、理论和业务三个维度的中国编辑学学科大厦。
不仅如此，该书还深入地揭示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了编辑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史研究的意义。该书指出，“编辑学的产生、发展源于人类编辑实践中的矛盾，社会现实中永恒的矛盾则推动着编辑学研究观点、方法不断进步”，编辑学学科的发展既受编辑学科本身的矛盾关系即内在节律的影响，也受外部系统即政治运动、社会变迁以及编辑实践本身变革发展的制约。60年的发展有着历史阶段性特征，前30年更多的是学科范围的拓荒和研究路径的探寻，后30年则是学科的提升和研究的转型、深化。“中国编辑学学科的发展有着与生俱来的学科特色，那就是与编辑出版学教育紧密相联，共生共荣，呈现出交互作用、共振共鸣的学科发展动力。”编辑学学科史研究的意义，在于“总结经验、展示成绩、激励当今、开创未来……”。如此等等，不管是纵向的过往钩沉，还是横向的史、术、论探究，都以一种总结反思的理路来观照60年编辑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确凿的史料、客观的描述、多维的视角、独到的见解，为编辑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借鉴，对编辑学学科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其他已出版的编辑学著作相比，王振铎和赵运通的《编辑学原理论》、靳青万的《编辑学基本原理》等偏重的是编辑学理论研究，阙道隆等的《书籍编辑学概论》、徐柏容的《编辑选择论》等偏重的是编辑实务研究，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等偏重的是编辑史研究，邵益文的《20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丛林主编的《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偏重的是编辑学研究某一时段的某些内容，而《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对编辑学学科史的研究，则更加深入、系统、创新。
三、以创新理念为编辑学修史立传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作为一部为编辑学、编辑学研究系统修史立传之作，面对编辑学产生、发展的60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展的6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斑斓多彩的内容，纷繁复杂的头绪，使该书匠心独运，具有突出的创新理念。
第一，创造性地以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论作为纵向描述60年编辑学研究历史的逻辑架构，以史、术、论的三元学科构成模式横向铺陈编辑学研究的几大模块。纵向以时间为经，将60年的编辑学研究明确划分为原始科学阶段（1949~1978）和常规科学阶段（1979~2009）；横向以编辑学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和科研成果为纬，经纬交织，史论结合，既从时序上理清了60年编辑学研究发展历程，又能横向针对编辑学研究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既有真实的历史厚重感，又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第二，创新性地对中国港台地区的编辑学研究、编辑学理论流派现象、编辑出版类期刊的发展、编辑出版教育的分期、中国编辑学会的学术贡献等进行研究，丰富了编辑学研究的内容。比如，该书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港台地区编辑学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对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陈石安的《新闻编辑学》等港台地区的代表性著作进行了成书背景、内容构成、特点与意义方面的细致分析，相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编辑学研究成果的“稀疏”，这些内容不仅使编辑学研究60年具备了更好的历史衔接性和区域上的平衡性，而且弥补了学界对港台地区编辑学研究较少的局面。再如，对中国第一本编辑学论著、第一本编辑学大学教材、第一本杂志编辑学内容的解读，对编辑出版类学术期刊数量、特点、发展状况的分析，对中国编辑学会、《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栏目的研究等，基本上都是新的材料、新的数据、新的内容、新的观点，如此这些，也就使该书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创新性。
另外，该书“作者善于从尘封已久汪洋大海般的资料中细心搜索，加以鉴别梳理、提炼，在资料收集中基本上做到了全覆盖”（宋应离《序二》），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既有60年著作、人物、期刊等内容的统计，又有结合编辑出版实际的细致论证，特别是在整体的逻辑分析过程中，渗透了作者对编辑学与编辑学研究的基本观点与理论取向。可谓“观点鲜明，成一家之言”“是一本好书”（邵益文《序一》）。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对编辑学学术领军人物的研究显得不够深入，希望作者在未来的研究上有所弥补。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