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时合影
中央文史研究馆旧址—北海静心斋
中央文史研究馆现址—前门东大街11号从北京前门向东约二百米处，有一处幽静的院落，院子的东北角，青松掩映下还有栋古典欧洲风格的二层圆堡式建筑，这里曾是荷兰使馆旧址，1981年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驻址。人们熟知的柳亚子、章士钊、齐白石、陈半丁、张恨水、陈寅恪、李淑一等都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袁行霈相继担任馆长。
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先设在北海公园内的“静心斋”，馆址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的。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在石家庄对他的师长符定一先生说，共产党对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学者的生活应有一个安排，要设一个机构。1949年12月2日，毛主席在给柳亚子的复信中又提到“文史机关事”已交周恩来办理。
嗣后，毛主席、周总理请符定一、柳亚子、章士钊诸位先生筹备建馆，并提议林伯渠、齐燕铭同志负责计划此事。1951年6月，符定一致信毛主席，反映社会上有一批文人耆宿生活无着。毛主席立即在信上批示：“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1951年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了。成立时，董必武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讲话，他说，今天政府约集到馆的先生，皆耆年硕学，或为全国知名，或是一方之望，这比前人可以说毫不逊色。他指出，毛主席著作中有不少关于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意见，那些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应当作为我们研究我国文史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
文史研究馆聘任符定一为第一任馆长，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为副馆长。另聘有文史研究馆馆员：王治昌、田名瑜、邢赞亭、邢端、宋紫珮、志琮、邵章、康同璧、周嵩尧、查安荪、夏仁虎、唐进、陈云诰、陈半丁、黄复、叶瑞棻、巢功常、齐白石、齐之彪、刘武、刘㛃园、潘龄皋、萧龙友、罗介丘、梁启勋。
符定一：毛泽东的老师周恩来总结符定一的一生，认为有三大贡献：一是首先发现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有用人才；二是建党初期，支持党的活动、营救党的领袖；三是晚年参加反蒋斗争，对建设新中国有贡献。
符定一是毛泽东的中学老师，他上课时有一个口头禅：“你认得几个字？”1949年冬天，毛主席邀请符定一、章士钊等民主人士进中南海叙谈。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候，特意背诵了一段庾信的《谢滕王赉马启》，然后风趣地问符定一：庾信能认得几个字吧？符定一悦服地笑了，也把他的思绪带到了从事中学教育的时日。
符定一于1908年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回湖南执教，历任岳麓书院院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湖南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符定一任省立一中校长，招收新生时，发现毛泽东“为中国有用之才”。
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报考者众多，毛泽东脱颖而出，在入学国文考试中名列第一。符校长和老师们非常欢迎毛泽东入一中读书，但当他们看到毛泽东，都不相信他这个生长在边远的山村，只读过半年小学堂的乡村青年竟能考出那样好的成绩。于是，符定一校长做主，为他加了一场面试。
第二天，符定一和一位国文老师商定了文章题目，把毛泽东叫到一个单独房间，要求他限时作文，由符校长亲自监考、面试、批分。考试的结果是：毛泽东这次所写的文章，比入学考试的作文还要好！
符定一执教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阅卷时，不禁拍案叫绝，挥笔在卷上批道：“历观该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人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矣！”
毛泽东入学后，符定一给予他语言文字方面诸多指导，又经常为他讲解古典文学作品，传授爱国主义思想，从此师生来往甚密，情谊弥笃。毛泽东只在省立一中呆了半年，他认为自修是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便向符定一说出自己准备到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的学习计划。符定一极力挽留，最后尊重毛泽东的选择，寄予厚望。就这样，过了半年，毛泽东回家过春节，当他父亲得知他从省立一中退学，强令他一定要考正规学校，否则就断绝他的生活来源。新年刚过，元宵节前，毛泽东又来到长沙城，前往符定一家给老师拜年，同时征询老师报考哪类学校。符老师认为不宜再进中学就读，应该选择一所专门学校。他建议毛泽东去报考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教师，走教育救国、教育兴邦之路。毛泽东采纳了老师的建议，不久便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3年，符定一被补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他一直记挂着自己的这位学生，常常利用回乡的机会打听毛泽东的情况。1925年，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养病，不料遭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军警的追捕。此时，符定一正好回湖南省亲，闻知此事，便凭自己宿儒的身份和赵恒惕是小同乡的关系，从中疏通，力陈他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为毛作保。费了一番周折，终于使毛泽东化险为夷，脱离虎口。
毛泽东和符定一在延安时合影
毛泽东致符定一信1926年6月，符定一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但做了不到一年便辞职，专心著作《联绵字典》。此书多收双声、叠韵和失音的字，包括虚词，按部首编排，用反切注音，意义有不同，皆分条注释，一一列书证明，广征博采，其稿本多达八十七册，计四百余万字，叠起来有数尺厚。此外，符还著有《新学伪经考驳谊》《说文本书证补》《说文古籀本书证补》等，可谓“著作等身”，“学高为师”，堪称文字学专家。
作为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还追随着学生的理想、事业。1946年6月，符定一通过叶剑英与毛泽东联系，毛泽东邀请他赴延安共商大策，符定一偕女儿欣然前往。到延安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对解放区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并号召人民群众跟共产党、毛主席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9月，符定一辞别毛泽东，返回北平，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并扩大反蒋统一战线，向教育界文人学士和亲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优良作风。
1947年，符定一被国民党逮捕。毛主席闻讯，电请叶剑英组织营救。北平各大学著名教授八十余人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报纸全文转载。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只得将其无罪释放。
1948年10月，符定一由北平城化装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
1948年底，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949年初，毛主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符定一积极响应，他和先后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在元月22日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中共中央对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解放后，符定一更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8月，毛泽东和柳亚子在一起
毛泽东致柳亚子信柳亚子：卓越的革命诗人
毛泽东1949年4月29日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记述了他与柳亚子的交谊：“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在与毛泽东“饮茶粤海”之前已声名显赫。早在1909年，他在苏州创立文学团体南社，借以宣传革命，辛亥革命后，柳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旋即辞职回到上海，任《天铎》《民声》《太平洋》三报主笔和文艺编辑，著文反对北洋政府，名重一时。
1926年国共合作中，柳亚子以同盟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召开的“二大”上，堪称国民党元老的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年5月，他到广州参加国民党执监委员会，蒋介石强迫通过了打击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而当会议表决时，他与何香凝不举手，坚决反对；也在这年的5月，他与毛泽东“饮茶粤海”，侃侃而谈，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1945年，“叶正黄”时节，毛泽东赴重庆（渝州）谈判，柳亚子到毛泽东下榻的“桂园”拜访，当面赠诗一首给毛泽东：“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并称毛泽东是“弥天大勇”，在与毛泽东的数次面谈后，听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倍增钦佩之情，回到家里，作诗二首赠给毛泽东，其中有句：“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此间，柳亚子正在编一部《民国诗选》，他想要扩大选诗范围，首先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当时社会上，读过毛泽东诗词的极少。在国统区最先流传的还是转引自斯诺的《西行漫记》，柳亚子根据当时流传的版本抄了一份请毛泽东亲自书录，并校正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字。毛泽东却将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书赠与柳亚子。热心的柳亚子把毛泽东的词和自己的和词传扬出去，几经传抄，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响。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就忧心忡忡地对蒋说：“（毛泽东）这首词填得非常得体。刚才布雷给几位词家看过，他们一致认为气韵高华，词采明丽，同时寄托遥深，现在好多人在为毛泽东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他们都在唱和着。先生想想，我们谈判还没完毕，毛泽东已在重庆引起很多人的重视，这后果不是值得考虑吗？”蒋介石很恼火，便组织一些人填词，但都自叹弗如，反被毛泽东的词给“压下来，比下来”了，更让蒋害怕的是，人们从词中能读到如柳亚子所评价的那种“帝王口吻”。
1945年10月，柳亚子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1月与谭平山、李济深，陈铭枢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任文教主任委员，同月返回上海，1947年10月由上海迁居香港。1948年1月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这时的他热心政治却置身于革命洪流边缘，多有失落之感。1949年3月，他应毛泽东电邀赴北平。住在六国饭店的民主人士中有几位配有专车，而他却“出无车”，行动不便，想去香山凭吊的愿望都难以实现，很是烦恼，情绪低落，牢骚满腹，还多有杂事相扰。
柳亚子剑匣酒杯七言联纸本有一件小事使他很不愉快。他抵北平之初，就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政府聘他所赏识的范志超为秘书，并且当面向毛泽东提出，毛主席说：“欢迎欢迎，但我们还是包干制。”事过几日，上级仍未通知，柳亚子急不可耐，索性自发聘书，落款是“吴江一品大臣柳亚子”，聊以自嘲。但不知何故，有人叫范志超少与柳亚子接近。
毛泽东知道了柳亚子的不满后，便于1949年4月29日，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劝他放大眼量去衡量，不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柳亚子后来住进颐和园，毛泽东还曾携女儿一起与柳亚子泛舟游园，切磋诗艺，他们都对园中的昆明湖情有独钟，觉得观鱼胜过南方的富春江。
作为一位诗人，柳亚子特别重视文学的思想性，其诗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撼人心灵的力量。毛泽东对他的诗文很是欣赏，曾赞誉：“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茅盾称他的诗为“史诗”，称他“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
柳亚子还是后明史的研究者，他筹备设立文史研究馆就希望在这个机构中能完成他的后明史（南明史）的研究，但在编撰过程中，脑病复发，南明史研究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一大遗憾。
1956年，周恩来出席“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仪式”，并与齐白石亲切交谈
1952年，毛泽东致齐白石信齐白石：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齐白石的诗书画印，堪称“四绝”，他自己概括为：“诗第一，治印第二，绘画第三，写字第四……作画凡数千篇，诗数千首，治印亦千余。”
1872年，只有9岁的齐白石，上不到半年学，就辍学在家，一边砍柴放牛，一边读书写字。12岁时开始学木匠，15岁时又转学雕花木工，手艺出色，他小时候叫“齐纯芝”，于是“芝工匠”便小有名气，客气些的，当着他的面叫一声“齐师傅”。
齐白石20岁那年，出外雕花时，在一个主顾家里，看到一部《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才知道些许花肥叶瘦，着墨的浓淡、远近、先后、配合、渲染。因为买不起这套书，他就从主顾家借到家里，买来素纸、颜料、画笔，每天回家，用松油柴火为灯，精心地一幅一幅地勾影起来，从画谱的第一页开始，花了半年时间，把这部《芥子园画谱》，除了残缺部分外，全部勾画出来，装成十六本，还精心地设计了一个漂亮的封面，可以说，这奠定了他学画的基础。从此“芝师傅”会画画在乡间不胫而走。
1889年，白石的女儿已6岁了，他才真正拜了地方上的名士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绘画，习诗文、刻图章，兼作画工。白石70岁时曾写有《往事示儿辈》，诗中就说：“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描绘了他当时刻苦学习的情景。
从1902年到1909年的八年间，齐白石“行万里路”，先后五次游历大江南北，游历了陕西、北京、江西、广西、广东、江苏等地，观赏名山大川，结识渊雅之士，观摩古碑珍藏，开阔了胸怀，扩大了眼界，把祖国的山水胜迹、草虫花卉、人情世态一一收入画卷。游历回来，在家乡一住就是十年，潜心“读万卷书”，写字、作画、写诗、治印，刻苦磨练，已是自成体系。
1919年，齐白石定居北京，以卖画和篆刻为生。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决定在画法上有更大突破。有人对他说，改变了画法，别出蹊径，恐怕更不合时人之意，说不定给人称作旁门左道了。而他却认为：“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这就是为人称道的齐白石的“衰年变法”。继承前人，又不拘泥于前人，融会了传统写意画与民间绘画的表现形式，“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朴质，色彩鲜明强烈，格调清新隽永，已臻巧夺天工之境。他的画笔“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尤精于花鸟、草虫和鱼虾，他画的虾，寥寥几笔，形神兼备，动感极强。
解放前，齐白石颠沛流离，对社会多有不满，尤其对官僚深恶痛绝。他画有一幅不倒翁，题的诗更是入木三分：“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新中国成立后，他欣然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的名誉教授。1950年4月，他受毛主席之邀，与毛主席共进晚餐，作陪的是副主席朱德等同志，这令他欣喜不已。
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陈半丁与周恩来亲切交谈
陈半丁旧地焕成新世界130×96cm纸本设色1964年北京画院藏
叶恭绰松纸本设色1952年，他当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那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他为拥护世界和平，并祝贺大会的胜利召开，费了几整天的时间，画了一张百花与和平鸽“丈二匹”巨幅，用盛开的百花象征胜利，鸽子表示和平，这使他赢得了国际和平战士的声誉。同年他还与友人合作绘制了《普天同庆》赠送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后，曾写信给齐白石对作者们致谢。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荣誉奖状。这段时间他所作的画充满对新中国成立和幸福生活的赞颂。
1954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次年6月，他与陈半丁、何香凝、于非闇等十四位画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集体创作了巨幅《和平颂》，献给了大会。12月，他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的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荣誉。
陈半丁：树人品树画品启功先生回忆起陈半丁先生说，此人看似黑瘦矮小，但艺术成就很高，是著名的国画家。
陈半丁出身贫寒，六岁丧母，由外祖母、祖母教养到十四岁，便自出家门谋生，爱上国画，便对艺术矢志不渝。他早年得到任伯年、吴昌硕传授，又广泛吸收了明清陈白阳、徐文长、石涛、恽寿平、华喦、李鱓诸名家画法。他擅长写意花卉、山水、人物。以花卉见长，状物描情，生动自然，形神兼备，设色芳丽和谐，具秀润苍古之意趣，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书法自成体系，由“二王”入手，兼习褚遂良、李北海与米芾之笔意，形成自家体系，遒劲、秀健、严谨，尤以行书为佳。他诗书画印浑然一体，享誉甚隆，他的配画诗文，紧切画题，白而不俗，淡中有味，配画的篆刻，古朴天然，金石味极浓。
陈半丁更有“二树”主张，他的画室冠以“二树学堂”之名，一为树人品，二为树画品。他的“二树”可由他刻的两方闲章中见到一斑，一为“强其骨”，一为“不使孽钱”。他担任不同艺术院、会的领导职务，尤以“二树”艺品艺德为人称道。
古稀之年的陈半丁更以旺盛的精力投入艺术创作。抗美援朝期间，他以极大热忱参加书画义卖。他的画被作为“国礼”赠送给许多国家元首和攻府首脑。1955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陈半丁绘制了八尺整纸的《达摩像》，自题五言诗：“佛自西方来，乐在东土住。今日送将归，多情勿忘故。”外宾们得到此画，非常高兴，这幅画作还得到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赞誉。
陈半丁常为宾馆、客厅、礼堂义务作大幅装饰画，与美术界的同道如齐白石等创作的《和平颂》《五一颂》《百花齐放》《普天同庆》等更为人推重。
其他馆员第一批馆员有位天津人王治昌，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王光英的父亲。他早年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商学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商界谋职。抗战初期，日军曾多次请他出任官员，并游说其夫人，王治昌都坚决回绝，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为时人折服。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王治昌房产丰裕，建国后，他把在北京西单旧刑部街32号的一所住宅五十余间房子，除四间自己留用外，全部无偿提供兴办托儿所，这对解决当时干部、职工托儿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叶恭绰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第一任副馆长，是著名的学者、书画家、文物鉴赏家、爱国人士。他做过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次长兼铁路总局局长，做过孙中山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部长、兼理广东财政厅厅长。他早年致力于交通事业外，于书画、诗词、文物鉴赏无不精通，书法上工于楷、行、草，主张以出土竹木简及汉、魏、六朝石刻写经为宗。他用笔运腕，独有心得，笔法雄强朴厚，妍媚动人，信为当代高手。他的画则多以竹梅松兰，尤善画竹。他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使之不流入外国人之手，购了许多字画、碑帖、瓷器、孤本、善本，外国难得之禁物与故宫禁物，装成八大箱，不致毁于兵燹。一次他以重金购得稀世珍品、晋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真迹，慨然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其后，又于八十高龄时，陆续将自己藏品捐给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以垂永远。
第一批中央文史研究馆员中还有位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秉承家学，擅长诗词书画。她的画情趣天然，笔法苍古清隽，有深厚的功力。她曾将其父书写的中堂赠于中央文史研究馆，苍劲的行书写的是：“宇宙谁开辟，江山此郁盘。”
1951年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时的第一批馆员已全部谢世，由于资料所限，无法一一介绍。这批馆员大都经历过新旧时代交替，其阅历异常丰富，他们的学术思想、爱国义举、人格力量无不感召后人，可谓功高仰照。
■责任编辑：陈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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