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鸿收藏部分汉碑
孟昭鸿著作书影我的祖父孟昭鸿（1883-1947），字方陆，中年更字方儒，别署放庐，斋名宁远堂、静远堂、静修堂，山东诸城人。他是近代著名金石书法家、诗人，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名继垚（1800-1862），字学山，清道光庚子（1840）举人，曾任江苏震泽（今苏州市吴江区）知县，颇有政声，有《静远堂诗存》传世。他的父亲名广琛（1832-1890），字献廷。曾任户部行走、主事，援例为侍郎。亲殁，不乐仕进，归隐乡里，图书庋满架，坐卧其中。工诗善书画，搜罗名人墨迹甚多，有《双松书屋诗稿》传世。我祖父兄弟三人，他居末，性格敦厚谨慎，富正义感，不妄交游，毕生致力文史考古研究和书法篆刻。
诸城地近琅琊，秦琅琊台刻石为声名显赫之古碑，世传久佚。1921年，受县教育局委托，祖父等二三人前往琅琊查访。此时琅琊台早已土境荒毁、高台颓败，仅可见夯筑残迹。他们便在琅琊台下四处勘寻，逐石查检，终于在海滩上发现秦琅琊刻石的零星碎石。又经四下访听，乃知碑石有的被当地百姓搬回家，或垒猪圈，或砌院墙，他们便逐户登门搜寻，然后一点点仔细拼合，可仍有缺失。第二年，他们又去琅琊台，遍访周边庙宇村庄，终于将缺失碎石找齐，命工匠黏合，竟成完璧。此刻石即秦二世元年（前209）胡亥东行郡县时，于琅琊台所立，史称“琅琊刻石”。碑文如下：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琅琊刻石修复完成后，孟昭鸿等遂将其运回诸城，置于超然台东南三十余米处的教育局办公室东壁闲屋内保存，直至1937年底。孟昭鸿以教育局长口吻拟写了一篇跋语，记述此事，又亲笔用隶书书写，命工匠另刻一石黏于原石之旁。跋语如下：
吾邑琅琊台秦刻石残蚀破碎，或传倾落海中。中华民国十年，景祥承乏邑中教务，迭奉省令保存古迹，遂属县视学王君培祜亲往琅琊台从事搜寻，见零星断石弃置荆棘中。地处海滨，保护匪易，恐日久沦没，乃亟运城中。详绎其文，尚多残缺。翌年春，王君复往访诸道院及台下居人，又得数石。综校前后所获，竟成完璧。爰命工黏合，嵌置教育局古物保存所中。二千余年古物，由破裂而完成，非有鬼神呵护，曷以致此。因详书颠末以志欣幸。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识，孟昭鸿书。
孟昭鸿系寻找刻石主导，但为表谦逊，跋语只记叙同道，而未提及自己。此秦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孟昭鸿以教育局长口吻所撰跋语相印证，孟昭鸿在他的《放庐笔记》中写道：
吾邑琅琊台秦碑距城辽远，久传已堕海中，故拓本稀如星凤。中华民国十年，王君孝甫（景祥）长教育局，迭奉省政府令，保存古迹。嘱县视学王君景羊（培祜）往访，见已残破，其碎石有在台下庙中者，遂辇之入城。计石已成十余片，爰命工黏合，竟成完璧，置于教育局中。余与王君秀南（熙麟）亲与其役。碑中“成功盛德”之“德”字，拓本久已漫漶，余细审之，乃为苔花侵蚀，以指剔之，字画显然，曷胜愉快。丁丑事变，县署又毁。当局者因拆砖建置营房，移此碑于北城墙下天齐庙中。呜呼，先秦碑碣仅此片石，世变沧桑，保存匪易，为之三叹！
与跋文稍有不同，以谦逊的笔调略提他自己在发现琅琊刻石过程中“亲与其役”的实绩和愉悦的心境。
祖父书法耽乐汉隶，藏拓甚富，曾自治长印“诸城孟氏宁远堂所藏汉碑百种之一”以钤所藏。喜法《张迁》而参以《华山》《礼器》《史晨》等碑笔意，谨严古茂，卓然名家。治印胎息秦汉，又博采高南阜、丁敬身、邓石如、杨龙石、吴昌硕诸先贤意趣，用广途辙，朴茂凝重，老健雄深，有《放庐印存》《放庐藏印》传世，又曾搜集高凤翰所治印百余方成《南阜印谱》一卷。为嘉惠后学，1925年纂集成《印字类纂》十二卷。越二年，另成《汉印分韵三集》一书。这两部书均于1932年由上海西泠印社刊行，为古文字学家容庚，书画篆刻家潘天寿、邓散木所称赏。多本启蒙篆刻的书都把它列为最佳工具书。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汉印分韵》正集、续集、三集重新编排成《汉印分韵合编》再版，至今仍为治印者必备之工具书。他的老师郭金范先生为《汉印文字类纂》作序是这样说他的：
孟生方陆天姿超逸，博学多能，而尤癖于镌篆。自其少时即寝馈于斯，数十年乐之而不厌。……每叹集字诸书不赅不遍。因仿梅氏《字类》，发凡起例，画分部居，另为《印字类纂》一书，剖析毫芒，抉择疑似，去取精审，诠释详明。印非目睹，概从割爱，较之前人增字万馀，且留其有馀，以待随时之赓续。然则是编之出，虽不敢谓遂集大成，要亦可称后来居上，其必传世行远无疑也。
祖父还是一位藏书家，他有一首说及藏书的诗，是辛亥革命后避难归家所作：“牙签十万富收藏，一邑人推静远堂。三世校雠多善本，只今零落旧缥缃。”从诗中可得知辛亥革命前家中藏书“几为一邑之冠”，从我高祖到我祖父三代进行过书籍的校雠。听我父辈说过，我的高祖宦游江南，那时江浙一带盛行私家藏书，诸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等皆其著名者。说不清是哪个藏书家败落了，要出售所藏，我的高祖与其同僚便买了下来。据说他解组归家带回的全是书籍。那时代的藏书绝非今天的洋装书，最低也应是明版吧。据研究者说，他的藏书仅次于聊城海源阁。然他生不逢时，遭遇的第一次兵燹就是辛亥革命，因他参加了县里的革命独立，并被选举为议员，清兵破城后他出逃避难，家中驻了兵，所藏书籍被焚烧用以熏蚊。乱定收拾，损失大半。后经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我祖父弃家避难青岛，即“倾其所有于飞烟荡烬之中”了。
祖父还是一位诗人。他的朋友评论他的诗“律切精深，词旨安雅，不艰涩以立异，不涂泽以为工”，“抚时感事，虑远思深，……尤得风骚之遗意焉”。我祖父一生饱经沧桑，亲历过辛亥革命、丙辰独立、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尝尽了战争的辛酸与苦难，他却始终满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强烈的爱国思想流露在他的诗文中。他的青年时代正是清王朝临近灭亡的时候，内则政治腐败，统治者丧权辱国，官僚醉生梦死，贿赂公行，人民饱受压榨涂炭，无以为生；外则强邻环伺，国家经济命脉多为帝国主义者所控制。面对这一现实，在他的《杂感》诗中表达了极端的痛恨。如“国政纷纭乱等麻，不堪涕泪望京华。专横内监惟行贿，斥逐言官为触邪”、“强邻环伺虎狼如，要害多成胡贾居。境土真同俎上肉，居人已似釜中鱼”。那时他一度到北京，亲眼看到首都的情形，写有《题酒家壁》一首，诗曰：“举目山河异，无聊作远游。前途尽荆棘，何处遣牢愁？世事分内事，心忧天下忧。佯狂燕市酒，歌哭古神州。”他是一个正直清高的读书人，绝不与权贵们同流合污，也绝不巴结贿赂他们。离开北京时，他有诗句“京华漫灭怀中刺，大笑出门归去来”，显现了他在乱世中的高尚情怀。后来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仍然十分骄傲，写道：“颇足自豪惟一事，曾无名刺到公卿。”“五四运动”时，县城学生开会演讲，高小学生王伯年啮指血书“宁死不当亡国奴”七字。激于学生的爱国热情，他赋诗赞曰：“望断桑榆泪眼枯，血书七字胜兵符。中华自有真男子，宁死不当亡国奴！”北洋军阀混战时，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等接连不断，忽友忽敌反复无常，争城夺地此去彼来，而人民就在这水深火热中苟延残喘。也就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者加强了侵略活动，发生了五卅惨案、沙基惨案等一系列枪杀工人、学生、市民的大流血事件。我祖父有一首诗作了如实描写，抒发了他对军阀的憎恨，诗题《偶成》，诗曰：“同泽同袍互战争，年来谁败与谁成？敦盘几日方修好，兵甲今朝又背盟。不惜国家拚一掷，多残民命问何名？纷纷外辱群相逼，翻见将军意气平。”
孟昭鸿《放庐笔记》
秦《琅琊刻石》原拓1930年春，诸城被围，祖父在城中写了《庚午围城纪事诗》八十首。这些纪事诗虽然称赞了城内秩序的安谧、官兵的从容不迫，但对这场战争的实质却有正确的认识，如第二首他即写道：“燃萁煮豆果何名？爱国不如爱一城。东北风云视无睹，将军勇是阋墙争。”对阵亡兵士，认为他们“为国为民总模糊”，直至被围的高建白军撤退，他仍然认为：“纵使此行能振旅，一军到底未分明。”这种爱国思想在他的日记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所流露，如袁世凯假借民意称皇帝改元“洪宪”时，他在日记中不敢直书反对，但不表示出来又如鲠在喉，于是在《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标题下加了小注曰：“大总统袁世凯帝制改元，通告全国以洪宪纪元，无力小民不敢不书，裂眦记之，已可怜也！”又如诸城在日寇统治期间，祖父率全家避乱流亡在外，生活极不安定，写了《避乱纪略》一文，记述了这段过程，在最后记出写作时间却有这样一句话：“时骄阳方盛，旱苗望雨甚殷。”虽然寥寥十一个字，却反映了当时日寇侵略中国的残暴、中国人民渴望抗战胜利的迫切心情，这也正是他自己思想感情的流露。
祖父十分关心乡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除了直接参加外，即便是亲闻目睹也都如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为文既无浮词，持论亦不抱成见，以留给将来修志者作参考。这从他所著《诸城辛亥、丙辰独立始末记》《诸城庚午围城日记》《诸城庚午围城纪事诗》都可看到。早在诸城辛亥独立时，他曾参加过这一义举，与其他29人被选为临时议会议员，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爱国之心。从《诸城辛亥、丙辰独立始末记》中可以看出他把当时的各种组织、人物活动、事件变化，以及上督军省长的呈文都有意留存记录于内，经过搜集、详核、编写，费了一番心血。1936年，诸城曾增修县志，祖父被聘为协修。为了留存乡里史实，他很高兴地担任了这一工作。不幸的是完稿后还没印行，“七七事变”陡起，底稿被焚毁，诸城民国志缺失，许多人物与事件无从查考。我祖父每谈及此事，总是不胜惋惜。《诸城庚午围城日记》《诸城庚午围城纪事诗》是他身处围城之中、炮火之下，在生死不测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给现在研究这场战争的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避乱纪略》则记录了日寇侵华、家庭颠沛流离的情形。
祖父还十分重视家乡的文化教育。早在清末，祖父兄弟二人就创办了私立敬业国民小学，虽然他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他对一些新学识却极力接受。1922年，他在济南时，正值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省议会开年会，他冒着酷暑多次前往听蔡元培、陶行知、梁启超、黄炎培、胡適、张默君等国内名流学者关于教育和教学的讲演。一方面他是为了自己能学习一些新思想、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与他想回乡办好学校，启蒙乡里子弟，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分不开。这所学校直至“七七事变”始停办。
祖父与青岛也有很深的情缘。1910年，他游北京归，由天津乘船至青岛，小住数日。这是他第一次到青岛，此后就往来不断，并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如1922年所作的《登观海台感赋》长诗，就详尽地描述了殖民统治下的青岛，这时正是华府会议后办理交还时期，日本经济势力仍统治着这里，到处是日本侨民，盛气凌人的情况未减，他在诗中云：“……忆昔荒岛初开辟，练习战舰飞艨艟。俯视故址巍然在，伤心凭吊思丰功。胡来碧眼黄髪种，觊觎借口兴兵戎。边防要区拱手让，反客作主心为恫……橐橐满街喧木屐，春风惨淡樱花红。”好像这不是中国的领土，而当时适有一艘旧军舰“楚同”号停泊在前海，这是青岛自租借给德国后中国军舰第一次来停泊。他见到中国自己的军舰之后则是另一种感情，有诗句：“军舰国旗飘五色，开颜一笑看楚同。”又如1930年居青岛过春节所作的《除夕感赋》五律：“浩劫烽烟外，无聊寄此生。浮萍羁旅感，爆竹故乡声。旧岁忽焉改，妖氛何日清？微闻天下定，犹是未休兵。”这些诗句表达了他对青岛这座城市的热爱、对战乱的痛恨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孟昭鸿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0.8×12.3cm×14纸本1941年款识：辛巳十月初六日，孟昭鸿敬录。钤印：孟昭鸿印（朱）时年五十有九（朱）放庐为亡妻写经百本之一（朱）愿凭佛力往生净土（白）“七七事变”后，祖父携全家二十多口人避乱山乡，颠沛流离四百馀日。他有一首题为《乱离》的五律诗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到处扰亲友，避兵伤乱离。全家廿馀口，一月九回移。乞米荒山道，迷途暮雨时。宵来梦乡国，残破不胜悲。”回城后，因怕日寇有“强行征聘之举”，遂又携全家迁居青岛。他这次来青岛直至去世，就再也未得回归故乡了。日寇投降后，他也曾一度心情舒朗，觉得战乱终于过去，和平安定的生活到来了。这年重阳节他与文友们登高抒情，有“无恙河山供眼底，风光不似去年时”、“一样重阳今异昔，登高痛饮即黄龙”的诗句。然而随着内战的开始，他的生活日趋艰难，最后竟因小病于1947年3月31日去世。这一天我父亲的日记这样记着：
父亲体格素极健康，年来避地岛上，居处高山，而每日往返数次不以为苦，前年曾书楹联一副张诸壁上曰“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报清贫”，盖写实语也。缘自母亲去世，家庭多故，故乡经济断绝，吾兄弟各自为生，而父亲及三妹用度及房电诸费皆自行筹措。呜呼！父亲生于饱暖之家庭，家事素所不悉，不期垂暮之年而琐琐于米盐之事，人子事亲之道未尽反足以累之。不然以强健之体格、旷达之性情，绝不能以小疾突弃人世也。终天抱恨尚复何言哉！
祖父是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去世的，我没见过他。对于他的了解是在他的著作里，或是在他文友的悼诗和回忆文章里。可能是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喜好篆刻，用的查字工具书就是他编著的《汉印文字类纂》和《汉印分韵三集》。他的《放庐诗集》是自己从“全录本”中选定的，大约选了三百余首，都是他自己满意的作品。那个“全录本”是作一首录一首的，在“文革”时破“四旧”烧掉了。为保护《放庐诗集》原件不损坏，我手抄了一本，放在案头便于翻阅。估计还有其他的本子，已经无从查寻了。
责任编辑：陈春晓孟昭鸿临汉《郭有道碑》120×31cm×4纸本1923年款识：希圣仁兄大人法鉴。孟昭鸿。钤印：孟昭鸿印（朱）放庐长寿（朱）
孟昭鸿格言68×130cm纸本诸城博物馆藏释文：为人不可有傲态，然不可无傲骨。有傲骨则凡事不卑污苟贱，人品斯正。方陆。钤印：孟昭鸿印（朱）方儒（白）
孟昭鸿扫地开笼七言联134×27cm×2纸本释文：扫地焚香盘膝坐；开笼放鹤举头看。方儒孟昭鸿。钤印：孟昭鸿印（朱）方儒（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