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
图3由于缺乏原始档案，因此，关于大龙邮票的发行日、图案的设计者等问题一直未有准确的答案。然而，旧海关档案中赫德、金登干、德璀琳之间的来往函电以及其中所藏邮政官方颁布的通令、指令、通谕、通饬、训令、通电等，与邮票史、邮政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构成中国集邮通史和专业史的核心，对有关大龙邮票争议问题的破解更具有至关重要的文献依据。遗憾的是，旧海关档案存在着广袤的处女地，有待开垦，对旧海关档案考证用于大龙邮票史实及中国邮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即便是已有对考证大龙邮票史实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充分重视旧海关档案对考证大龙邮票的重要意义，那么对大龙邮票的考证依然大有继续深入的空间。一
1877年3月5日，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致函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询问在英国印制邮票的事宜。德璀琳在函中咨询在英国印制、采购设备在中国印制或聘请英国专业人士赴中国协助印制邮票的分别成本费用是多少？详见1877年3月5日德璀琳致金登干函。
5月11日，金登干在给赫德的函件中谈到他为德璀琳了解印制邮票事宜的情况，其中提到“现在葛显礼也正为他‘设法筹划的一个邮政系统’搜集有关资料。我所得到的通知是，除非有您的签字盖章，否则，不得把任何订货单看成是正式的。顺便提一下，我注意到，订货单今后将由总理文案税务司签字”。
7月4日，金登干在收到德璀琳5月份发出的涉及邮票印制的机器、纸张、油墨的订货单后，以电报形式报告赫德，强调在英国制作邮票的必要性：“邮政请购单不切实际，机器、纸张、油墨均不适用。详尽报告已于6月22日寄出。您如立即寄来上次设计的像英国邮票大小的邮票图案，并在接到报告后来电指示，各种邮票可于十周后在伦敦交货，价格为每百万枚55镑。先在这里印刷，可保证有专门的熟练经验，节省时间并防止伪造，以后再交给中国。”
7月13日，金登干致函赫德，再次言及邮票在英国印刷“可以节省时间和费用”。10月25日，赫德致函金登干表示：“我们将在它那里（指英国德纳罗公司）制成我们的邮票。但是我不想仓促地听从德璀琳过分乐观的主张”。
1878年1月4日，金登干致函赫德，报告德璀琳给他本人的一封公函，内容是有关邮票的图案、尺寸、色彩的。德璀琳在这件公函中附有“四种邮票设计图案，海关需用的几种面值”，以及邮票图案“所选用的色彩、尺寸”，附件是“商请(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经办定制的邮票订货单”。金登干在给赫德的函中强调“在接到您准予照办的指示以前，暂缓订制”（见1878年1月4日金登干致赫德函）。2月24日，赫德致电金登干“推迟发出邮票订单”；3月9日，赫德代表中国率团参加巴黎世博会途经天津，授权德璀琳试办邮政。图4
图56月8日，英国德纳罗公司按照金登干委托的关于印制邮票的要求，设计出邮票图样共8种，主图均为双龙围绕着太极图。报告和图样由金登干转呈赫德。6月15日，德璀琳在致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①
代理税务司夏德的第11号函中称:“我发现，为了避免手续和账目复杂化，目前最需要的是发行邮票。去年11月，我已向英国寄去定制邮票的订单，但由于这些邮票运到中国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我不得不按原计划，请求造册处给我们提供第一批急需的邮票。按照我的请求，并经过前任造册处税务司廷德尔的批准，拔拉茂旦先生已于去年5月间把各种邮票的底版刻好。但鉴于购到这些颜料有困难，最好还是让拔拉茂旦先生选用在上海可购到的颜料，我只是请你不要选用那种表示哀悼的蓝色。”德璀琳在函中建议邮票的颜色：“五分邮票用黄色，三分的用红色。”并要求“印制五分银和三分银邮票各10万枚，以应急需”（见德璀琳致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代税务司夏德的第11号公函）。
7月18日，夏德向德璀琳发出第68号公函，内称：“根据你上月15日第14号公函提出的印制面值三分银和五分银邮票各10万枚的要求，我现在通过上海海关书信馆寄上盒子一只。包好的盒子外面有造册处印章加封，里面还有拔拉茂旦先生的私人印封，内装有500张、共12500枚面值五分银的邮票。其余邮票的印刷将在明天完成，但因必须进行困难最多的上胶和打孔工作，还需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全部完工交货。打孔机每天生产约200张，我希望在六周左右把余数全部寄出。”
7月29，德璀琳自天津发给夏德的公函称：“我已收到下列各物：(一)贵处本月18日公函第68号连同面值银五分的邮票500张或12500枚；和(二)贵处本月22日备忘录第274号，连同面值银三分的邮票500张或12500枚。对贵处很快地并且非常成功地实现我的愿望这—点，我向你表示感谢。”
原上海海关的杜圣余先生用了近两年时间，在天津海关档案中查到了天津海关邮局于1878年7月24日收到首批大龙邮票的记载，也就是德璀琳的签收单。
二
综合上述旧海关档案收录的赫德、德璀琳、金登干关于大龙邮票的往来函电，可以得出：1.赫德、德璀琳是中国仿效西方邮政启用邮票的先行者，也是大龙邮票图案设计的审定者；2.大龙邮票的印制有“伦敦方案”和“上海方案”，最后定在上海印制；3.由赫德授权德璀琳试办邮政，德璀琳对大龙邮票的印制亲力亲为；4.集邮界将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的上限定在1878年7月24日，海关档案的文献依据独具权威、不容置疑。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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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然而，由于已披露的旧海关档案材料，以牛庄海关档案的记载最为明确——1878年8月1日收到首批面值五分银的邮票，当天发给该海关威基谒邮票250枚供使用，因而集邮家孙君毅先生也曾“8月1日发行”之说。
尽管现今有关大龙邮票首发日的看法渐趋一致，在1988年于北京举办的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大龙邮票的发行日上限是1878年7月24日，以后陆续发售使用；1991年5月，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福州会议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牛庄、上海、北京等地的海关档案，与天津海关档案具备同样的不可取代性和权威性。关键问题是能否系统地发掘、梳理与大龙邮票发行有关的那些城市的旧海关档案。但这绝非一人（组织）之力、一时之间而能一蹴而就的。
当然，考证大龙邮票的发行日及中国邮史不能仅限于海关档案，还需要我们如陈复祥②所言“要从旧时邮票目录、书信集、论著和邮刊文章中，爬梳出一批相关资料，以与档案文件和存世实物相互印证。特别要重视邮戳和实地寄过的信封”。因实寄封、邮戳史具有重要的历史见证和史料价值，是邮政史和邮票史最可靠的佐证。周今觉于1925年提出以“1878年12月16日”为大龙邮票的发行首日，其依据为其所藏及所见数百枚大龙邮票上盖销的日戳，最早为12月。1931年，他在陆续发现时间更早的大龙邮票实寄封和盖销剪片后，在《规定华邮纪念日之提案》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余向时颇欲定12月16日为华邮纪念日，继购得五分大龙型票（大龙邮票)一枚，其邮戳日期为一八七八年十月二日，地点为北京，余乃知北方京津一带发行日期实较早于上海。”他据此又提出“十月说”（见朱勇坤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上海集邮文献史(1872-1949)》）。在中华邮票会董事会上通过了周氏提议的“规定华邮纪念日之提案”，建议每年的10月2日为中国邮政纪念日。
但囿于文献、邮政实物的历史局限，这一修正远未接近历史原貌。即便在当时，绵嘉义得悉该提案后，当即致函周氏认为该议案不妥，强调海关档案的记载为：大龙邮票由上海海关造册处8月间印成而运出，应“仍以1878年8月为邮票诞生之日”。绵氏还在信中提出，“邮戳”是大龙邮票发行诞生日的最有力证据，可谓先进之见。此后陆续发现的大龙实寄封、票以及发行史料，证明绵氏的观点更接近历史真实。
然而，迄今所见存世最早的大龙邮票实寄封，即被誉为“华邮第一古封”的1878年10月5日北京寄上海实寄封，距大龙邮票发行的上限日期仍有距离，集邮界迄今未发现可靠的1878年7月、8月间使用的大龙邮票实寄封或旧票。究其原因，或许因为在大龙邮票发行前已使用了“邮资登记册”。当时中国人通信仍以书信馆传递为主，罕用邮票；而通过海关邮政寄信者又以外国公使馆、领事馆和商人等长期用户居多，其邮费是以记账方式按月交付的，这种“代替邮票”的邮资登记册，要在1878年9月间3种面值的大龙邮票发行齐全后，约从10月份起，才具备停用条件。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据孙君毅先生考证，德璀琳所定的邮资是偏高的。1867年3月，北京发布邮政通告，北京寄天津和上海的信函，重量不超过—英两的，收费4分银。而德璀琳规定的是，每半英两收费5分银。所以面值5分银的邮票发行后，各地出现反对者。根据现有资料，反对者已知有上海、烟台两处，最典型的是上海。上海是外洋进出口的枢纽，又是沟通长江中下游的转口站，它推迟到12月才发售邮票。所以，早于10月的大龙邮票使用实物极为罕见，就并不奇怪了。
三
显而易见，由于上述原因，想用邮戳或实寄信封求证大龙邮票真实的发行首日，难度似乎很高。虽然集邮人不会就此放弃有关大龙邮票实寄封、票的挖掘、收藏，但就大龙邮票使用品与旧海关档案二者比较，后者对于推动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等史实及中国邮史的研究，尤显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1906年3月31日，绵嘉义利用海关档案编著了一本保存了早期华邮的珍贵史料、梳理勾勒出早期华邮基本面貌的《华邮报告书1878-1905》，作为上海海关造册处1906年出版的《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Report.on.the.Working.of.the.Post.Office.1905）的“附录M”。该书详列了1878-1905年间大清海关与邮政官局所发行邮票的面值、颜色、发行数量等，邮票插图包括“大龙”“小龙”“万寿”“蟠龙”等。被陈志川③称为“中华邮史上前所未有”。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大龙邮票的首发日就有1878年8月、12月和10月等3种说法，其中以“八月说”最为普遍。“八月说”依据的就是绵嘉义④的《华邮报告书1878-1905》。该书称，大龙邮票由海关上海造册处印刷，1878年8月运至天津。
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华邮报告书1878-1905》中讹误颇多，特别是误记大龙邮票的发行年月。绵氏对此并不讳言，他在上海邮票会举办的报告会上承认：“各种华邮发行的正确日期，邮政当局并无正式的记录，所以当时著述，大半全凭臆测。”并把有关大龙邮票的版模图案、印刷、纸张、刷色等问题，称作“中国之谜”。
四
遗憾的是，这些“中国之谜”，时值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未能完美地破解，从而促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旧海关档案，希冀其能助推相关研究。
中国旧海关在中国近百年的活动中留下了大量档案。1859年1月，设在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建立起西式的统计和出版制度。陆续出版的各口岸《进出口贸易统计》（ReturnsoftheImportandExportTrade），被看成旧海关最早刊行的内部出版物。比之当时其他历史文献，旧海关档案几乎无所不包，甚至连当年有无人中进士、有无新式的报纸出现、有无外国重要人士或中央要员到访等都有记载，大体归为统计、特种、杂项、关务、总署、官署、邮政这七大类，堪称关于中国近代发展的百科全书。但因中国海关的档案资料分藏于国内外的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美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上海海关档案馆等单位，其时间跨度为18591949年，数量巨大、系统复杂，要充分利用仍有较多的困难。
学界很早便注意到旧海关档案的珍贵性，20世纪60年代我国海关总署在组织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时，曾编译过一本《中国海关与邮政》，但该书仅选用了少量的赫德与金登干函电。有关单位也对卷帙浩繁的190册《中国旧海关史料》，已经在如《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验证》《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试论中国近代海关的制度创新——西方制度文化在华传播环境分析》等经济史、文化史等子课题方面开展了研究，但还没有整理出一部专业的邮政、邮票史子课题，更不要说专著专史。因此，对邮史研究者而言，旧海关档案目前还属于查找不便、难以利用的状况，远不能满足邮史学者的需要。
毫无疑问，旧海关档案犹如一座丰富的宝库，至今人们尚未知晓其全貌。开发利用这一宝藏，是学界亟待努力的一项特大工程。令人欣慰的是，津海关从晚清至天津解放的89年中，保留下来的海关档案有14000卷，目前全部珍藏在天津市档案馆内。1980年，天津档案馆编译出版了《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所选1877年海关邮政的筹备期、1878-1881年海关邮政试办期的档案史料，有许多是第一次公布于世的珍贵文件。1987年，天津邮政局在天津档案馆找到一卷津海关关长手写、记述以天津为中心试办邮政过程的英文档案，极具邮史价值。就此，天津邮政局和天津档案馆在1988年联合编纂出版了《天津邮政史料》，继第一辑之后又陆续出版了五辑、计280万字的邮政史料，在邮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为邮史学家研究、编写中国邮政史和集邮史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水原明窗认为，“要确定邮票的发行日期，调查当时海关邮政的原始资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充分重视旧海关档案的整理。对考证大龙邮票的史实以至破解我国近代邮政史上诸多悬而未决问题的重要意义，凝聚国家力量，能从中整编出邮政、邮票史册档案、专著，解读与利用好其中的邮学史料，相信由此而起的邮政、邮票文献史的逐渐开发，将会引领新一轮邮学成果的井喷。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必要探讨的严肃课题，也是撰写本文的初衷。
注释
①设在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成立于1873年10月27日，是海关主要负责编辑、出版印刷各通商口岸贸易统计年报，以及监督各种海关出版物相关事宜的专门机构。造册处印制了中国邮政第一枚邮票——大龙邮票以及红印花加盖邮票等。
②陈复祥(1902-1970)，江苏吴县人，长于沪上。陈氏于1922年与张棣邨、叶颂蕃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人创办最早的邮票会——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1925年，他与周今觉共同发起成立中华邮票会，先后担任中文书记、拍卖部主任。陈氏论著颇丰，其专著《中国商埠邮票史》在《新光》邮刊上连载数年。并曾与卢赋梅合著中国第一本中文邮票目录《中国邮票汇编》；与张承惠合编上海最早的中文邮刊《邮票月刊》。有对中国早期邮票、邮戳、实寄封等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民国时期的邮刊。
③陈志川(1916-1977)，浙江绍兴人，生于杭州。1942年3月1日，陈氏独资主编的《国粹邮刊》创刊。他还创建了辅助编辑和服务学者的“国粹邮学藏书库”及“国粹邮学资料室”，广泛征求中外邮学书刊近万册。其组建的“资料室”则摄制私人家藏的珍邮照片，收集有关邮集源流的图片近3000幅。陈氏还在《近代邮刊》上连载《国粹邮学藏书钞目》，系统介绍了《神州邮票研究会会刊》《邮票月刊》《中国邮票汇编》《邮声周刊》《邮乘》等珍稀邮报邮刊。
④绵嘉义（1860-1939），自署西班牙籍。绵氏在中国首先提出“邮学家”一词，并诠释为“系研究邮票上之极细微处并能增进吾人另一种学术之智识”。他的《华邮报告书1878-1905》，被陈志川称为“中华邮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邮票目录”。他与周今觉合著的《华邮纪要》，保存了早期华邮的珍贵史料，梳理勾勒出早期华邮的基本面貌，也澄清了早期华邮的若干问题，具有对中国邮史挖掘整理的开拓之功。他关于“海关首次大龙票”的学术讲演，邵询美称之为“以邮学价值来记，足供今日同好用为史料上的研究与参考，也可说是中国集邮史上唯一的邮学记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