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考上大学、博士，成为专家学者，却抛弃了带着“成功”标签的生活，来到工厂流水线，来到打工者聚集的地方，把生活安放在月收入2000元的城乡结合部。
她叫吕途。
天差地别的两幕生活
夜幕降临，一个女工晚上8点准时到达工厂，匆匆跑进车间。她抿着嘴，微弓着腰，将手指形状的标签快速贴在电脑屏幕的前框上。娴熟麻利的动作，让人丝毫看不出她是一名“假女工”。
第二天早上8点，“假女工”筋疲力尽地回到宿舍，勉强洗了把脸就瘫倒在床。
一觉醒来，已到中午。吃了饭，女工们有的看电视剧，有的聊天，有的忙洗涮。“假女工”用书做伪装，在本子上做记录。有的女工好奇，探过头来，她赶紧收起本子。工友们都觉得她很神秘，这名神秘的女工就是吕途。
吕途1968年出生在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填志愿时，她想学农或者学医，因为可以帮助和服务他人。最后，她以第一志愿被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录取。
上世纪90年代，吕途派到荷兰海牙读妇女与发展硕士。毕业后，回到农大当老师，一路从助教升到副教授，中间还读了发展社会学博士。作为学者，她执行过大量驻华机构的项目：欧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项目给她高昂的咨询费，让她跑遍中国的每个省份，所有项目都围绕着扶贫事业。
为国际组织当专家，光鲜的头衔背后，吕途却看到重重矛盾。“从五星级饭店走出来的专家，有什么资格谈扶贫和为农民服务？我没办法面对农民的双眼。”吕途说那是一种知行不合一的痛苦。“我可以用英文写报告，设计出很漂亮的方案，一切表面文章会让你误以为自己是专家，可是扪心自问，并没有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002年，吕途离开了中国农业大学，作为家属，与身为欧盟外交官员的丈夫一起去了印度尼西亚。由于外交官的夫人被禁止在其任职国有任何正式工作，吕途成了一名全职太太。
雅加达的生活安稳而舒适，曾经的教室、田野和山村变成了如今的落地窗、后花园和游泳池，一切琐事都有佣人负责。吕途却觉得自己失去了原本的社会属性，有时候甚至会觉得痛苦。
虽然是两个女儿的母亲，可以跟她们朝夕相处，可吕途觉得自己其实是残缺的。她想去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也许跟女儿相处的时间会少一些，但那样的自己才是完整的，才会在面对女儿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和勇气。
2005年，吕途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到一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调研。那是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吕途做完访谈，准备离开。困惑却挥之不去。“基于无知的研究，最后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吕途决定面对这个问题。她和工友们住在一起，八九平方米、没有上下水的小房子成了她的生活空间，上旱厕，无法洗澡……她想知道，落脚城市的打工者如何生活。最终，吕途留了下来。
心系工友之家
2007年到2008年，吕途经常回国参与一个服务家政女工的项目，叫“社区姐妹行”，得到了位于北京城中村皮村的工友之家的支持。工友之家是由打工者于2002年成立的社会公益机构。
城中村的环境跟城市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起风的时候，街道上时常伴有沙尘；宿舍里烧土暖气，也不能经常洗澡；厕所味道很大。
吕途想要在这里做研究，首先要跟同事和工友打成一片，但做到这样更不容易。平时大家住在一起，每个人一个小房间，相互之间交流的并不多。工作之余，为收集更多资料，吕途会跟大家一起聚餐。几个男同事比吕途年纪小一点，高兴的时候喜欢喝酒，但喝起来没有限制，也不分中午和晚上。有时候喝大了，话不投机，还会大打出手。
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建造内心的理想家园似乎难上加难。但吕途觉得，工友们背负太大的压力，有必要为他们建设一个家园安放他们的灵魂。
除了做研究，吕途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参与工人大学的教学工作，身份是总辅导员。工人大学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是工友之家在北京平谷区租下的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学校园，距离北京市区70公里。
许多工友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带着各种困惑和疑虑来到工人大学，希望得到答案。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论，吕途则会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阐发，并给出建议。渐渐，这种形式被工友接受，人越来越多，即便由于工作需要协调时间，依然坚持专程来听课。智能手机普及后，授课方式发生了转变，由远程和面授共同组成。吕途有时在外地做调研，或是回欧洲居住，课程也不会中断。
许多人在工友之家找到了自己，对他们而言，“城市待不下，乡村回不去”，很多人迷失在都市与乡村之间。一名叫小玉的年轻人就曾经因为这个原因自杀过。在吕途的帮助下，小玉变得积极阳光，还自学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居住在皮村的“女工作家”范雨素，也多次得到吕途的帮助。
对吕途来说，在工人大学授课其实也是做调研的一种方式，能近距离与工友接触，了解他们的困惑和感受。
在皮村居住期间，因着工作便利，吕途访谈了多位工友，涉及居住状况、子女教育和拆迁问题等多个问题。她发现，那些到城市里打工的女性从一开始便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存境况，在社会保障、性别关系等问题上往往处于弱势。
为女工作传
突然有一天，吕途觉得单纯做调研还不够，要到生产线上亲身体验，或许是一个更有效了解中国当代女工的途径。于是，她决定去打工，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疯狂”行为。
2013年，吕途通过中介公司拿到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名字是别人的，年龄也比自己小十多岁。进入工厂之后，她被分到了夜班，从晚8点到早8点，除了点名的时候，姓名在这里并不重要。晚班车间里60个工人，但很少交流。
实地打工，吕途吃了很多苦。有一次，她太累了，差点在工作时睡着。拉长在她耳边大吼，差点吼出了她的心脏病。
采写女工故事，很多时候也不顺。有个女工就曾反复问吕途，你对我问东问西，到底是闹哪样？如果我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是不是和你问我的故事有关系？到时你是不是应该进行赔偿？
吕途采访了将近100名女工，选出了34个故事，访谈对象的年龄跨度达到四十多年。从“曾经的主人翁”50后国企女工吕途的三婶，到纠结生不出男孩的70后女工如玉，到在性爱中感到困惑的80后女工凤霞，再到拎起行李就出发的90后女工王琪……故事的主人公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和地域，足迹遍及东北、北京、天津和苏州等地，从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到如今的新工业园区。吕途让女工们自己说话，拼在一起，就是一幅关于性别、关于劳动的社会景象。
有人问吕途，这么辛苦地为中国女工奔波劳累究竟为了什么。吕途说，中国打工群体一直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而女工则是这个群体中更为弱势的一部分。她试图为她们作传，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人知道。“一个完整的生命故事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我希望更好地去呈现社会的样貌，并让它具有更强大的分析背景和信息，能对未来发展有所启示。”
其实，吕途并不只关注中国女工，中国在外打工的新工人接近3亿，再加上新工人群体的孩子、留守家乡的父母，整个群体可以到达5亿人。她认为，这5亿人口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安定息息相关。可以说，3亿中国新工人没出路，中国就没出路，中国新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所以，她觉得她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也希望，她的专著《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能给人以启示，促进社会发展。
“尽己之力，为社会、为祖国作一点积极的贡献，我愿意为此付出毕生努力。”吕途如是说。
责任编辑：陈晓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