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洲自康熙年间始奉清朝年号，自是被其政治感化的表现；而他流露的好感，远不止于奉其年号。我们从梨洲的著述，能找到很多直接针对玄烨本人而且愈益升级的颂扬。如《重修先忠端公祠堂记》：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
以“天子”相称，明确认玄烨为君上。而在《与徐乾学书》中，则以更为褒美的“圣主”相称：
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
及《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等处，又屡称“圣天子”：
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庶人之义，召之役则往役，笔墨之事亦役也，羲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
虽然此类字眼，从臣子角度来说，似乎可以随时脱口而出，但以我的印象，他对前明皇帝从来不曾用过。
他对玄烨如此顶礼相颂，究竟出于何种心情？我们帮他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出于私心。梨洲觉得，自己及其一家，在康熙朝受到了礼遇、重视和善待，而那是先前从未被给予过的。上面的引文中，这种心情已表现得很浓厚。康熙十七年，玄烨下诏征“博学鸿儒”，用举荐的办法，罗致学行兼优的硕彦，为国家所用。叶方蔼就是主要协助玄烨做这件事的大臣，他向玄烨举荐梨洲而得首肯，于是移文吏部，相当于正式下了调令。梨洲弟子陈锡嘏风闻后，因知梨洲必感不便，遂白于叶方蔼“请收回成命”。这也确实合于梨洲所想，他致信陈锡嘏，感谢他替自己虑得周到。同时，虽然不愿应征，内心对得此重视还是很为欣慰，所以也写了长诗向叶方蔼致意。过了两年，在北京主持《明史》修纂的徐元文“以特举遗献事，荐府君与李映碧清先生两人。奉旨：着该督抚敦请。”玄烨指示地方大员亲自礼请，梨洲再次以老病辞。玄烨却很认真，追加一条指示：“已又奉特旨：凡黄某所有论著，及所见闻，有资《明史》者，令该地方官抄录来京。”意思是，黄某人可以不来，但国家对他的著述学问不能不重视。这确非敷衍，确有求贤若渴之心。而事情也未到此为止，康熙二十九年，玄烨居然又一次问到梨洲：“皇上问健菴徐先生：‘海内博学洽闻、文章尔雅、可备虑问者何人？’先生对：‘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黄某，学问渊博，行年八十，犹不释卷，曾经臣弟元文奏荐。’上曰：‘可召来，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家，当即遣官送之。’先生对：‘前业以老病辞，恐不能就道也。’皇上因叹人才之难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梨洲从中感受的怕不只是对他个人的器重，还有玄烨致力于文教振兴的诚意。
除了亲身感受被重视，政府对黄尊素的崇隆，也令梨洲感戴。黄尊素祠堂崇祯间建成，明亡之际，群盗满山，清兵也将祠堂占为兵营，“抽椽坏壁，未几而倾覆”，彻底倒塌，迄今已四十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负责浙江文教的地方官王掞，“表章启、桢忠节，立‘六贤讲院’，而以先忠端公为首”，并修葺祠堂，恢复祭祀。复建后五年中，共祭祀过九次，“烦有司往返四十里”；康熙二十九年（1690）夏，大雨导致大水，“祠屋遂沈”，“昆山三徐”联合姜定辙等诸多官员，“各出清俸”，在余姚新城南门附近另择新址重建，是更便于祭祀也，翌年建成，此时梨洲年已八十二。另外，母亲姚太夫人事迹也获入《明史·列女传》，梨洲为此所写《姚氏传略》得宣付史馆，这对重孝道的古人，是莫大安慰，梨洲称“是吾母屈于生，顾得伸于死，子孙当世不忘也。”
士为知己者死。知识分子都看重一个“遇”字，国家对士子应使才得其用、志得其伸，让他们感到自我价值不被埋没。这是修齐治平大抱负之外的一点“私心”。梨洲对康熙朝的种种好感，与这样的“私心”有关，这既不必否认也无可厚非。他把黄家历来受到的不同对待一比较，觉得薄厚判然，从中感受到政治的溷浊与清明。
梨洲能对康熙朝亟抱好感，个人遭际与感受，确是很重要的原因。俗白地讲，他得着了清朝的好处。这一点，无论我们如何评隲，都不必为他遮掩。不过，若说他只从自家得失来断现实，却并非事实。他也注视着社会的情形，从社会善恶角度考量现实。这当中，有件事带给他很大的震动。
康熙二十九年七八月之交，余姚因大雨致山洪齐发、大水骤至，平地水深丈余，甚至水高于城。梨洲有《姚沉记》述其状。先是，七月二十三日夜狂雨，翌日晨，“山水大至，平地骤高二丈”，“山岗自裂，涌水数丈而下”，声响数十里，“庐舍大者沉，小者飘流。人民死者无算……溺者蔽江，人民之在高阜者，见其号呼求救，亦无从措手。”二十七、二十八日，水稍减，但传言八月初三水再至。“八月初二夜，果大风雨。明日，水长如二十四日，稍缩一二尺。赭山之间两龙作坝，凭空崛起数丈盖即堰塞湖，上流之水，壅不得行。如是者十余日。”随之而来是饥饿，一切尽付洪水，百姓“缚门板为筏，涝取水底禾头，刈而作糜……饿死者又不知凡几。”
这是余姚极罕见之灾，梨洲惊叹“千年以来所未有也”。而令人印象更深的，是绍兴郡守李铎披肝沥胆的救灾工作。大水退后，李铎筹集救灾粮数千石，赶到余姚，“由县及乡，观其肥瘠，而身亲给之”，亲临第一线，视灾民身体壮弱，公平分配灾粮，务使灾粮切实发挥扶危救急之用。但仅此数千石粮食显然不够，只能使“饥民稍延旦夕”，李铎“遂至行省杭州，哭告于上台，不异秦庭之求救”。浙江布政使马如龙也急民之所急，《清史稿》称，时“库储绌，无可救济。如龙檄十一郡合输米二万馀石，按户赈给”。梨洲《大方伯马公救灾颂》记载是：
（马如龙）慨然曰：“浙省十一郡，犹一身也。今虽绍兴一郡之灾，其于各郡，亦犹手足之受伤也。昔秦、晋各国，且有泛舟之役，况一省乎？”于是各郡共拯一郡，募米得万余石，絮衣数千件，使李侯得恣其设施；计一郡之官不足用，令各郡之邑令，从李侯以往。
最后，每位灾民“人受三月之食”，亦即各分得三个月口粮，“幼小半之”。且非一刀切，根据实际情况还可灵活掌握，“其尤无聊赖者饥饿之甚者，则加给之；其受冻不堪者，则絮衣给之。”救灾其他方面工作，组织亦甚周密，减灾防病并举：“人民聚处，饥饿之气，蒸而为疫；公使各安其居，不出户庭，顾无俟于医药矣。”已经溺死者及被洪水冲出于坟墓的尸骸，由政府统一埋葬。“万民欢呼雷动，起于白骨，即未受灾之年，亦未能如此之一饱也。”对于很多人来说，由于赈灾，他们甚至得以比平时吃得还要饱些。
此次救灾，清朝郡省两级官员表现出来的干练、敬事和专业，令梨洲称道不已。他想起了曾巩的《越州赵公救灾记》。宋神宗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赵抃时任越州太守，开展救灾。那是绍兴史上同类事件的范例，“救荒之策，丝理发栉，从来未有如赵公者也”，但拿眼下之事与宋代比，宋时一郡钱粮“郡守得专出入，今存留无几，事事束手”；其次，“赵公之时，富民尚有仓廪，今大浸之后，富民亦且籴食”。两相比较，此次救灾难度及成果都远大于赵抃，“赵公之所赈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今余姚及各邑，何止十万余人，且四五倍矣”。
尤其梨洲指出，他是“生长乱离”的一代人，从来只见官府敲剥民众、狂刮滥收，他自己青少年时代就有充任“点解南粮”之事的惨痛经历，没有想到还能亲睹眼前这样另一番景象。他特别提到李铎作风非常清廉，“务为严苦，尝欲以一缣寄太夫人而不可得，向余及姜定庵言之，至于泣下，其廉次骨如此。”在他看来，官吏如此，不能不说明一种政治气象。这次救灾过程，他亲眼看见清朝郡省两级地方官的作为，深受触动。
——这就是他对康熙朝抱好感的第二条原因：政治比较清明。
然而上述两点，并非梨洲对康熙朝观感最深刻之处。他特别动心的在于，康熙以来，自己最为心仪的兴文隆教局面似乎降临了。梨洲是文明至上论者，视文明为社会和历史进步的根本，有时这种推崇乃至达到罔顾其余的偏执地步，我们前面讲过不少事例，任何人与事凡粗鄙少文他即予排斥。明亡之际，他的绝大忧虑归根结底在于起自荒蛮的满人，会陷中国于文明大倒退。不妨说他万不曾料的，恰恰是玄烨这位满洲皇帝，居然如此显出尊重知识、敬惜文化的意识，而且本人还极具文雅博洽的趣味。
玄烨这方面的种种表现，不光在满清帝王里，即从整个帝制历史来看，都可谓一个奇异特例。就此，梁启超除对玄烨自身文化气质、修养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述，还曾从与满清前后其他皇帝比较的角度，凸显玄烨的非同寻常。之前顺治皇帝福临，虽没有太坏的毛病，但谈不上好学，对求知兴趣不大。之后雍正、乾隆两位，似乎有好学的表象，然根器都不正。雍正极猜忌刻薄，一生先后大张旗鼓地与一位和尚辩佛学、与一位儒生辩儒学，而都是仗势欺人，“他著成《拣魔辨异录》以后，跟着把弘忍的著述尽行焚毁，把弘忍的门徒勒令还俗或改宗。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板。”乾隆是另一种风格，表现得不像雍正那样强势、频出重拳，而是善使软刀子，一面“附庸风雅”，显得多情又多才，一面却大行文化专制，“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继续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包括对西学的态度，玄烨与旁人亦自泾渭，“康熙五六十年间所延揽的许多欧洲学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驱除净尽。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一搁便搁了二百年了。”
总之，玄烨“热心向慕文化”“宏纳众流”的胸次，确实罕遇，梨洲仿佛被他弄得有些措手不及。设若顺治之后衔以雍正、乾隆，他是否还有一番惊羡之感，也许是个疑问。再者对于玄烨，梨洲亦非立刻折服，而明显有认识积累过程，经过一二十年观察，最后才断定欣逢“盛世”。他发出的赞叹，是由衷的：
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钓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闲一艺者，莫不锁厅而出。
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
圣天子崇文尚儒，诸君子振起以复盛时人物，行将于庙学卜之矣。
幸遇圣朝，干戈载戢，文教放兴。
《与徐乾学书》中的几段，尤能反映心声：
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关世运也。
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外，怀音革状，皇上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
唐宋拜相命将，以白麻纸书诏颁示，故称“宣麻”，此处指徐乾学升内阁学士、值南书房事。“怀音革状”语出《宋书》：“羽族卉仪，怀音革状，边帛绝书，权光弛烛。”总之是祥和太平之意。而“琴瑟”，古人以为雅乐正声。此信写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而二十余年前的1662年也即康熙元年，梨洲于其《明夷待访录》中根据胡翰十二运之说，推算“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那时他显然不知刚刚继位的满清八岁小皇帝乃是何等样人，但没想到，二十年后此人果然显出种种非凡之处，故尔可以揣见梨洲此时此刻，必定想起了自己二十年前的预言，情不自禁于惊讶中也陷入自我迷恋，“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云云，应该包含此等情绪。但这小小的自恋，不足以抹煞他忭忻之情的主要由来与事实，亦即，康熙朝的中国确在承平中，涌现了崇文兴学的风尚。梨洲真诚认为“一治之世”来临，文教繁旺有望，冀望和呼吁“其要以收拾人才为主”，至以“喜而溢之于言，故不能禁也”表其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