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我和一位朋友从留学所在的汉堡去科隆看狂欢节游行，傍晚时刻，两人赶到了科布伦茨，准备在那里一家叫“RheinUndMosel”的家庭旅馆过夜，第二天去游览著名的“德意志之角”。
“请问，你们是中国人？”进门后，旅馆男主人微笑道。
“是！”我们回答。
“欢迎，欢迎，我这个旅馆第一次接待中国人。”
跑了一天路的我们吃过自己带的方便面，准备上床休息，旅馆男主人敲门了。
“小伙子，到客厅喝杯我们科布伦茨的‘雷司令’？”
我们跟随他去了客厅。七十多岁的老人倒了四杯酒，也把老伴叫来了，我们四人坐定后，他慢慢开了口：
“小伙子，听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故事吧，是原来我工作的葡萄酒坊主人的故事！”
“他等中国人等了好多年啦！”老人刚说完这句话，老伴接了一句。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用了将近三个小时听完了老人讲述的吕克特的故事。从老人嘴里我们知道，吕克特一直在中国工作到1938年7月，直到希特勒下了最后通牒，再不返德，将以卖国通敌罪论处。回到德国后，他没有再去兵工厂谋职，而是接手了父亲的酒坊。随后几年，好几个日本人来到科布伦茨找过他，以高价套取巩县兵工厂的情报，他一个字都没说。
“小伙计，你们带中国地图了吗，能给我指一指巩县这个地方吗？”老人最后含泪问道。
我们两个都不是巩县人，在随身携带的世界地图上，费了好半天劲，才找到了处于河南中部的巩县。
“是，是，老板说得对，确实有两条河汇集在那里，像我们科布伦茨一样！”
第二天离开旅馆时，老人送给了我们一瓶酒，名字叫“双城”。我问老人为什么叫“双城”，他说：“你们到吕克特博士的墓地就知道答案了！”参观完“德意志之角”，我们两个就去了老人告诉的处于市中心的陵园。
我们找到了吕克特的墓地。他的墓碑与陵园里其他死者的不同，上面镌刻着四行德语：
海因里希·吕克特博士
出生于1898.08.16，科布伦茨
再生于1937.11.15，中国巩县
卒于1964.12.27，科布伦茨。
二十世纪末留学回国后，我去过一次巩县，找到当地地方志办公室的人，询问这件事。办公室的人证实，石窟寺当年确实发生过一场激战，死了好多人，具体详细的资料，他们也提供不出来。德国老人故事里的人只有姓，虽与裴君明、洪士荫、黄业壁、徐麻子、张一筱、姜大明、土肥原贤二、杨老板的姓完全相符，但他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时间到了二十纪末，我在德国柏林和中国南京的两家档案馆才查到解密的二战资料。“鲽鱼计划”在巩县失败后，德国、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由于四方相互之间复杂的关系，都各自保密，没有公开相关的真实信息。
从档案里，我还查到了“鲽鱼计划”各方人员的最后下落。
死于1966年的法肯豪森迫于纳粹德国高压，1938年7月返德。他本人曾一度打算放弃德国国籍，留在中国。回国时向蒋介石承诺，绝不会向日本泄露任何有关中国的军事机密。1940年被任命为比利时总督，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失败后，受牵连被捕入狱。二战结束后被盟军逮捕移交比利时政府被判十二年徒刑，因非纳粹分子，不久获释，曾出任中德文化经济协会名誉会长。
裴君明在淮海战役中见国民党大势已去，率兵起义，解放后出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70年去世。
洪士荫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留在河南，继续担任河南站站长，因捕杀河南各地共产党有功，1948年年底奉调南京，当他乘坐的车队即将驶出河南境内商丘路段时，遭到豫东游击队伏击，当场毙命。
徐麻子徐正乾死于1947年3月的延安保卫战。胡宗南集结34个旅25万多人的兵力攻打延安，欲摧毁中共党政军指挥中枢，徐团长在一场阻击战中中弹身亡。
姜大明受“洛阳大哥”委派，继续秘密潜伏，先后跟随巩县兵工厂转移至长沙、重庆、海南岛，最后去了台湾高雄。1950年，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被捕，当年6月被秘密枪杀，同批人员中还有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等。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土肥原贤二接受审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经抽签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日本人吉川，也就是春风戏院杨老板，1937年12月在巩县经秘密审判后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朱福贵，他当时化了装混迹于难民之中，但最终还是被洪士荫认出。处决吉川前，他解答过一个问题，就是秘洞是如何发现的。他说，那个秘洞不是执行“鲽鱼计划”的巩县小组发现的，而是五年前一位日本考古学家发现的，他带走了洞内的经文，然后把地址告诉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鲽鱼计划”巩县小组为藏匿吕克特，提前十天挖穿了力士的眼珠，作为透气口。在走向刑场前，吉川问了一个问题，是谁发现了他们的秘密？答：“在瑞祥钟表眼镜店住过，后来在糊涂茶店动了核桃壳的人，名叫张一筱！”吉川说：“一位好同行！”话毕枪响。
我在官方档案里没有查到一个人，就是红樱桃，但我一直想知道她的下落。后来，我又去了两趟巩县，很多老人都知道这个女人，但没有人清楚她后来去了哪里，反正没在巩县再见到过她。第四次去巩县时，因为事务繁忙了，估计今后不再有机会来巩县，我又专门去了一趟石窟寺，尽管已经到过那里三次。这次，我见到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僧人，向他提出了红樱桃的疑问。
老僧人给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1937年11月那次石窟寺枪战后，每年逢出事的同一天晚上，大约十点，寺门口都有一位浑身黑衣的女人烧纸，烧就烧吧，还唱一段豫西调梆子戏《凤还巢》，唱完之后，又哭着念叨一首诗来。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还来，到了七十年代前几年，烧纸的女人扶着拐杖来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再也没有见过她，估计是不行了。
我问老人：“您记得这个女人念叨什么诗吗？”
老人答：“前面七八年，俺没有留意，她来的次数多了，俺也听得多了，倒记住啦！”
我说：“麻烦您老人家念念？”
老人清了一下嗓门，大声朗诵起来。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1996年—2010年三次赴德国科布伦茨、埃森、柏林采访
2005年—2013年四次赴河南巩义（原巩县）采访
2011年—2014年创作于扬州、洛阳。
责任编辑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