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立松/文
中央巡视团的到来，让春寒料峭的太行山，如春花盛开般温暖热闹起来。时年34岁的大龄剩男左权，那常常紧锁的川字眉，也在不经意间慢慢舒展。他的失神、甜蜜、惆怅，只因一个名字——刘志兰。
那天，随中央巡视团来太行山的刘志兰代表中央妇委讲话，那清亮激昂的声音、从容优雅的举止、俏皮灵动的神色，宛如一缕春风，吹皱了左权心底多年的平静。
刘志兰出生在北京，从小博览群书，不仅文采好，更写得一手好书法。“一二·九”运动期间，她是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活跃勇敢，很有见地。从北京到延安，再到太行，这一路走来，多少爱慕和追逐，都没能打动她的芳心。
左权的大名，刘志兰早就如雷贯耳了。这位被朱德赞为“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的八路军优秀高级将领，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因出色的才干和赫赫战功，曾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经历过长征的磨砺，南征北战，功勋卓著，34岁便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这样的男人，对她而言，多少有些传奇色彩。在太行山见到他，刘志兰的心仿佛被阳光照彻。
两厢情愿，却如同隔着一层窗户纸。
一天傍晚，刘志兰站在村边的老榆树下，望着西天的晚霞，遐思万千。刚巧，朱德总司令出来散步。她“啪”地行了一个军礼，清脆地喊：“首长好！”看着眼前这个清秀不失优雅的姑娘，朱总司令心念一动：这不就是自己为左权寻觅多时的女孩吗？
在朱德的推波助澜下，左权和刘志兰这对年龄相差10岁的有情人，从相识到相爱，短短两个月便喜结连理。1939年4月16日晚，山西潞城县北村的八路军总部机关驻地，主婚人彭德怀不无幽默地说：“小刘同志在抗日前线表现得很好，工作积极，吃苦耐劳，热情活泼，深受大家喜爱和领导的赞扬。特别是她在团结同志方面做得最突出，你们看，她把我们的左副参谋长都‘团结’过来了……”满屋笑声一片。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这是个多么难得的、有爱有暖的人间四月天啊。
婚后一年，刘志兰生下了女儿，左权闻讯后十分开心，但当时正忙于行军打仗，不能前去探望。那些日子，日寇五次三番扫荡，左权军务繁忙，无暇顾及妻女。刘志兰为躲避敌人的追击，不断转移。一次战斗间隙，左权终于和妻女见面了。左权高兴极了，刘志兰却一直紧绷着脸，好半天才冒出一句话：“你还来看我们干啥？”左权心里明白，这段时间，她在山沟里东躲西藏，吃不下，睡不安，独自带着孩子，还得担心他的安危，怨气在所难免。他发现土炕下面放着脏尿布，二话没说，捡起来就到河沟里去洗，然后又给孩子喂米汤。刘志兰看着丈夫笨拙的动作，暗暗好笑，气也就消了。
1940年秋天，日本侵略军调动大批兵力，对太行山区进行大扫荡，形势严峻。左权忙于筹划百团大战，让刘志兰带三个月大的女儿回了延安。写信，是夫妻二人唯一的倾诉途径。左权百忙中写信安慰妻子：“尽管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切就没问题了！”以为只是短暂的分别，不想，从此阴阳永隔。
分别21个月后，左权牺牲在山西辽县十字岭反扫荡的战斗中，年仅37岁。消息传到延安，刘志兰悲恸欲绝，含泪写下《为了永恒的记忆》：“结婚三年来，我们的感情是深厚的，体会到爱和被爱的幸福。我们是同志，是朋友，又是夫妇。你不愿因私人生活而妨碍工作，也不愿自己亲爱的人仅做一个柔顺的妻子，而希望她做党的有力的战士。你从不阻止我远去工作的热诚，且给予鼓励，以好好工作和学习共勉。”
左权牺牲后，刘志兰才知道丈夫曾被诬陷为“托派”，并“戴罪”战斗10余年，就在牺牲前的几个月，他还写信要求组织重新调查予以平反。她无法想象，那些年，丈夫心里经历着怎样的煎熬，她要为丈夫完成未了的心愿。经过她的努力，中央终于取消了对左权同志的“留党察看”处分。
许多年后，刘志兰年华老去，却仍然清晰地记得，太行山上那有爱有暖的人间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