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认识老牟，牟其中给我的印象，其实都是一些故事。
我了解的他和他给我讲的经营哲学，实际上也都是一些故事。他很少讲经营理念，他就讲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会给你很多基本智慧和对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识。
中国最早的MBA应该是牟其中所讲的这些故事，它们都是活教材。我在体改所的时候就经常听说老牟如何了得，有印象，但一直没见过。
1989年9月，我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见老牟，是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会客室里。军博大院里的一栋楼，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层共两层。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手里总拿个大茶缸，后来他也一直是这个形象。他把茶缸往破茶几上一放，开说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
1989年以后，我帮他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后来被《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
这为他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先设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视界”），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
他的文章纵横捭阖，很有气势。
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民营企业都爱编小报。
之后，我做了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介绍很多人过去。南德有2/3的部门经理就是那时引进的，万通最初的创始人里有四个人在南德干过。
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纯粹是一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
当时，我们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我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
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人，从头折腾起。于是我去了海南。
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极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
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在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
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不理我。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我就回来，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但我坚决不见。
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
我和老牟有两次奇迹邂逅。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
后来，他就出了状况。
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
我们商量了一下，做了几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
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这将违背我“活着不见面”的赌气誓言。
但时过境迁，心境不一样了。